石窟寺，在河畔山崖间开凿，始于魏晋，盛于隋唐。我国现存石窟寺有5986处。它们历经千年却鲜为人知，它们是文明、历史、信仰的见证。也许终有一天要消亡，但我们依然能延长它们的寿命。这个99公益日，腾讯新闻、时尚城市研究院联合推出《守护石窟寺》系列策划，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块守护这些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璀璨瑰宝。
本文由腾讯新闻、时尚城市研究院联合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1905年8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德国人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又译为勒寇克）在新疆哈密休整。勒柯克是第二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队长。该“考察队”由柏林民俗博物馆派出，经费由德国政府提供，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皇室赞助①。自上一年秋开始，勒柯克率领这支所谓的“考察队”，在吐鲁番各地掠夺了“一〇三箱文物，分别重一百到一六〇公斤。”②此时的勒柯克面临两个选择。柏林传来指示，要他动身前往喀什，与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队长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会合，并为一支队伍。但勒柯克很想带队去敦煌，他从一位商人口中得知， “在沙州附近一个叫莫高窟的地方，有一位和尚（注：其实是道士王圆箓）曾在一九〇〇年发现一处被墙堵住的藏经洞，里头有许多谁也读不懂的经文写本。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绘画与青铜雕塑。”①格伦威德尔是柏林民俗博物馆东方部的主任，在学术界成名已久，也是发起“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关键人物，第一次“考察队”便是在格伦威德尔的率领下进入新疆的。相比之下，勒柯克在学术圈还只是个没站稳脚跟的新人，他自青少年时代起随父亲在广州经商二十余年，直到1900年四十岁时，才进入柏林民俗博物馆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研究。若非格伦威德尔身体出了状况，勒柯克不可能成为第二次“考察队”的队长。如今，格伦威德尔重返一线，勒柯克当然得听从召唤前去汇合，并交出“考察队”的主导权。但敦煌的诱惑力也很大。如果商人的信息有误，自是长途跋涉一无所得；可如果商人的信息准确，那就意味着敦煌莫高窟里沉睡着一座巨大的历史文化宝藏。勒柯克反复计算日期与行程，从现在的驻地到莫高窟要十七天，来回要三十四天。即便日夜兼程将来回时间压缩至二十四天，加上在莫高窟待六天，往返也需要整整一个月。现在已是八月底，格伦威德尔抵达喀什的时间是十月十五，从驻地到喀什有1250英里。勒柯克不想得罪格伦威德尔，也不想错过敦煌，“我掷了一枚中国铜板，心想如果头像朝上我就去沙州。结果面额朝上，于是我备马动身前往喀什噶尔。”③勒柯克考察队拍摄的高昌“迦玛遗址”；引自其回忆录《新疆地理宝藏记》让勒柯克沮丧的是，格伦威德尔比预定日期晚了七个星期才抵达喀什。他很不满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格伦威德尔并没有在十月十五日，甚至没有在月底前出现……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沉闷，我们对平白丧失探访沙州千佛洞的机会一事，着实懊恼不已。” ④历史阴差阳错，让勒柯克失去了发现敦煌的机会，也让敦煌躲过了一场巨大劫难——勒柯克与他的助手巴图斯（T. Bartus）执着于切割掠夺各种壁画，如果他们进入了敦煌千佛洞，内中壁画将遭遇浩劫。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镇，北靠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与雀尔达格山，其间有渭干河蜿蜒流过。拜城县古属龟兹国，维吾尔语里，克孜尔是“红色”的意思。今人站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碑的位置向前方眺望，即可以见到赭红色的山体岩壁之上，石窟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气象壮观恢弘。勒柯克当年在喀什与格伦威德尔会合后，前往库车、拜城和焉耆等地“发掘”古龟兹国的石窟寺，克孜尔千佛洞就是之一。历史上，新疆是佛教东传的桥头堡。公元前后，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龟兹正是第一站。龟兹王室自上而下弘扬佛教，使龟兹成了西域佛教的重心，由《晋书·四夷传》中“龟兹国……中有佛塔庙千所”的记载，便可窥见其盛况。《大唐西域记》里也说，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都是小乘佛教的信仰者。龟兹城的“西门外路左右”树立着两尊大佛，“高九十余尺”——唐尺约合今天的29-31厘米之间，换算下来这两尊佛像大概有28米之高。玄奘法师还说，每年秋分前后，龟兹城内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无遮大会，上至王室，下至普通百姓，节日期间皆脱帽换衣赤脚持花出门，去迎接那以珍宝锦缎装饰的佛像。⑤正是在这样一种崇佛的社会氛围下，龟兹国才诞生了沟通印度、西域与中原佛教的高僧鸠摩罗什（343-413），也诞生了克孜尔千佛洞——今人如果去克孜尔千佛洞参观，会发现广场上树立着一尊正在沉思的鸠摩罗什雕像。鸠摩罗什是否来过千佛洞已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千佛洞的成型年代相当漫长，最早者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鸠摩罗什是有机会履足此地的。之后石窟不断增加，至公元九世纪前后才基本停建。可以说基本见证了佛教在古龟兹国的繁盛与衰落。与云冈石窟这类由中原皇室主持开凿的礼佛场所不同，克孜尔石窟主要由民间普通信众支持开凿。古龟兹国当年流行小乘佛教，主张出家修行，有石窟禅观之法。为了给僧众提供远离尘世的修行场所，信众们常出资雇请工匠开凿石窟、制作佛像、绘制壁画。古龟兹国留下许多远离城市与村镇的石窟寺院，原因便在于此。这当中，克孜尔千佛洞又是其中规模最盛者，不仅石窟的数量多，有些洞窟的体量也大，高度与深度可达十余米。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克孜尔千佛洞东侧；引自勒柯克回忆录《新疆地理宝藏记》总体而言，因石窟的开凿主要是为满足僧人的修行与生活需要，故“凿建之初并不铺张炫耀”⑥。除用于礼佛的支提窟（Chaitya）外，还有供僧尼静修的禅定窟、供讲学用的讲堂窟、供起居用的僧房窟、供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及放食物用具的储藏窟，可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宗教生活建筑体系。其中，最早开凿的洞窟位于崖面最好的位置，光照充足易于出入。后因聚集至此的僧人越来越多，须开凿更多的石窟，只好将那些位置不佳的崖面也利用起来，有些石窟的光照有限，有些须在山崖上另凿梯道才能上下出入。使用过程中，有些洞窟还发生过明显的功能变更，比如原本是生活区，后来增加了佛像与壁画，改成了修行区。如果是皇室开凿千佛洞，那往往会追求整齐划一的仪式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正是克孜尔千佛洞最重要的特点。它既是修行之地，也是生活之所。它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所以，勒柯克当年抵达此地时，先是在供养佛像的支提窟里见到了大量精美的佛教壁画，如开凿最早的38号窟里（编号系后世命名）绘有涅槃像，佛陀侧卧于床榻之上，周围皆是前来礼敬他的各国君王；17号窟里则绘有佛本生故事，说的是一众商人赶路，因天黑迷失了路径，佛陀将白毡捆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沾满酥油，将之点燃后高高举起，为众人照亮前路。勒柯克赞叹说，“里面的壁画引人入胜，而且艺术性又臻于尽善尽美……雕塑和绘画都是印度波斯式的，遵循着晚期古典艺术的法则。”然后，勒柯克又在荒废已久的储藏窟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活气息，“在仓库里有洋葱、胡萝卜的种子，以及葡萄干、小米和一种呈深蓝色的豆子。”这是皇家石窟无法提供的细节。但勒柯克的出现，对克孜尔千佛洞而言却是一场巨大的劫难。自踏入石窟之日起，勒柯克与他的助手巴图斯便疯狂地割取壁画。“壁画只有很薄的一层……我们必须以锉刀和铁锤先敲破软岩层，再将它锯下来。”勒柯克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切割、装箱、运输壁画的全部操作流程，以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技术要点，还讲述了自己在割取壁画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危险。负责切割壁画的巴图斯与考察队雇佣的工人站在克孜尔石窟上；引自勒柯克回忆录《新疆地理宝藏记》克孜尔千佛洞所在山体主要由砾岩构成，这是一种常见的沉积岩，通常由自母岩破碎下来的颗粒直径大于两毫米的碎屑，经搬运、沉积、压实、胶结形成。这种岩石的优点是硬度不高，易于开凿石窟；缺点是结构松散，容易发生坍塌。所以当年的开凿者想出来一种补救办法，就是在洞的中央留下一根柱子不凿断，以起到支撑作用。这种有中心柱的石窟，一般认为是由印度的支提窟演变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来源于中原汉魏十六国时期修造砖室墓的经验⑧。这种石窟会被区分出前室、主室与后室三个部分，巨大的中心柱即主室与后室的分界。中心柱上还会凿出佛龛放置佛像，以便信徒进到洞窟后，以绕柱行走一周的方式来礼佛。勒柯克在克孜尔千佛洞遭遇的危险，主要是石窟坍塌和地震落石。他说，“有次当我们正在石窟中清理沙石堆时，突然间，沙石如雪崩般瓦解，把我们的一位雇工压成重伤”；“正当我们各自在石窟中忙碌时，我突然听到轰然巨响如雷声大作，抬头一看，大量落石就从我工作的石窟门前翻滚而下……我们全都已经奔窜到山下的平地上了，巨大的落石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我们擦身而过……就在这个时刻，天摇地动……我们这时才明白是地震。” 这些危险没有打消勒柯克割取掠夺壁画的卑鄙欲望，如果不是格伦威德尔坚决反对，勒柯克甚至想要尝试将石窟的整个圆顶都切割下来，运回柏林再重新组合。克孜尔石窟结构图；引自（美）韩森著《丝绸之路新史》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这次“考察”持续至1907年4月，共掠夺走了文物138箱，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克孜尔千佛洞。不久，德国又派出了由勒柯克率领的第四次“考察队”，主要目标仍是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直到1914年才因德俄两国宣战撤离。他们从克孜尔的36个石窟中，共切割走了近300块壁画，约占到了总割取数的一半——有统计称，德国历次考察队在新疆地区共割走佛教石窟壁画620副之多。这些壁画大部分收藏在柏林民俗博物馆与柏林印度博物馆，其中半数毁于二战炮火。⑨幸存下来的那些精美壁画，为今天的克孜尔千佛洞赢得了“第二个敦煌”的美誉，但要是没有勒柯克等人无耻的掠夺，没有勒柯克等人带来的劫难，克孜尔千佛洞的光芒本该更为璀璨。①（德）勒寇克著、陈海涛译：《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②（德）勒寇克著、刘建台译：《新疆地理宝藏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⑥何恩之、魏正中著，王倩译：《龟兹寻幽 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⑦（德）勒寇克著、刘建台译：《新疆地理宝藏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⑧何志国：《克孜尔石窟“中心柱”及源流献疑》，《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⑨沈福伟：《中国与欧洲文明》，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2-403页。撰文 | 谌旭彬，知名历史学者，著有《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