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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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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民进城买房却不愿意落户?

文 |贺雪峰

摘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告别农村、走进城市并拥有城镇户口,曾是很多农村人的向往。所以,寒门学子卯足了劲要到城里去,农民工群体也日益扩大。进城买房也是大热一时。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民工购房的优惠政策,只要同意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购房的农民工就会获得相应的补贴。也就是说,农民可以更加实惠的购买到城里的房子。可是,很多农民工却对这个政策不感冒,宁愿放弃买房补贴,也要保住农村户口。这种现象的成因和未来影响,都非常值得玩味。

前些年被视为“金饽饽”的城镇户口,现在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农民工为什么没有转为城市户籍的积极性呢?



01

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

不过,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以国家计划为基础,通过户籍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部门都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持批判态度,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不公平,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媒体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更是充满敌意。

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依户籍的差异,作了不同的福利安排。城市户籍越来越多地附着上了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粮油等等福利,相对于农村户籍,城市户籍的福利含金量要大得多。由此出现了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之间的不平等。国家还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自由迁徙。

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城市对农民和农村的剥削性结构,是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


02 

城市户籍上附着的福利越来越少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之前以严格户籍管理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民开始进入工业领域,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20世纪80年代,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已是普遍现象,农民流动不再受到户籍限制,虽然文件上还讲农民进城是“盲流”——即盲目流动,但也不采取行政限制。

到20世纪90年沿海出口导向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加入了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农民工就成了“中国制造”的绝对主力。农民进城基本上不再有任何制度上的限制。

同时,之前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逐步剥离。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前城市户籍的就业福利逐步取消了。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户籍所具有的分配住房的福利随着房改而逐步剥离。同一时期,取消商品粮,之前附着在户籍上的粮油福利取消,国企改革,国企为职工提供的各种单位福利不再存在。

目前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还有教育、医疗、养老和低保等,但这些福利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典型如养老保障,关键是个人所缴养老保险金。城市低保则是对缺少稳定就业与收入的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而不能算附着在城市户籍的福利。即使教育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与城乡户籍脱钩。

由此看来,城市户籍上附着的福利越来越少,进城农村户籍人口基本上感受不到非城市户籍的不便。这也是为什么80%的农民即使不要求退出承包地也不愿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原因。



03 

 农村户籍上附着的重要福利

 

反过来,当前农村户籍上附着有几项十分重要的福利。

一是耕地承包权;

二是宅基地;

三是有自建的住房。

这些福利尤其表现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的巨大利益。

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户籍含金量早已远远超过了城市户籍。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中,对农民不利的制度基本上已经取消,相反,农村户籍本身对农民所具有的保护意义正开始起作用。

将过去剥削性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成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当下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方面。


04 

农民有了退路,国家才有退路

 

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前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再有了。还是有的,主要有二:

一是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对户籍管理和人口迁入还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这种户籍管理对教育影响尤其大。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限制人口迁入,一个原因是这些城市人口规模已经太大,城市环境承载力有限,采取一定限制措施有好处。省会以下城市则基本上都已经放开了户籍管理,只要有经济能力,农民想迁入是比较容易的。

二是当前制度安排对城市资本和城市人口下乡也有一定限制。

总体来讲,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允许农村土地买卖,也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购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从而使进城农民无论是否可以体面地在城市安居,他们都还可以返回家乡。

这样一来,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变成了一个保护农民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

由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到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悄然之间发生的惊人的创造性转换。

正是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几乎所有进城农民都仍然有自己的家乡,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住房。


一方面,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都有很强烈的进城愿望,他们希望自己进城务工经商,可以体面地在城市安居,过上城市中产阶级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良好的愿望变成现实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每一步失败都可能是自己融入城市梦的失败。

不能在城市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日子还是要过。他们因此为自己进城失败留下返乡的退路。

他们有了退路,国家也有退路。

或者说,他们有了退路,国家才有退路

来源:

部分摘选自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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