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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官员财产公开人民言论自由、是党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需要

陈中华:官员财产公开人民言论自由、是党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需要



财产公开是反腐的有效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公开程度高、透明度好的国家有更加稳定的政治局面。目前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心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勇气。官员财产公开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及许多当权者的切身利益,用自己的权力监督自己很难下定决心。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被国际认可的“金点子”。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凡是政治开放的时期、政治清明的国家,官员的私人空间相比与普通百姓来说都要得到压缩,甚至官员的家人信息也要相应的公开,被公众监督。


现阶段,我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还不能完全满足财产公开的要求。许多官员的财产、家庭投资、子女就业就学等应该申报的内容都是内部报告,只向组织报告,而并没有公之于众。少数官员可能依然存在少报、瞒报等问题,人民群众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过去的贪腐案件来看,财产公示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全的作用,人民群众对继续完善财产申报制度仍有很高的呼声。


让官员成为“透明人”,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官员定期将财产“亮亮相”、“透透气”,在阳关下“杀杀菌”、“消消毒”,既可以使百姓“放心”,也可以使贪官“收心”。


财产公示的事例自古有之,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官员自愿的加入到财产公示的队伍之中。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同人民的立场一致,积极支持并身体力行去公示。但是,不有不少贪污腐化的“硕鼠”反对财产公开。


因此,财产公开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成立一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革除各种不当利益的机构,才能保障财产公示改革真正取得成功。这一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的权力就是人民之监督权。但是,人民之监督权必须要有言论的自由才能有保障。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


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


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


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


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


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分析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背离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汲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的公开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党国才能长治久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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