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化程度越来越高！

把简单问题搞复杂是基层形式主义的根源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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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行一张图，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基层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简单问题复杂化。

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做的10以内的加减法，非要搞得演算过程无比复杂，增加各种计算方式，成功地提高到了高中数学级别。只不过，结果还是那个结果。

现实之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如：

01、一个基层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做法，非要不断包装，不断解读，吹得天花乱坠，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恨不得有个理论出来。

搞得现在政策界新名词不断，新经验层出不穷。

有些基层治理领域的创新名词，连我这个专门研究者都看不懂，语言腐败实在是严重。

但仔细一看，就是新瓶装旧酒。

02、一个工作，各个部门都要下来指导一下，非要刷存在感。某个地方承办某个重要赛事，所有部门都要下来“指导”，连妇联都要下来组织一个活动。

搞得属地党委政府接待压力实在是大，只能商量，能不能不要陪同，基层领导都不够用了。

指导来指导去，其实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只是要走个过场，徒增存在感而已。

03、一个项目，不同部门反复督促检查，反复监督。一个人干活，九个人监督，这在基层并不是笑话，而是事实。

关键是，不同部门说法还不一样，政策经常打架。

人居环境治理，管水，管厕所和管路的，分属不同部门，工程进度和要求不一样。

基层只能反反复复，不仅浪费资金，还浪费人力物力，耗费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每个部门都弄一个App，基础信息都一样，但就得反复填。不仅跨部门的信息系统很难统合，就是一个部门内的几个系统，也统合不起来。

一个城管系统，有市长热线，有网格化管理平台，还有其它系统，搞得基层中队得专门派几个人盯着。

05、但凡是个示范，是个典型，当地就得安排专职接待人员，人来人往，不甚其扰。

尤其是大兴调查研究中，各个课题组都想来调查，都想来挖掘经验做法。

有些示范只停留在文字上，材料上，根本就没实施，但没办法，上上下下都配合，一个虚的理念，非要说成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下面就得不断地做形式、做材料，证明经验是真的。

调查了很多，但尽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上上下下对问题的认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帮助，难说。

06、在基层，绝大多数事务都是简单事务，用最简单的人最粗陋的方法处理就行了。

但非要引进各种看似现代的技术和制度，网格化、专职化、技术化等等，搞得无比复杂。

本来有简单实用的制度，非要另搞一套，新旧制度还相互打架，相互耗损。

某地是一个普通农村，人口不多，村务简单，几个村干部也够应付。但自从引入网格化平台以后，事情就无比复杂，为了让网格化平台活跃起来，村干部整天琢磨怎么完成上级考核，无事找事。

电线杆上有一个小广告，按以前的方式，谁看到谁直接撕下来扔垃圾箱就完了，一分钟的事。但现在，村干部看到了，先拍照上传网格系统，然后网格指挥中心分配给某保洁员，保洁员先拍照，再清洁，再拍照。

一分钟可以处理的小事，硬是花了半个小时处理。

村内有个临时工程，在路边堆了砂石料，有点影响车辆通行。路人经过，本来忍受一下，开车小心一点就完了，或者让施工队把堆料转移一点就完了。但村干部觉得是个难得的显示网格化管理威力的机会，非要把堆料转移走，又是一顿拍照、留痕。

村民自治，其实就村务管理而言，事情还是那个事情，干部也还是那个干部，过去村干部都是不脱产，待遇也很低，治理水平也差不了哪里去。

但现如今，全国各地的村庄，村干部几乎都全脱产，完了还增加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协理员等等，村里还得临时聘用各种人员，搞得村级组织叠床架屋，官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治理的效果却很难说提高了。

基层治理具有模糊性、即时性，因此也要求基层组织要有自主性，基层干部得有自由裁量权。与之相应的，在治理体系上设计上，就应该是简约、高效的。

过去我们形成的“乡政村治”的体制，仍然是合乎实际的。乡镇政府的运作，主要靠具体机制，怎么统合有限的资源和人员，集中力量办大事，让乡镇党委去因地制宜处理就好。

村级组织的运作，基本原则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这其中，党组织领导是核心，但具体治理方式上，自治是基础。

最怕的是，村级组织也搞得和行政机关一样，村干部真把自己当干部，事事讲规矩、时时谨小慎微，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当前的基层治理要从“现代化”的想象中走出来，要返璞归真，回归基层实际，只有节俭、高效的治理，才是现代的治理。

多年以来，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的，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十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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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原版无删节）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建议收藏，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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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世界人文历史公号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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