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草甘膦致癌?孟山都判赔千名致癌者100亿美元幕后
撰文/朱毅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核心提要
6月24日,拜耳制药公司宣布为其收购的孟山都支付超100亿美元,以解决关于其除草剂致癌的诉讼 草甘膦是否致癌,各大机构还在“不大可能”和“很可能”的层面徘徊,目前还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但即使草甘膦不能一锤定音致癌,如果增加致癌风险,也可以算做癌症病因 全世界80%左右的转基因作物是为抗草甘膦设计的,没有转基因作物,草甘膦作用有限;因农民心理依赖的惰性,导致转基因作物中草甘膦残留量不断增加,多国政府一再提高残留限量标准 我国作为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和出口国,资源被廉价地输出,获利甚少;草甘膦生产后的母液可能会被违规处理、副产品曾被包装为食用盐等,让中国付出了生态的代价;即使不比美国,我国也会有大量民众尿液中能被检测出草甘膦 在更好的替代物出现之前,农业可能会惯性维持对草甘膦的依赖;中国为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最大的食用、饲用消耗国,但并没有制定进口草甘膦残留标准;可参照欧盟标准,以及日本进口标准,尽快出台草甘膦残留的严苛标准
孟山都输了官司,为啥拜耳要赔钱和上诉
2018年8月10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法院受理了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学校园丁的诉讼,对孟山都草甘膦产品致癌提起诉讼,法院认为约翰逊诉求有理有据,判处刚买下孟山都的拜耳公司,给予约翰逊合计2.89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原告很开心,但为新娘输官司的新郎官拜耳公司很伤心,不服气要上诉。
2018年10月22日,美国加州高等法院的苏珊娜·博拉诺斯法官裁定,支持陪审团8月诉讼的裁决,但依照加州法律,8月判决的天价赔偿金额超过惩罚性赔偿上限,法官慈悲为怀,将赔偿金下调为7800万美元。园丁约翰逊表示接受判决,希望在死之前能拿到这一赔偿。
2018年11月8日,拜耳首席执行官宣称会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是否将上诉进行到底,如果辩护费用高于和解费用,可考虑和解,但还是明确表态,要用一切手段为孟山都的草甘膦诉讼辩护。
2018年11月20日,思前想后的拜耳,还是拿出最擅长的拖延战术,开始了继续上诉之路,要求扩大陪审员遴选范围,并质疑陪审团对案件信息的媒体报道选择性太强,预计法官会在12月回应拜耳的要求,当然,原告约翰逊园丁不得不为再次开庭继续准备。
2014年,也就是和草甘膦除草剂密切接触的两年后,约翰逊拿到了非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瘤诊断书(与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罗京患的淋巴癌相同),他当即打电话给孟山都负责消费者投诉和安全的部门主管戈尔茨坦,询问草甘膦是否有致癌风险。尽管戈尔茨坦当时已经知道有学者质疑草甘膦和癌症之间的关联性,但因为权威机构的共识不认为草甘膦会致癌,所以这位主管没有回复约翰逊,更没提醒约翰逊避开草甘膦暴露。打完电话的约翰逊放下心来,继续用草甘膦除草,不幸的是病情越来越重。
今年46岁的约翰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今他已病入膏肓,全身皮肤溃烂,就靠妻子打两份零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养家糊口。
陪审团最终认定拜耳要赔钱,不是对草甘膦致癌的科学判定,而是认定孟山都的草甘膦使用说明书上没有注明要穿防护服,也没有警示致癌风险。
约翰逊只是打响了草甘膦致癌诉讼第一枪,截至10月30日,在美国已有9300名原告,因孟山都未发出除草剂有致癌风险的警告提出诉讼。显而易见,如果这么多案件都胜诉了,拜耳会被孟山都的官司包袱拖到破产的边缘。所以,拜耳坚持抗辩、继续上诉的决策,这是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战术上是正确的。大概率来说,余日不多的约翰逊,活不到拿到赔偿的那一天了。
草甘膦占全球农药总用量的15%左右,是全球产量最大的农药原药, 已连续多年占据世界农药销售额的首位。
在农药界一枝独秀的草甘膦,人红是非多,一桩接一桩,都和癌相关。
1985年,美国环保署将草甘膦分类为C类化学物质,就是可能致癌的级别。
1991年,美国环保署将草甘膦分类为E类,就是“无人体致癌性”,但是当时有两位参与评估的科学家在自己姓名旁注明“不同意”。
1996年,孟山都在纽约州输了一场涉嫌虚假宣传的官司,“草甘膦比食盐还安全”和“几乎无毒”这两句宣传语,被检察官揪住不放,结果是孟山都在纽约州停止了投放“无毒”广告,但仅是个案判决,对美国其他州没有约束力。
2013年,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在进行毒理学回顾后声称,草甘膦及其辅剂或许有致癌风险。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召集了11个国家的17位科学家,对所有可以公开获得的关于草甘膦的信息进行了一项系统性审查,最终将草甘膦归为2A类,即“人类可能致癌物”。
2015年11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宣称,草甘膦不太可能构成对人类致癌的威胁。
2015年12月,美国越战英雄、农夫麦考尔罹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去世了。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爱健身、没癌症家族史,但他没防护地使用草甘膦除草剂30余年,陪伴他喷洒除草剂的狗,也死于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他的遗孀对孟山都提起了“过失致人死亡”的诉讼。
2016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联合报告,草甘膦不太可能通过食用途径对人类造成致癌风险,这看上去是世卫组织在自我否定,但世卫组织说是平行表述,IARC解释说并不矛盾,因为这个报告强调了暴露途径,以及附加了规范使用的前提。
2017年12月,美国环保署发布报告,宣称现有数据还不能表明草甘膦会增加患癌风险。
2018年3月,旧金山地区法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科学周”听证会,邀请癌症研究专家对簿公堂,辩题就是草甘膦是否致癌。当然,法院不是弄科学辩论会,选出一个最佳辩手,而是通过大辩论,法官决定代表原告和被告双方的科学家是否有资格在约翰逊一案正式审理中做证人。双方都派出了豪华的专家团队。
顺着时间线细细缕了一遍,草甘膦是否致癌还在“不大可能”和“很可能”的层面打转转。目前还没有板上钉钉的人类证据,证明草甘膦是因,癌症是果。
草甘膦致癌说之所以深入人心,一来使用量很大,二来因其和转基因联姻,算是给反对转基因的人士递过去一把刀,自此可以理直气壮说转基因农作物致癌了。因此,支持转基因的人一边忙着给草甘膦平反,一边忙着撇清草甘膦和转基因唇齿相依的关系。
理性来说,没有转基因作物,无差别除草的草甘膦一样有使用空间,但仅限于出苗之前使用,庄稼长出来再用,庄稼也死了,但抗草甘膦转基因苗长出来了,照样可以用,草死了,庄稼不会死。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ISAAA)2015年发布的报告,全世界80%左右的转基因作物就是为抗草甘膦设计的,如果没有量身打造的转基因作物,草甘膦用量很有限。而且,美国人尿液中草甘膦含量增加,就从转基因开始种植的1994年开始。
孟山都公司左手卖矛——草甘膦,右手卖盾——抗草甘膦转基因农作物种子,挣得盆满钵满。但草甘膦和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一一对应,毋庸讳言,加大了农民心理依赖的惰性,从而一而再地增大草甘膦用量,忽视了除草的综合治理手段,从而导致超级杂草和转基因作物中草甘膦残留量不断增加,以至于多国政府不得不将残留限量标准一再提高。所以,草甘膦的致癌可能性就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欧洲人民对草甘膦的仇恨,不仅是本乡本土的,还是胸怀五洲风云的,从这封信里已经可见一斑。他们说啥,我们当然不必理会,也无须理会,因为欧洲也没有先从自己做起,把草甘膦拒之门外。
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自家草甘膦的经,真是不好念。
不法分子把草甘膦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氯化钠披上食用盐的包装,堂而皇之走上餐桌,这种“盐”中的草甘膦残留量很高。
目前甘氨酸法草甘膦的生产占到国内总产量的70%以上,行业每年所产生废渣盐约为90万吨,如果都卖去做工业用盐是赚不了几个钱的,大胆假设一下,不法商贩还在偷偷把其变成食用盐赚大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吃食盐都能成草甘膦的一个摄入路径,这绝对是我们的创新。
杭州市民应该都能记得,2013年5月,家中自来水出现异味,有说像氨气的,有说像松香水的,还有说像工厂味的。专家们赶紧出来辟谣,109项指标检测出来都是合格的。但杭州环保部门很负责,安抚好百姓后不是万事大吉,经数月侦查,终于锁定涉案企业——新安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最后判处罚金人民币六千三百万元,原厂长有期徒刑九年。这是“两高”发布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后的全国首例环保案件,全国排污直接入罪第一案。
想来浙江对新安股份这烫手山芋是恨的,特别担心其又飞污染幺蛾子时,索性关停一段时间草甘膦生产。
新安股份位列中国制造业500强、全球农化销售20强,连续多年进入“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之列,国内有关草甘膦三废处理专利有18 项。但,就这样的龙头企业,都还屡屡涉及环保案件,其他企业可想而知。
主要原因就是:每生产1吨草甘膦原药,就会产生4吨多高浓度、高盐量、高毒性、难处理的母液废水,要花费5000~10000元的环保费用。国内不少草甘膦企业有压力,但无动力,也没实力,为了逃避昂贵的处理成本,违规将母液当作废水处理。
新安股份的草甘膦原粉产量是世界第二,美国孟山都当仁不让是草甘膦生产的老大。孟山都采用IDA法生产,新安股份采用甘氨酸法,成本比IDA法低,但环保压力大。
不过,咱们中国草甘膦又便宜又多,弄点处理不了的母液兑点水就能当草甘膦产品卖钱了。说个新闻吧,2018年11月19日,福建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4个批次福鼎白茶草甘膦超标。
再说个旧闻,人工养殖的海参,居然也有草甘膦残留,因为聪明的养殖户用草甘膦去除养殖水域的海草海藻。
93%美国民众的尿液中都发现了草甘膦,比欧洲覆盖面广、残留量高。我们国家呢?估计介于二者之间,靠美国更近,毕竟生产大国,污染严重,毕竟转基因大豆违规直接做成豆腐、磨成豆浆的事情天天都在上演。
但是,美国草甘膦赚了大钱,我国作为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和出口国,并没有赚到钱。
草甘膦一共有13家上市公司,其中7家在上证交易所交易,另外6家在深交所,生产草甘膦绝大部分出口到阿根廷、美国、巴西、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和泰国。看似很风光,其实基本处于产业链最底部,牺牲环境换来成本优势,还不得不忍痛做赔本赚吆喝的代加工。2016年,中国草甘膦出口量达到历史新高,但价格持续下滑,出口额下滑到8.14亿美元,最好的2014年,也就12.5亿美元。
目前排名一二的新安股份和江山股份,尽管环保设备齐全,都拿到了排污许可证,但采用的都还是工艺落后的甘氨酸法制备草甘膦。总体而言,资源被廉价地输出,污染却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看似赚的那点外汇,生态成本没算进去,草甘膦生产过程中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一点都没算,职业暴露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更是没有考虑。
随着草甘膦用得越来越多,抗草甘膦的杂草也越来越多,孟山都十几年前就未雨绸缪,一边研发抗其他除草剂的转基因种子,一边关停国内生产线,让位中国,我们成为最大原药代工者。这次被草甘膦致癌诉讼弄得元气大伤,痛定思痛,更可能快速缩小对草甘膦的利润依赖。
孟山都在欧洲卖一款也叫做“农达”的除草剂,突出标识:“不含草甘膦”(“ohne Glyphosat”德语),主要成分是醋。
如此看来,主要依赖出口来消化产能的我国草甘膦,更是要看准风向,早作打算。有力挺转基因的建议,中国拿出一些荒地来种转基因,草甘膦就自产自销了,这就是不懂国情说的蠢话,中国农业的优势是劳动力优势,要发展立体生态循环的精细化农业,学地广人稀的美国搞规模化农业是没有出路的,抗草甘膦转基因救不了中国农业。我们买的转基因大豆主要做饲料了,为啥不直接买肉呢?
IARC专注于草甘膦致癌风险,其他机构会考虑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在更好的替代物出现之前,只会是惯性维持。
草甘膦致癌说传播开来,含有草甘膦成分的家庭用除草剂市场必定萎缩,但农业用草甘膦的大规模缩减,还是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拜耳带着孟山都开发出新的替代转基因农作物,目前看还没有完全抛弃草甘膦,转基因新品种是抗好几种除草剂的;
第二种是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方——中国,用钞票引导生产,指名道姓要买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帮助北美、拉丁美洲的种植者学会和杂草一定程度的和平相处。在“made for China”的时代,人民币有塑造世界的能力,有引领时代的魄力。
除了致癌风险之外,再说一点草甘膦的坏话,产的、卖的、用的、吃的、看的,都悠着点。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发现,草甘膦可能对蜜蜂造成了伤害,这可能是世界部分地区蜜蜂数量大幅下降的一个潜在原因。其实科研人员早就发现,农场动物肾脏中高浓度的草甘膦对肝肾的损害。另外,低剂量草甘膦暴露会损害母鼠生殖能力,导致第二代所产后代发育障碍、出现畸形,因此生殖安全暴露指标可能需要调整。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种植区域中心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由于大量喷洒草甘膦,该地区人口生殖缺陷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还有,科学家用低剂量草甘膦进行两年期的大鼠喂养实验,发现可引发非酒精性脂肪肝。就在今年10月25日,为印度供应一半粮食的旁遮普省,宣布禁止草甘膦销售。印度此番对草甘膦痛下杀手,据说主要出于民众健康考虑。
2A类致癌物,动物证据充分,人类证据不充分。通常能找到蛛丝马迹,但不会是一目了然,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草甘膦这一类危险因素,尽管在个体癌症病因分析中的证据弱,但由于人群暴露水平上的数量大、影响大,公共卫生意义其实很大,流行病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弱效应因子。比如牛羊肉列为2A类致癌物了,居民膳食指南会相应减少红肉推荐比例。
尤其要呼吁的一点,我们是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最大的食用、饲用消耗国,但并没有制定进口草甘膦残留标准,或许我们吃下去的草甘膦总量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建议参照欧盟标准,以及日本进口标准,尽快出台草甘膦残留标准,严苛的标准,算是和国际粮商博弈的贸易壁垒。
瞧,人家都替我们想了,我们出钱买东西的,是要有主人翁姿态,赶紧给人吃的、猪吃的大豆、玉米、大麦们的草甘膦残留定个标准,至少算是表明一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