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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提出的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相关政策,半数未实践

柳叶刀 柳叶刀TheLancet 2020-01-10

《柳叶刀-全球健康》近日发表一篇文章,首次分析了2015-2017年间,全球151个国家对执行WHO提出的18项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相关政策的情况。研究发现,政策执行情况呈缓慢好转趋势,但平均而言,仍有半数以上的政策仅得到认可而未被执行。

  •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提出18项预防非传染性疾病(NCD)的政策。2017年,各国平均政策执行率低于50%,且改善进程缓慢。

  • 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死亡人数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73%。

  • 除针对饮酒及锻炼的政策外,全部18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均有提升。

  • 对政策执行数量进行评分后,伊朗和哥斯达黎加在2017年排名全球首位,美国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英国与挪威并列第二,而海地和南苏丹排在最后。


《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最新发表文章,首次分析了各国执行WHO提出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相关政策的情况。基于151个国家数据,该研究发现政策执行情况呈缓慢好转趋势,但平均而言,仍有半数以上的政策仅得到认可而未被执行。本研究首次分析了2015-2017年间,全球151个国家在实施这18项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
 
2015年,193个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减少三分之一因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并将该承诺确立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WHO成员国确立了一系列干预措施,旨在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四大危险因素: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运动。2018年,WHO设立的非传染性疾病独立高级别委员会呼吁各国领导人开展积极的干预措施,预防并治疗非传染性疾病,提升国民身心健康。柳叶刀也作为合作伙伴之一参与其中。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Dr Luke Allen谈道:“WHO提供了政策指南,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引起过早死亡的挑战,而我们的研究在于分析各国是否很好地执行了WHO提出的政策。如果没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1]

该研究的作者基于WHO在2015年和2017年发布的进度报告,分析了151个国家对这18项非传染性疾病政策的执行程度。为了给各国的政策执行情况打分,作者制定了如下评分细则:完整执行一项政策打1分,部分执行打0.5分,没有执行或没有数据打0分,之后换算成百分比。最后,作者根据百分比对各国进行排名。
 


这项研究发现,整体上来说,各国政策执行的平均百分比从2015年的42%提高到2017年的49%,却仍在50%以下。两年内,共有109个国家执行了更多的非传染性疾病政策,但也有32个国家的执行情况变差。2017年,南苏丹和海地的政策执行率仅有5%,而哥斯达黎加和伊朗的政策执行率接近87%,并列第一。

平均看来,18项政策中有14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有所改善。其中,执行情况最好的政策有临床指南介绍、在烟草包装上增加图片警示以及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调查,执行情况最差的政策包括提供心血管药物治疗以及如烟草税、大众媒体对烟草的广告宣传禁令、酒类广告禁令等与市场相关的政策。此外,许多国家对如下两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变差:(1)通过大众媒体宣传体育锻炼(各国政策执行的平均百分比从61%下降到54%);(2)限制酒类销售和推广(酒类广告禁令的执行率从43%下降到33%,两年内下降10%)。

研究人员分析了政策执行程度与政治、地理、经济以及死亡率等7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如每个国家的民主指数、世界银行收入组和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风险等。结果显示,中左翼民主国家执行的政策更多。作者指出,从理论上讲,民主国家更关注民生,尽管他们不太可能采取限制行业利润的措施。例如,美国在执行与市场相关的政策方面表现不佳,整体政策执行率在151个国家中排名第50位。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策执行得分排在前20名,而低收入国家的得分普遍最低。例如,排名最后的20个国家中有17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表现与这一趋势相反。例如,伊朗和哥斯达黎加这两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政策执行得分最高,而摩尔多瓦的得分排在第5位,尽管其国民总收入在151个国家中排名第130位。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Beatrice Yeung称:“尽管财政资源会影响政策执行情况,但执行非传染性疾病政策并不一定需要很多预算,比如像税收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可以创收,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填上一笔收入,而不会增加财政负担”。[1]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该研究的局限性。首先,尽管有些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防治非传染性疾病,但该研究在计算得分时给所有政策赋予了同等权重。其次,该研究分析了各国在政策执行率上的巨大差异,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但这只能说明相关性,不能检验因果关系。END

NOTES TO EDITORS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a Rhodes scholarship, 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 Quote direct from author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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