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D 2019 | 不断增加的慢性病与公共卫生的失败刺激了COVID-19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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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The Lancet）今日发表2019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特别专刊。识别文中二维码阅读相应文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柳叶刀GBD资源中心。

在GBD2019中，中国相关的重要数据如下：

• 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群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从68.1岁增加到2019年的77.6岁。中国人群的健康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2019年新出生人群的预期健康寿命比30年前出生人群的预期健康寿命多8年。
  

• 自1990年以来，由非传染性疾病因素造成的中国人群的健康损失增加40%以上，2019年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和不良健康达到85%。

• 过去30年中，致使中国健康损失增加的最大的疾病是缺血性心脏病、中风、肺癌、糖尿病以及年龄相关疾病和其他听力损失。在东亚，2019年健康损失的主要风险因素是烟草使用。高血压、不健康膳食和空气污染各占2019年中国疾病负担的10-15%。

• 2019年，中国五大死亡风险因素分别是吸烟（约270万人死亡）、高血压（260万人死亡）、不健康膳食（202万人死亡）、空气污染（185万人死亡）和高血糖（107万人死亡）。

• 最全面的全球研究：对204个国家与地区的286种死因、369种疾病和伤害，以及87个危险因素的分析，揭示了世界人口在应对COVID-19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程度。
  

• 全球慢性病的危机以及全球公共卫生未能遏制高度可预防的风险因素的增加，致使全球人口易受到类似COVID-19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影响。

• 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慢性病、社会不平等以及COVID-19同时存在的综合并发情况（the global syndemic），以确保卫生系统更健全、人民更健康，使各国更有能力应对未来流行病的威胁。

•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最高需求地区的路线图，包含了关于特定国家的危险因素和慢性疾病负担的数据。

COVID-19 与持续的全球慢性病及相关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症、高血糖以及室外空气污染）的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过去 30 年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风暴，刺激了COVID-19 的发展。

《柳叶刀》（The Lancet）今日发表2019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1] 。最新的研究发现为各国在应对COVID-19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提供了新的洞见，并阐明了预防大流行进一步威胁的挑战的真实规模。

本研究还显示，暴露于关键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身高体重指数 [BMI]和高胆固醇）人数的增加，再加上某些国家（如美国和加勒比海国家）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表明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可能正接近一个转折点。

作者强调，通过政府行为或通过使人们养成更健康的行为且获得保健资源的激励措施来预防疾病的愿景，尚未在世界各地实现。

“大多数危险因素均可得到预防与治疗，且对其进行处理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益处。我们未能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与膳食质量、热量摄入以及身体运动有关的行为。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的关注、公共健康资金以及行为方面研究工作的不足”，领导本研究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主任克里斯托弗·默里（Christopher Murray）教授说 [2]。

本研究中强调的数个危险因素与非传染性疾病（NCDs），包括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均与COVID-19所导致的严重疾病与死亡的风险增加相关。然而，各种疾病不仅在生理上互相影响；它们还与社会因素互相作用。我们需要开展紧急行动，应对慢性病、社会不平等以及 COVID-19 的综合并发情况（the global syndemic）。综合并发情况指的是多种流行病的互相影响，这会加剧已受疾病困扰的人群的疾病负担，并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

柳叶刀总编Dr Richard Horton说：“我们所面临威胁的并发性质，要求我们不仅要对症处理，还需要迫切处理形成这一状况的潜在的社会不平等因素（贫困、住房、教育以及种族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健康的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

他继续说：“COVID-19 是一个急迫且长期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对目前危机长期性的忽视使未来处于险境。截至目前，COVID-19 已经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非传染性疾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将在疫情平息后继续影响各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对于COVID-19疫情之后如何重建卫生系统，这项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重点聚焦于需求最高的地区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2]。

卫生系统对于疾速增长的非传染性疾病和残疾问题准备不足

虽然全球健康预期寿命（人们可预期的健康良好的年数）在 1990 年和 2019 年之间已有稳定增长（超过 6.5 年），但是在我们评估的 204 个国家中，198 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尚未达到与总体预期寿命同等的年数，这说明人们有更长的身体不健康的年数 [3]。

残疾，而非早逝，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自1990 年大约占全部负担的五分之一（21%）增长至 2019 年超过全部负担的三分之一（34%）。在 11 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冰岛、挪威、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卡塔尔）中，半数以上的健康损失（由残疾调整寿命年 [DALYs] 衡量[4]）是由非传染性疾病和受伤导致的残疾造成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在应对传染病和产前保健方面付诸努力，已经成功改善 10 岁以下儿童的健康状况（总体疾病负担降低约 55%），然而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工作尚不能与此相比。

在过去三十年中，导致全球健康损失（根据 DALYs 的绝对增加值衡量）的前十大原因，包括六个主要影响老年人群的原因：缺血性心脏病（在1990年和2019年之间相关的DALYs数值增加50%）、糖尿病（增加148%）、中风（32%）、慢性肾病（93%）、肺癌（69%），以及与年龄有关的听力损失（83%）。此外，其他四个原因在青少年时期至老年时期很常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HIV/AIDS）（128%）、肌肉骨骼疾病（129%）、腰背痛（47%），以及抑郁症（61%）。例如，在1990年和2019年之间，菲律宾由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DALYs增加了400%以上，而阿联酋由糖尿病导致的DALYs增加了1000%以上。此类健康不佳状况的增长对一些卫生保健系统产生威胁，而这些卫生保健系统一般不堪重负，无力应对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有关的慢性疾病。

2019 年健康损失的主要因素因年龄组的不同而大不相同。道路交通伤害、头痛疾患、HIV/AIDS、腰背痛和抑郁症，是10岁至49岁较年轻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与此相反，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是50岁和50岁以上人群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在健康方面的进步并不均衡。中低收入国家（LMICs）在健康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在传染性疾病、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疾病方面的成功治疗。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以及孟加拉国，年龄标准化健康损失率（DALYs）每年减少2% 或更多。

然而作者警告说，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不足以应对日渐增长的由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这些非传染性疾病在中低收入国家中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从1990年的约三分之一增加至2019年的将近三分之二。另外，虽然中低收入国家因传染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大体减少，然而因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却在增加。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糖尿病已从第21位死因升为第五位主要死因（死亡人数增加600%）。同样，在菲律宾，缺血性心脏病已从第五位死因升为主要死因（死亡人数增加350% 以上）。

与此相反，在某些高收入国家，健康方面的改善已开始停滞不前，并且在数个国家甚至已有逆转，尤其是在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年龄标化死亡率已增加近3%。作者认为，缺乏进展的原因可能包括肥胖症的增加，以及减少吸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且进一步改善高血压与高胆固醇治疗覆盖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减少吸烟以及进一步改善高血压与高胆固醇的治疗覆盖面对于维持降低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必要的。

“随着残疾在全球疾病负担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且在医疗保健支出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迫切需要确定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干预措施。”Murray 教授说。“由于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快，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残疾和慢性病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提高，将需要更多的资金、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有更好数据支持的问责制，以及全球的协同努力，将最脆弱人群列为优先事项" [2]

公共卫生体系未能阻止关键危险因素的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中，暴露于几个高度可预防的危险因素（肥胖症、高血糖、酒精使用和吸毒）的情况特别严重，令人十分担忧（每年全球增加0.5%）。以上几个危险因素加剧了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并强调了要迫切加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

对健康最大的累积影响来自于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显著上升，自2010年以来每年上升1.5%。整体来说，代谢性危险因素（即高BMI、高血糖、高血压及高胆固醇）占2019年全球健康总损失近的20%，比1990年（10.4%）高出50%。它们还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死亡：在2019年，高血压造成五分之一的死亡（约1100万人），高血糖、高BMI以及高胆固醇导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650万、500万人和440万。

在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中，只有吸烟已显著减少。实施国际烟草控制政策的巨大努力，使全球自2010年吸烟的影响降低约10%，尽管2019年烟草使用（吸用烟草、二手烟和咀嚼烟草）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与丹麦）仍然是主要死因，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近900万人的生命。

危险因素的影响还因地区不同而异。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的很多地区，高血压、高血糖、高BMI以及烟草的使用，是导致身体不健康的关键因素。在大洋洲，营养不良和空气污染是主要的危险因素。最显著的差别出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这里影响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营养不良，不安全的水源、清洁条件和洗手，空气污染以及危险性行为（参见附件2中表格S3）。

 “仅提供关于这些危险因素的危害信息是不够的”，来自IHME的共同作者艾曼纽拉·加基杜（Emmanuela Gakidou）教授说。“考虑到个人的选择受财务状况、教育以及可获得的其它选择的影响，各国应当展开全球协作，采取行动，尽可能使每个人都有更健康的行为。同时，从数十年对烟草的控制中吸取教训，当出现对人口健康的重大危险（如肥胖症）时，政府可能需要需要通过法规、税收和补贴等手段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2]

研究结论强调：需要应对更广泛的健康决定因素

自 2000 年以来，不发达国家取得的进展超过高度发达国家——通过提高收入、延长受教育年限，和支持计划生育，来延长预期寿命以及预期健康寿命。

作者强调，很早之前就应当认识到：社会与经济发展对整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采取一个更全面的措施从而更多关注影响人口健康的所有因素。

 “考虑到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健康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制订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以及提高妇女的身份地位方面加倍努力，应当是我们共同工作的优先事项。”Murray 教授说。

《柳叶刀》（The Lancet）本期发表的社论指出，尽管应该关注控制SARS-CoV-2在社区的传播，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其影响的人，但要想成功就需要更大的战略。COVID-19是冠状病毒感染与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的综合并发情况，两者都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底层相互影响。GBD研究所传递的信息是，除非解决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除非采取更自由的移民政策，否则社区将无法避免未来传染病暴发的影响，人口健康也无法实现全球健康倡导者所追求的成果。全球卫生界是时候要改变努力的方向了。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study was in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GBD 2019 Diseases and Injuries Collaborators.

[1] The GBD, which is coordinated by IHME, is produced by a global network of 5,647 collaborators in 152 nations and territories and who are working in more than 1,100 universities, research centr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2019 study analyses 286 causes of death, 369 diseases and injuries, and 87 risk facto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he GBD has been used to inform health policies in numerous nations and local jurisdiction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the World Bank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 Quotes direct from authors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ext of papers.

[3] Only six countries have seen numbers of years spent in poor health decrease between 1990 and 2019—Lesotho, Uzbekistan, Nicaragua, Tajikistan, the Philippines, and Zimbabwe.

[4] Total health loss is measured in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 which combines the 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 illness, and early death. It is calculated as the number of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 i.e., time spent in less than optimum health) + number of years of life lost (YLLs). Total health loss (measured in DALYs) is also referred to as disease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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