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人死亡地点与回家死亡现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1月刊精选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是柳叶刀旗下一本开放获取期刊，是促进“世界各地平等获取优质卫生保健服务”这一柳叶刀全球倡议的一部分。本刊的终极目标是改善西太平洋地区人群的健康结局，并将致力于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临床实践的改善和卫生政策的进步与发展。最终期望能够提高该区域及相关国家的卫生质量。柳叶刀特别推出《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精选论文合辑，分享给读者。《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已被Web of Science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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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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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人死亡地点与回家死亡现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却没有可持续的临终医疗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群的死亡地点和回家死亡（going home to die）的现象仍待研究。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hina Kadoorie Biobank）纳入了来自全国10个地区的50万成年人（基线年龄30-79岁）。本研究纳入42,956名于2009至2017年间死亡的研究对象。回家死亡定义为从医院出院后7天内在家中死亡。采用改良的泊松回归模型来估计死亡地点和回家死亡的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估计回家死亡与医保类型的关联，模型中调整社会人口学因素、根本死因和死亡年份等可能混杂因素。
研究对象最常见的死亡地点是家中（71.5%），其次是医院（21.6%）。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回家死亡的比例约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的6倍（66.0% vs 11.6%）。此外，无论是何种医疗保险的受益人，在生前最后一周回家死亡的比例均呈现增长趋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中年增长率为4.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中年增长率为5.4%。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相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更可能发生回家死亡，在调整社会经济学等潜在混在因素后，关联效应值现患比为1.19 （95%CI：1.12, 1.27）（P<0.001）。
在中国人群中，最常见的死亡地点是家中。在生前最后一周有住院记录的研究对象中，很大一部分存在回家死亡现象，这种现象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人中尤为常见。不同医保类型的研究对象中从医院出院回家死亡的比例悬殊，表明不同医保的受益人在临终医疗资源利用方面可能存在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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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吉兰巴雷综合征发病率：一项基于全国人群的研究
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是一种以周围神经炎症并伴有髓鞘脱失改变为主的自身免疫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是世界范围内引起急性弛缓性瘫痪的最常见的疾病。中国目前缺乏基于国家整体人口的发病率数据。我们进行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基于人群的研究，以估计吉兰巴雷综合征在中国的发病率和住院负担。
本研究基于全国医院质量监测系统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覆盖了中国大陆1665家三级医院。所有三级医院患者的“病案首页” ，包括346个变量，如人口学特征，诊断，手术，费用等，通过一个标准协议统一采集。吉兰巴雷综合征的诊断采用NINCDS诊断标准并利用ICD-10编码 （G61.0）识别。
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筛查出了38,861名GBS患者的75,548例入院病历。经年龄和性别调整的每10万人年发病率为0.698 （95%置信区间[CI]0.691-0.705），其中儿童为0.233（0.225-0.242），成人为0.829（0.820-0.837）。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49；发病高峰为70-74岁。GBS发病率的时空分布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夏季和秋季更容易发生GBS。GBS患者常见的合并症包括高血压（28.8%）、中风（14.3%）。住院时间中位数为13.0（8.0-18.0）天，住院费用中位数为2371.6（1281.8-5463.6）美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最常见的支付方式，覆盖69.9%的患者。2016-2019年，426名成人和13名多发性硬化儿童死亡，医院死亡率为每千人年11.2。
我们首次获得了我国成人为0.829/10万, 儿童GBS发病率为0.233/10万。GBS发病率的时空分布多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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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一项基于全国医院的研究
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尚缺乏烟雾病（Moyamoya disease, MMD）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资料。这项研究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以医院为基础开展的观察性回顾性研究，以评估烟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这些数据基于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ospital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HQMS），这是一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三级医院的全国性数据库。该系统连续收集所有住院患者的医疗记录，包括人口统计特征、诊断、程序和费用等。在HQMS 系统中，烟雾病由 ICD-10 编码（I67.5）识别。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 1,312 家医院收治了烟雾病患者，共计纳入 69,680 份住院记录，共有 47,443 例新发烟雾病患者。每 10 万人年发病率为 1.14 人（95%置信区间 [CI]1.12-1.16），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增长了约 2 倍。儿童发病率（0.18/10 万人年，95%CI0.17~0.20）明显低于成人（1.40/10 万人年，95%CI1.38~1.42）（P< 0.001），高发年龄在 45~54 岁。经空间相关分析，发病率分布模型为聚集型区域格局（Moran‘s I=0.155，P=0.018，Z=2.375）。
本研究首次报道2016-2018 年中国大陆烟雾病年发病率为 1.14/10 万人年，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烟雾病发病的地域分布模式呈聚集性区域格局，这可能为今后烟雾病的病因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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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至2020年中国经基因确认的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1型（FSHD1）的流行率和疾病进展
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1型（Facioscapulohumeral muscular dystrophy type 1，FSHD1）是一种罕见疾病，其高度的临床异质性和复杂的分子遗传学机制，导致诊断相对困难。目前，国内外关于以人群为基础的FSHD1流行病学研究仍相当缺乏，特别是患病率和疾病进展的研究。
福建神经医学中心（Fujian Neuromedical Center，FNMC）是中国的FSHD1临床-基因诊断中心之一，采用的基因检测方法为：以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为基础的Southern blotting技术。该研究主要通过三个“信息来源”率先获取FSHD1临床疑诊患者的相关疾病信息。这三个“信息来源”遍布中国（涵盖了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南、西部六个区域），分别是：福建神经医学中心、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遗传与肌病学组以及一个患者组织“FSHD-China”。福建神经医学中心随之对FSHD1临床疑诊患者进行PFGE/Southern blotting基因检测，并将2001-2020年间所有经基因确诊的FSHD1患者信息收集于该中心的疾病数据库。在此20年间，该中心也对经基因确诊的FSHD1患者进行随访，主要收集关于“独立行走能力”方面的数据。
该中心共完整完成了可供分析的1,744例FSHD1基因检测（原总检测例数为1,802例，排除58例不合格检测），其中确诊了997例（诊断率为57.2%），来自620个家系。分析发现中国2001-2020年间经基因确诊的FSHD1患病率约为0.75/百万（95%置信区间 [CI]，0.70-0.79）；其中，男性患病率为0.78/百万（95% CI，0.72-0.85），女性患病率为0.71/百万（95% CI，0.65-0.78）。2001-2015年间患病率为0.22/百万（95% CI，0.19-0.26），2016-2020年间患病率为0.53/百万（95% CI，0.49-0.57），患病率明显上升（p < 0.001）。福建省2001-2020年间、2001-2015年间及2016-2020年间的患病率分别为7.10/百万、4.66/百万及2.44/百万。经基因确诊的997例FSHD1患者中，861例有临床症状，其起病年龄（首次出现肌无力）的中位数为16岁（范围1-81岁）；D4Z4重复序列的拷贝数其中位数为5个单位（范围1-9）；4qA等位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中位数为41%（范围 14%-69%）。在2001-2020年间随访分析中显示，该861例患者中，117例（12.0%）失去了独立行走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从起病（首次出现肌无力）到出现独立行走能力丧失的病程约为40年。单因素对比分析发现，独立行走能力丧失的患者与独立行走能力正常的患者相比，其D4Z4重复序列的拷贝数更小（p < 0.001），起病（首次出现肌无力）年龄更早（p < 0.001）。
该研究纳入997例经基因确诊的 FSHD1患者，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FSHD1队列。中国2001-2020年间的FSHD1患病率为0.75/百万。约12.0%经基因确诊的FSHD1患者具有临床症状，并在起病（首次出现肌无力）后的40年丧失独立行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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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川省HIV/AIDS感染者中的HIV-1基因传播网络：一项基因组学和空间流行病学分析
研究HIV基因的空间传播网络有助于了解HIV-1在区域一级的动态变化。本研究旨在结合基因组学、流行病学和空间数据，调查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失败的HIV感染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 , PLWH）中，在个人和区域层面的HIV-1大流行模式。
该研究在中国四川省评估了5,790名PLWH的传播模式，他们经确定具有5种主要HIV-1亚型（B型、CRF08_BC型、CRF85_BC型、CRF07_BC型和CRF01_AE型）的pol基因序列。系统发育簇（phylogenetic cluster）被定义为一组HIV菌株具有遗传相似性的序列，所有系统发育簇形成了每个亚型的HIV-1遗传传播网络。Logistic回归用于确定系统发育簇形成的潜在危险因素。空间分析用于显示系统发育簇形成速度的地理模式；该研究绘制了强度矩阵和流向图，以显示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传播强度。
在5,790个PLWH中，有2,159个（37.3%）分布在452个系统发育簇中。一些个体临床和行为因素与系统发育簇形成相关，包括病毒载量>50,000拷贝/毫升（OR=1.16，95%CI=1.02-1.33），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OR=1.38，95%CI=1.12-1.69），以及≥5个非婚性伴侣（OR=1.25，95%CI=1.03-1.51），而对于自首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后治疗超过3年的患者，其系统发育簇形成的可能性较小（OR=0.82，95%CI=0.70-0.97）。系统发育簇形成速度存在区域差异，在四川中部地区最高，尤其是CRF08_BC亚型。在东部（达州为B；自贡和泸州为CFR08_BC）和西部（雅安和甘孜为CRF07_BC）分别检测出系统发育簇形成速度显著较高和较低的空间簇。城市间的传播比例因城市而异，从0.14（宜宾）到1.00（甘孜）。一些城市之间，比如德阳和内江之间，存在比平均水平更强的城市间传播。CRF07_BC是城市间传播最广的亚型，CRF85_BC（一种新的HIV-1亚型）显示出较强的城市间传播（例如宜宾和广安之间）。
HIV-1的系统发育簇形成速度和城市间联系存在地理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类流动性、交通便利性和经济活动的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加强了对HIV-1从个体层面到城市层面的传播动态的理解，并显示了一种新的跨学科（流行病学、遗传学和空间学）方法，通过该方法我们确定了高危人群和地区，这一方法可以适用于其他地区的精确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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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6名糖尿病患者中长期HbA1c变异性和肥胖与癌症事件和癌症特异性死亡的风险关联——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肥胖、癌症和糖尿病经常并存。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变异性（glycaemic variability, GV）和肥胖与癌症事件的关系尚未探讨。
在利用中国香港糖尿病登记队列（1995～2019年）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我们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来研究GV与所有部位癌症（主要结局）和癌症特异性原因死亡（次要结局）的风险关联。另外，我们还探讨了肥胖和GV与这些结局和部位特异性癌症的联合相关性。我们利用HbA1c变异度评分（HVS）表示血糖变异性（GV），HVS定义 为HbA1c大幅波动（HbA1c值与前次就诊时相比变化超过0.5%）占HbA1c复诊次数的百分比。
我们纳入了15,286名具有10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并观察3年以上的患者（Ⅱ型糖尿病：n=15,054，Ⅰ型糖尿病：n=232）（51.7%的男性，年龄（平均值±标准差）：61.04±10.73岁，HbA1c：7.54±1.63%，体重指数[BMI]：25.65±3.92 kg/m2，所有部位癌症事件：n=928，癌症死亡事件：n=404）。HVS与结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根据HVS中位数（IQR）分层后，高HVS组和低HVS组与癌症结局之间存在线性关系（42.31[27.27,56.28]）。在高HVS组，所有部位癌症（n=874）的HVS各SD的调整危险比（aHR）为1.15（95%CI：1.04, 1.26）。乳腺癌（n=77）、肝癌（n=117）和结直肠癌（n=184）的aHRs分别为1.44（1.07,1.94）、1.37（1.08,1.74）和1.09（0.90,1.32）。在高GV组中，癌症死亡、血管性死亡和非癌症非血管性死亡的aHRs分别为1.21（1.06,1.39）、1.27（1.15,1.40）和1.15（1.09,1.22）。按肥胖（BMI≥25 kg/m2）分层时，与低GV和非肥胖组相比，高HVS和肥胖组的所有部位癌症、乳腺癌和肝癌的aHRs最高，分别为1.42（1.16,1.73）、2.44（1.24,4.82）和2.63（1.45,4.74）。癌症死亡、血管性死亡和非癌症非血管性死亡的aHRs分别为1.45（1.07,1.96）、1.47（1.12,1.93）和1.35（1.16,1.57）。
肥胖和高GV与T2D中所有部位癌症、乳腺癌、肝癌和癌症特异性死亡的风险增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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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优化媒体宣传活动以帮助那些不确定和不愿意接种COVID-19疫苗的人群
对于那些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的人群，亟需优化媒体宣传活动，以便有效地宣传公共卫生信息来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我们针对这一任务提出了一个新的机制来选择定制的媒体渠道及其组合。
在日本于2021年2月至3月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共有30,053人参加。除了其社会人口特征，还包括对于疫苗接种的态度和关于COVID-19的信息来源（即媒体渠道）。该研究拟合多项式逻辑回归来估计媒体渠道的组合及其与疫苗接种态度相关的优势比（OR）。
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受访者比例偏向于年轻一代：58.1%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而28.1%的受访者年龄在65岁及以上。媒体频道如“非医疗和非电视”以及“非医疗和非政府”与不确定接种的群体相关：OR（95% CI）分别为1.75（1.62,1.89）和1.53（1.44,1.62）。此外， “报纸或新型冠状病毒专家会议”、“医疗或地方政府”、“非电视”等媒体渠道与不愿意接种的群体相关：OR（95% CI）分别为2（1.47，2.75）、3.13（2.58、3.81）和2.25（1.84，2.77）。
为了有效地帮助不确定和不愿意接种COVID-19疫苗的群体，我们应该根据接种态度的类型，优化针对年轻一代的线上和线下媒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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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COVID-19对十二种高负担疾病和五种常见疾病的影响：一项2019-2020年全国医疗保险数据库研究
在西太平洋地区，菲律宾有着最高的COVID-19累积病例和死亡病例。为了探讨大流行对医疗更广泛的影响，我们通过封锁严格程度、医院水平和患者准入的公平性，评估了12种高负担疾病入院治疗的变化幅度和持续时间，以及五种常见手术的应用情况。
我们的分析使用了2019年和2020年菲律宾1,295家医院提交的社会健康保险数据。我们计算了2020年与2019年同期相比的三个百分比变化的描述性统计：（1）同比，（2）上年同期，以及（3）封锁期。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入院率有所下降（-54%），而手术率有所上升（13%）。手术量的增加是由于在2020年血液透析的使用率超出2019年的25%，然而剖腹产（-5%）和阴道分娩（-18%）却呈现下降。将2020年的数月与2019年同期进行比较，入院人数和手术的下降发生在大流行开始时（2020年3月至4月），从5月开始有所恢复，但到2020年底大体上没有逆转。与2019年4月相比，2020年4月非紧急医疗程序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下降幅度最大（范围：-60%至-70%），其次是需要定期随访的疾病（-50%至-56%），接着是急症情况（-4%至-40%）。与2019年同期相比，在最严格（2020年4月至5月）和放松（2020年5月至12月）的封锁期内，最贫困群体（-21%，-39%）入院率和手术率的下降幅度是直接支付保险群体（-7%，-12%）的三倍，而且南部地区（-16%，-32%）的下降幅度是更富裕的北部地区（-8%，-10%）的两倍。12种疾病和手术（血液透析除外）在三级医院的入院率同比下降幅度最高。与公立医院相比，私立医院手术量的同比下降幅度更小，这是因为较低级别私立医院被投入了更多使用。
COVID-19对菲律宾的医疗服务利用的长期影响表明，这个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通过COVID-19和封城的周期性波动，政策制定者必须综合考量实际条件、服务提供网络和最脆弱群体的可获取性，实施一套完整的健康策略。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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