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 | 全球1.6亿女性的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年轻女性的避孕需求未满足比例最高
《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针对全球避孕需求和使用情况的全面评估，这项研究按国家、年龄组和婚姻状况提供了1970-2019年全球避孕措施使用、需求和类型的估计数据。据估计，尽管过去50年全球范围内在使用现代避孕措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2019年仍有超过1.6亿有避孕需求的妇女和青少年女性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研究指出，不同地区在避孕措施使用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年轻女性的避孕需求未满足比例最高。识别文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论文原文。
据估计，尽管过去50年全球范围内在使用现代避孕措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2019年仍有超过1.6亿有避孕需求的妇女和青少年女性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不同地区在避孕措施使用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超过半数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女性居住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
尽管年轻女性享有避孕可及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能最大，但是这类人群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比例最高。
作者发现，不同地区在使用的避孕措施类型上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地区的女性主要依赖永久性避孕措施。
作者建议，考虑不同群体的避孕偏好，并提供多种选择以适应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群体的需要，是解锁避孕相关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关键一环。
《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针对全球避孕需求和使用情况的全面评估，估计2019年仍有超过1.6亿有避孕需求的妇女和青少年女性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尽管自1970年以来全球的避孕措施使用情况已经得到极大改善。这项研究按国家、年龄组和婚姻状况提供了1970-2019年全球避孕措施使用、需求和类型的估计数据。
促进避孕措施的可及性与女性的社会和经济赋权以及更好的健康结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倡议的一个关键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一项指标。通过防止意外怀孕，采取避孕措施也与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显著相关。通过允许女性有计划地生育，避孕能够使得青少年女性和妇女留在学校以追求更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从而在今后的生活中获得社会和经济赋权。
了解哪些年龄组的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对于政策制定者为有需求的人群定制并提供可获得的避孕措施至关重要。为减少未满足的需求，适应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女性人群的偏好也很重要。例如，本研究表明老年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永久性避孕措施，如女性绝育（female sterilisation），而年轻女性和青少年女性更倾向于使用短效避孕措施，如口服避孕药或使用避孕套。
根据来自1162项针对妇女避孕措施使用情况自我报告的代表性调查研究，作者通过建模得出了多种计划生育指标的国家层面估计值，包括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育龄女性（15-49岁）比例、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育龄女性比例、使用避孕措施的类型、使用现代避孕措施满足其避孕需求的比例，以及包括了任何避孕措施在内但仍未满足其避孕需求的比例。[1] 有避孕需求的女性被定义为：已婚或未婚但性行为活跃、能怀孕但两年内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以及正在怀孕、或刚分娩但希望推迟或避免怀孕的女性。
全球取得巨大进步，但避孕措施的使用依然存在差距
自1970年以来，全球避孕措施使用率大大提高，这主要是由于经历了一个显著转变——从效果较差的传统措施到更有效的现代避孕措施，包括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IUDs）以及男性和女性绝育手段等。然而，全球在避孕措施使用方面仍然存在关键的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育龄女性比例从1970年的28%增加至2019年的48%。避孕需求满足率从1970年的55%上升至2019年的79%。尽管出现了大幅增长，但估计2019年仍有1.63亿有避孕需求的女性目前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全球有避孕需求的女性人数约12亿）。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Dr. Annie Haakenstad说：“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避孕措施的可利用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要确保每一名妇女和青少年女性都能获益于避孕措施提供的经济和社会赋权，仍前路漫长。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地和年龄仍然对女性采取避孕措施有很大的影响。”[2]
巨大差异提示重点国家尚未达到目标
2019年，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避孕措施可利用性仍有巨大差异。
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的现代避孕措施使用率（65%）和需求满足比例（90%）最高；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现代避孕措施使用率（24%）和需求满足比例（52%）最低。在国家层面，现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从南苏丹的2%到挪威的88%不等（更多国家层面的估计数据见原文表1）。2019年，南苏丹（35%）、中非共和国（29%）和瓦努阿图（28%）的需求未满足比例最高。
计划生育2020倡议（The Family Planning 2020 Initiative, FP2020）设定的目标是，在2012年至2020年间，69个重点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女性人数增长1.2亿。研究估计，在2012年至2019年间，这些国家（西撒哈拉除外）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人数增加了6900万，如果维持现在的增长水平不变，到2020年距离实现该倡议的目标还差5100万。
年轻女性的避孕需求未满足比例最高
研究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全球15-19岁和20-24岁年龄段的妇女和青少年女性的需求满足比例最低，估计分别为65%和72%。15-24岁的女性占总避孕需求的16%，但占未满足需求的27%，相当于2019年全球有4300万年轻妇女和青少年女性无法获得需要的避孕措施。
全球最大的差距出现在年轻的已婚妇女群体中。
Dr. Annie Haakenstad继续说：“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呼吁关注在无法获得所需避孕措施的人群中，年轻女性占比过高。她们会从采取避孕措施中获益最多，因为推迟生育可以帮助女性继续留在学校或获得其他培训机会，以及获得和维持有薪工作。这可以为女性带来贯穿一生的社会和经济收益，是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的重要驱动力”。[2]
缺少多种避孕措施可能意味着某些群体没有合适的选择
各地使用的避孕措施类型存在巨大差异。作者认为，单一方法占主导地位可能表明妇女和青少年女性缺乏合适的选择。
2019年，女性绝育和口服避孕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主导地位；口服避孕药和避孕套在高收入国家占主导地位[3]；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在中欧、东欧和中亚占主导地位。在南亚，女性绝育占所有避孕措施的一半以上。此外，在28个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妇女使用同一种避孕措施，表明这些地区在避孕措施选择上可能有限。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的Rafael Lozano教授说：“我们的研究强调，不仅要向所有女性提供避孕措施，还要向其提供选择合适避孕措施的机会。在可能过度依赖单一避孕措施的地区，促进选择的多样化有助于提高避孕措施的使用率，尤其当最常用的是永久性避孕措施时。为了扩大使用范围，我们敦促政策制定者利用这些估计数据在他们的国家中探究避孕方法的选择是如何与年龄和婚姻状况相互作用的。” [2]
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用于确定有避孕需求女性的标准可能未囊括某些有需求的女性，包括由于社会污名化而少报告性行为的女性（例如没有伴侣的妇女或青少年女性）、因为缺乏避孕措施而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或者对目前的避孕措施不满意的女性。此外，这些估计值更多是基于有伴侣女性的数据、而非没有伴侣女性的数据。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Sciences）的Dr. Manas Ranjan Pradhan（未参与该研究）在本文的相关评论中写道：“这项研究估计2019年约11.76亿女性有避孕需求，其中1.629亿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在避孕需求未满足的人中，56.5%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26.5%处于15-24岁。在有伴侣的青少年女性人群中，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比例较高，表明她们存在意外怀孕的风险，可能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经济赋权。社会人口指数影响了现代避孕措施普及率（modern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mCPR）和青少年女性的需求满意程度，这可能是由于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巨大不平等。较低的mCPR和较高的避孕需求未满足比例可能会推迟避孕带来的教育和工作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该研究进一步呼吁，在年轻女性避孕需求未满足比例较高的国家实施开展针对青少年女性群体的适宜策略和方案”。END
NOTES TO EDITORS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from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1] Modern contraceptive methods included as voluntary male or female sterilisation, oral contraceptive pills, male or female condoms, diaphragms, spermicides and sponges, hormonal or non-hormonal intrauterine devices (IUDs), implants, injections, contraceptive patches and rings, as well as emergency contraceptives
[2] Quote direct from author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3] GBD Super-region ‘High-income countries’ includes Western Europe, Southern Latin America, North America, Asia Pacific, Austra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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