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主席台座次神秘莫测，究竟是怎么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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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主席台左右分明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毛的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两军对垒之阵线分明，令人百感交集。那么，这样的座次是如何排定的呢?
周恩来的苦心安排
据当年参加九大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先生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
“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周恩来很伤脑筋：无论是按资历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是要吵闹不休。周恩来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坐得靠近中间。”
这个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毛泽东左边除了林彪是中央副主席之外，其他人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碰头会列席成员，右边除了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之外，其他人全是尚未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的朱德、李富春、陈云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在事实上，“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牵头，但主要参加人员是文革小组成员和部分军委办事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者
对九大主席台座次排列，邱会作先生没有做出更为详细的说明。就此做一解读：
首先看林彪左边的人员排序。
他们依次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
然后是其他中央文革碰头会列席人员，均为要害部门负责人——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叶群(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等级高下，层次分明。而且，这11人早在1968年12月便是已经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协商一致通过的九大代表。
再看周恩来右边的人员排序。
显然，这既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也不是尚未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的八届政治局委员排序。那排列的依据是什么呢?原来，这是按照毛泽东所列排序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序形成的混合排列。
1969年3月31日晚，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致信上批示：“(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
如此一来，董必武(国家副主席)、刘伯承(军委副主席)、朱德(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便确定下来。剩下的其他尚未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这时还是名义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然要排得靠前，其后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序，先后依次为陈毅(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徐向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军委副主席)。
还有一个问题，林彪、周恩来为什么分坐毛泽东之左右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1969年3月25日曾就周恩来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问题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九大开会时，毛泽东是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是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这样一来，林彪、周恩来就与其他主席团人员身份不同，自然分坐于毛泽东左右。
需要补充的是，九大主席团秘书处4月24日关于大会闭幕的新闻公报写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在此之后，还意味深长地继续写到：“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这也印证了邱会作先生所说的，“中央碰头会成员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千真万确，这的确是当时的实情。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孙玉国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玄机，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她事先安排一个摄影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用望远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并签了毛泽东三字。
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大声说：“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场了。周恩来说：“希望大家对不必要说的话最好不要去说。”姚文元说：“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团结问题，现在还不到几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忘记吧。”许世友还要和姚文元争辩，邱会作拉住他说：“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诉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
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绝不是一个人。”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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