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崇园死之前，有机会求助吗？

2018年3月26日早晨7点半左右，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3月29日，陶崇园姐姐在微博上发声，指出陶崇园是“长期被导师精神压迫致死”。

高校导师权力过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个研究生的课题方向、课题进展、能否毕业、何时毕业、能否获得学位证书、能否有推荐信、能否在这个行业继续深造，全部都由导师一个人说了算。在结构性的权力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中，势必会有滥用权力、侵害学生权益的导师出现。因为没有权力的约束和制衡，只寄望于导师个人的人品，是无法弥补这种先天的制度缺陷的，长此以往，陶崇园不是第一个，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想象一下，陶崇园死之前，有机会求助吗？有可能摆脱王攀吗？有可能得到哪方面的支持？

第一，选择换导师。我们姑且认定，武汉理工大学是有条例规定学生可以申请换导师的。但是，这种条例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吗？去年报道溺水而死的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的文章《寒门博士之死》有过细致描述：“西安交大药理学系7位博士生导师中，包括周教授在内的至少三位教授同为其中一位教授的学生。杨宝德的硕士生导师也和周教授同出一个师门。”在这样的导师结盟的情况下，有哪个老师愿意为了一个学生得罪自己的同事呢？

回到陶崇园，王攀如果在学院里具有话语权，自动化院有敢接受陶崇园的老师吗？陶崇园自己也认为，王攀如果对陶崇园出国申请不予推荐，甚至给出负面评价，陶崇园出国读博的希望就直接落空。

导师们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北航罗茜茜在实名举报陈小武性侵时，有本愿意参与的女学生中途退出，理由就是在国内怕遭到打击报复。是的，一个导师就是有这样的恐吓和威胁的能力，在校学生在这样的权力控制下，可谓刀俎待割之鱼肉。

陶崇园死后，除了学生抗议，没有一个老师出面为学生发声。一个行业内的高校教师们，必然有存在一个关系网，这些平时以高级知识分子为名获取社会声誉的人，在面对强权欺凌弱势时，选择集体噤声。

第二，选择退学。这是一条外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路，既然此路不通，就另谋出路吧。但是对陶崇园来讲，应该是一条不敢想的路。

高校学生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我最怕看到的事件描述就是“他是全家的希望”、“他是父母的骄傲”、“他是亲友的榜样”这样的字眼，“优秀”二字是毒药，喝下去你就不再是你了。

试想陶同学对父母说我不堪导师压迫，父母能给的建议无非是：与导师搞好关系/忍让导师/不能得罪老师。陶同学对父母说我想退学，父母能给回应也只能是：就几年，再忍忍吧/含辛茹苦供你读书，你竟然要退学/全家人你最有出息，不能给我丢人啊。这些话父母未必有机会说，因为陶同学自己就会和自己说的。杨宝德也曾经表示，如果现在退学，硕士学位也拿不到，这几年就白读了。有着沉重背负的人，不会给人生以试错的机会。

在两条路都不通的情况下，陶崇园还能怎么样呢？

与同学朋友谈心？他做了，但是学生们都是弱势群体，除了安慰给不了任何实质上的帮助。直到他死了，学生们想为他做点什么依然无能为力，所有的愤怒、号召、呼唤、抗争，都只能化成了一句“先保护好自己”。

向学校抗议？他没有做，但是从目前状况看是没有用的，即使他付出了生命，学校依然秉持着“不承认、不负责”的态度，对学生们“彻底调查此事”的诉求视而不见，甚至强行镇压。毕竟在领导眼里，学生的前途、希望乃至生命都是不重要的，只有自己的官阶和仕途值得关注。

向家人求助？我前面讲了，如果此路通，陶崇园不会走到这一步。

中国式教育一个直接诉求就是“听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但是没有人教育我们的孩子：无论是长辈、老师、老板、领导，还是任何一个以权威为理由高人一等的人，与你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一个听话的、善良的学生，太容易被导师、被上级当做欺压的对象。我无意苛责死者，我们都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害者，这种教育方式可上溯至“君臣父子”的儒家理论。

尚没有自由与平等的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依然保留着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能够完全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

平安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说升斗小民，乐天知命；真正遇事的时候才知道，傲慢的权力，无暇关注蝼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