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他的故事，才知生命悲苦、人间值得 | 专访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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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心底，一直盛着一汪汪水。
那是38条来自家乡山坳中孕育生命的泉流，是幼时穿过村庄、激流勇进、在礁石上涂下层层青苔的小溪，是见证了他的遗憾与失败的“岚河”……
干涸、枯竭、腐烂、消失。40余载时间过去，这一汪汪水源如今只存在于袁凌的记忆里流淌，与那些曾活在苦难中，在苦难中死去的人们一起，组成了这位中年男人生命和著作的所有注脚与主题。
▲ 袁凌
作为记者、作家，袁凌见证和记录了太多的逝去，远不止家乡风貌和自然更迭。
他的故事里，有矿难中头浸没在血泊中遇难的矿工；被两个老头强奸导致下半身腐烂而亡的少女；非典过后患上股骨头坏死后遗症、无钱医治去当医学实验对象的女人；遗留在乡村守着棺材过日子、最终喝农药自杀的老者……
无数动人心魄却默默无声的真实故事被他挖掘，跃然纸上。过去几年间，袁凌用前半生磨炼出的作品逐一问世，《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从出生地开始》《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字里行间，皆为土地凉薄、生命悲寒。
好友柴静曾感言，她也面对过这些生命之沉重，倍感无能为力时，不得不抽身出来，可是袁凌不会。袁凌的书桌上，长时间地放过一张照片，是矿难中死者的遗照，他没能帮到这家人，就让这照片日夜盯视着他。
柴静说：“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像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些微的幸福对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袁凌自称为“被选中的罪人”，他早已决定把自己作为代价，去完成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为卑微的力量，做无言的见证。
被筛齿的人
袁凌打小就知道，人的生命太过脆弱。他生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陕西农村，曾感言：“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
袁凌幼时，村里每家每户几乎都在丢孩子，出天花、汤火关（俗语：指小孩子容易遭遇烫伤和烧伤）、落树、蛇咬、瘟（溺）死、掉魂……等手段，都会让一个孩子消失。袁凌时常觉得，命运像一幅巨大的筛篮，只有那些躲过筛眼，留在筛子里的孩子能够存活。他算其中一个。
成年之后，筛选的过程并未终止。家乡的土地下，有大量的煤矿储备，采矿成了当地人谋生的方式，也潜藏着一道道鬼门关。一场矿难就可以夺走几十人的生命，尘肺病对生命的威胁也不容忽视。袁凌至今也无法计算，自己有多少幼时的同学被列入了亡故名单。
幸运，似乎在一众人中显得更眷顾他一些。但袁凌明白，他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比童年时就掉队的伙伴走得更远几步。”但路不能白走，不能只顾自己存活，自己前行。
▲ 袁凌的家乡
第一次远征，是17岁那年，作为当时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携带手臂上的“汤火关”留下的伤疤，袁凌提着一个母亲出嫁时的巨大黑漆木箱从乡村中走出，看着沿路倒退的景，在心中细数着那一条条溪的位置。“1、2、3、4……36、37、38。”
溪在山涧汹涌，却被层层山峦固在了谷里，成为袁凌文字里最初的小径。而他翻过秦岭、穿过汉水，抵达西安，入学西北大学中文系。
从高中时，袁凌就写大量的诗，大学时期，更加集中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再加之家乡的生活经验，袁凌逐渐萌生出一种“文学责任感”，“要当一个记录者，要成为一名大作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于是，大学毕业那年，袁凌放弃了在西安的工作，申请分配到家乡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的法庭工作，年轻的男孩想着，“要扎根乡土，因为真正的创作必然是植于生活的。”
▲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的乡村风貌
这个居陕、鄂、渝三省交际处的小县城，2016年的全县户籍人口才超20万，城关镇常住人口更是不到2万人。20年前，除了袁凌，乡镇法庭从未有大学生回来过，同事们疑惑：“你不会是假冒的大学生吧？”“你是大专生吧，不然怎么会回来？”
格格不入的感觉始终像鞋底的一块石子，硌着袁凌很不舒服，他没有优越感，只是“总不被理解，让我整个人笼罩着一个巨大的失败感。”他被迫离开，进入安康师专教书。袁凌逐渐意识到：“在留在乡村和回到城市间，自己进退两难。”却没想到，这样的两难横跨他此后20余年的人生，至今犹在。
1996年，袁凌以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大城市。毕业那年，《重庆晚报》来学校招聘看中袁凌，发来工作邀请，袁凌只问了一句：“你们那儿有没有农村？”电话那头回：“我们这儿是大城市，大农村。”
内心像受到一个征召般，对于那时的袁凌来说，还未开发的西部、城乡结合下的矛盾，对他的写作有足够大的诱惑，他毫不犹豫选择了逆流西去，在重庆当了4年的记者。
“你想不想活？”
袁凌成名之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的许多文字就在重庆时期写著，作为新闻记者，袁凌在现场见识的死亡多于常人，大人物、叫花子、思想家、脑瘫儿童……每每赶到现场时，现场已经清理完毕，只能从残迹中寻找线索，还原遇难的内情。他把这些时刻称为“为死者留下最后的遗言，如果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
▲ 袁凌
2001年，袁凌采访过一个被诱奸而死的小女孩，那是在重庆两路口河菜园坝火车站之间的棚户区。17年过去，袁凌犹记得初见女孩时的场景，炎热的阳光下，七八岁的女孩坐在一辆板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浮肿了，已经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车上。
女孩是被捡来的，有先天性心脏病。她的养母是擦皮鞋的，养父是开三轮车收集垃圾的，父母一天到晚都要出去讨生活，只好委托邻居帮忙照顾。
两个邻居和一个挑东西的“棒棒”对女孩下了手，到坡顶上的妇幼保健站去检查时，女孩的子宫已经烂完了，没有一件好东西，还诱发了心脏病。“没有钱医治，拉回来等死。”
袁凌到现场时，问女孩以前的事，她都默不作声。一阵冲动，袁凌蹲下身问女孩：“你想不想活？”“想活，就说实话，才有人来帮你，不然就没人能帮你了。”
当天回去后，袁凌写下报道《谁来搭救小红萍》，引发大量关注。他还想做更多时，却第二天晚上午夜，接到了女孩去世的消息。后来，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写下了这个故事：“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我的眼睛，留下遗言：‘我想活’。”
▲ 袁凌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30岁那年，袁凌想要离开重庆，进入位于广州的《南方周末》做更贴近社会的深度报道，却遭到拒绝。转而，袁凌考上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拜入著名学者葛兆光门下。
同年，《新京报》创立，袁凌面试通过成为其中一名调查记者。彼时，正直非典横行，袁凌为《新京报》写下了第一篇深度报道《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财新传媒创办人、社长胡舒立评价：“这篇文章为调查报道立了范儿”。
由于长时间在外跑新闻，博士课程往往无法兼顾，再加之袁凌对导师定的研究方向“古代思想史”不太感兴趣。兼顾半年后，袁凌提出了退学申请，葛兆光挽留无果，回复他：“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袁凌没有辜负导师期待，那几年，身处媒体的黄金时代，袁凌写下多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成功人士”“名记”的标签似乎已经为他挂好，只待采摘。
筲箕凹
如同10年前一般，乡村的召唤再次袭来。
袁凌曾有一个笔名，名叫“筲箕凹”，这是他出生村落的名字。
筲箕凹是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辖属村落，村庄四周岭际都是完整界限，与外部沟通困难，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汉水流过。村庄地形就如一个“筲箕”般，外围耸立、内里凹陷，山高峡谷深。
袁凌第一次将“筲箕凹”三个字作为署名写在纸上时，觉得“这真是多么固执的三个字，固执得不好搬用。”像是山里的石头，迁移到城里，就会处处显得笨拙生硬。“它只是待在那里，等你回去。”
▲ 袁凌的家乡
2004年的一次回乡探亲，曾让袁凌一度坠入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过去，袁凌总觉得，乡村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自己无论对它下笔与否“都行”。回乡那年，正值农村城镇化运动加速进展时期，“巨大的变化让很多原本潜在的东西一下子体现出来了。”
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途径乡村的上下游河道都干涸了，里面是烂掉发臭的死鱼；土地被大量征收进行了集镇化建设，土房子变成了一栋栋城堡式的楼房，希望小学、银行都在往城镇转移；年轻人全部往外跑，家里全剩下孤寡老人……真正触动到袁凌的，是他最为喜爱的岚河在逐渐干涸，岚河两岸充满着袁凌关于幼时嬉耍游玩的记忆。
提及15年前的所见，袁凌仍很激动，家乡贫穷而温柔的样子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暴利、财富膨胀的地方，污染极为严重，“乡村疯了。”
想回家的欲望顺其自然地就这样冒出，爱情、婚姻、金钱都挡不住内心的冲动。他当时觉得，城里永远有大事情，可是乡村变更的浪潮过去即永恒，能记下些什么，就记下些什么吧。
袁凌自嘲比较笨，总觉得做事情要有顺序，外面世界再好，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既然家乡的义务感那么直接，那就去做一个乡村断裂时的见证人，以家乡之名。”
▲ 袁凌的家乡风貌
2005年，经过内心的挣扎，袁凌再次踏上回乡的路途。此时，他已经是新浪网新闻中心的主编，年薪30万，并配有新浪股权。“如果不回去，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媒体高管，但我实在受不了，真的，我必须回去。”
袁凌承认，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决定，让他本该得意洋洋的人生，发生了直线式的跌落。
世界
2018年，袁凌发表的最新小说集《世界》，就是那次归乡所交付的作业。《世界》收纳了9个故事，皆以袁凌回到农村后所遇之人、所历之事为背景创作。
由于在外多年，袁凌在家乡早已没有固定住处，他就跑到当地一位歌郎（当地专为死者唱灵的道士——笔者注）所看管的粮管所中住下，每日无事就在村子里转悠，挨家挨户找人聊天、记录故事。
▲ 袁凌小说《世界》中的主人公、煤矿工人刘树立
从粮管所出发，穿过一条小溪，袁凌认识了煤矿工人刘树立。
早年间下矿时，刘树立因遇到煤矿爆炸，眼睛被渗进了矿煤灰而失明。袁凌用“如同青面兽”一般来形容刘树立的一张脸，常年待在矿井里，他的皮肤染上了重重的一层黑，再也洗不干净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盲人，在我看来苟且生活的人，他身上有特别强的精神，在重建自己被毁坏的世界。”《世界》的第一篇小说，主人公就是刘树立。袁凌在书中将失明后的刘树立一点点延伸自己生存空间的细节描述地十分细致，从提开水、上茅厕、给母亲上坟，到种土豆、照顾病重妻子、养大求学的儿女……
刘树立的儿子在镇上有楼房，几次想让两位老人搬离乡村，刘树立都予以拒绝。袁凌写道：“在人们因为远方风景撂荒家乡的时候，失明的他成了这方土地上的守望者。”
▲ 袁凌小说《世界》中的主人公、煤矿工人刘树立
在袁凌看来，某种程度上，刘树立是抵抗乡村衰亡的一个代表，他愿意在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价值，因为那里有他的世界。
在一条条山沟深处，存在无声的抵抗，也存在着无言而卑微的妥协。在《世界》中，袁凌还写下了自己大姨与姨夫的故事。由于儿子、孙子都在外打工，不十分孝顺，两位老人的积蓄只置办了一副棺材。
81岁那年，二人怕死后没人管他们，死得难看，或者一个人先走，另一个人会过得凄惨。一天夜里，二人洗完脸脚，穿着干净的衣服并排躺着，喝下两瓶农药双双自杀。
作家李敬泽几乎看过袁凌的所有文字，他感触很深。“袁凌讲述他们的故事，怀着疼痛和怜惜，如此耐心周详，他似乎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证明颓败的曾经活过，而注定被遗忘的竟是遍地草木枯荣。”
袁凌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意义。袁凌说，《世界》中的每位主人公，都是被时代变革撕扯着的人。“一只脚站在这头，一只脚站在那头，努力维持着他们的生存，这个世界本寂静无声，但需要一个人替他们记下曾活过的痕迹。”
深渊
袁凌在家乡前后待了1年半的时间，由于每天都沉浸在写作中，他丧失了生活的基本经济来源，周遭的质疑声也从未停过。
不止有农村老人们的议论，“你年纪轻轻干嘛待在这里呢？”“你肯定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人甚至怀疑，袁凌成天在村子里转悠是为了偷猪。当地中学的老师也看不下去了，和袁凌讲：“你住在粮管所里，成天和阴阳先生混在一起，你不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你？”
▲ 袁凌
那时的袁凌，觉得自己掉入了文学的深渊中。在写《血煤上的青苔》时，袁凌曾看到遭遇矿难幸存残疾者的母亲秦万美为了照顾儿子，不断把自己、把儿媳、孙子填进去，不断填，不断填。
“可是，这是一种罪，我当时就是把自己填进了我的深渊，还填进了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最后还失败了，我最终没能一直待在那里，出来了。”
从村子里离开那天，袁凌没有太多的行李，仅一个背包相伴，全身上下也只有4000元积蓄。
▲ 袁凌
车顺着岚河一路往东开去，袁凌还记得，他在车上看见岚河里有一个潭，想着“能不能再到潭里去游个泳，下次回家，潭就没了，河也消失了。”
回到北京时，袁凌已经34岁。一切重头开始，辗转几家媒体当记者，曾经共事的小弟成了他的领导，而袁凌还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住进6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
打击接连不断地袭来，其中“对我最为重创的还是我老爸。”袁凌36岁那年，对袁凌倍感失望的父亲把他约到县城里的一个小宾馆见面。“他专门宣布了我人生三大彻底失败：婚姻失败、经济失败、工作失败。”
听着父亲语句中不带任何愤怒的平静，袁凌知道：“他彻底放弃我了，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永远记得。”
抬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袁凌微微眯起眼睛，咖啡厅昏暗的灯光帮他藏起了更多的神情。
“父亲这样说，对您来说是种打击吧？”记者主动打破了沉默。“那你没有办法的，真正打击我的确实是，你想想看，到了那个年纪，我一穷二白。”
▲ 袁凌
有袁凌的朋友形容，2010年，他离开《凤凰周刊》时，完全是孤魂野鬼的状态。找不到工作，投稿也处处碰壁，那些对袁凌来说重要的文学创作，均被拒稿，无法发表。
那时穿梭在北京的车站与车站间，袁凌脑袋里常会没来由地循环着歌手阿杜的歌《撕夜》，歌词唱到：“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页，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
袁凌想：“诺大个北京，谁还会再找我啊，而我又能找谁。”
一次，袁凌在地铁里，看着周遭人来人往的一切，突然就哭了出来。“泪水很多。”恰巧被一位《新京报》前同事路过看到，这位同事回去和另一个同事说：“袁凌这辈子已经不会再有很大的成就了，他在《新京报》时，应该就是他人生的顶点。”
宿命
袁凌其实后悔过。
“如果让您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做出回乡的决定吗？”十点人物志问。
袁凌想了想，答：“如果再次选择，我可能就不回去了，因为我想过得幸福一点。”许是自己年纪逐渐大了，袁凌总想着：“年轻时经历的那些赤裸裸的痛苦，现在可能承受不了了。”
一直到2012年左右，袁凌的生活情况才稍微好一些。那时，新闻和文学间的叙事壁垒被打破，用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和事件的纪实特稿、非虚构写作稿逐渐被行业所认同、接受。袁凌笑称：“我开始转运了吧。”
2012年至2014年，作为特稿记者，袁凌相继写下《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影响颇广的作品，前后获得腾讯网“年度特稿写作奖”“年度调查报道奖”。
周而复始的乡土回归仍在进行。近两年，袁凌一直在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每次去全国各地的乡村儿童家生活半个月，写下他们的故事。
这个过程是艰苦的。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袁凌曾提到，偏远山区缺水缺食物是常态，有时没有床，要睡在木板或草堆上。在新疆，他要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翻过雪山才能抵达探访地。
▲ 袁凌
截止2017年年底，袁凌已走访了几十户家庭，写下40多个故事。近来，这些故事陆续在文学杂志《收获》及新媒体平台“腾讯大家”“网易人间”“真实故事计划”发表，获得众多关注。袁凌计划着，2019年要把这些故事集结为书出版，书名已经想好，叫《寂静的孩子》。
常年的内耗，也让身体先于意识亮起了红灯。
在一次采访中，袁凌碰到农村村医卫生室在免费测血压，他顺手一测，发现自己的高血压竟达到了180，而旁边比自己年龄大近一倍的老爷爷才140，袁凌吓了一跳。后来，他在朋友圈感慨：“长期透支的身体，在45岁这年要认真和我算一算账。我希望它只是警告，提醒我认真还债，而不是直接拉入黑名单。”
他还有很多想写而未完之著。“欠下太多故事了，写出作品还是第一位的。” 现下，袁凌的出书计划已经填满了接下来的几年，他无法估量自己的身体最终能不能“饶人”，只想再多做一些，多走几步。带着手臂上的“烙印”，尽可能再多捕捉一些人在生命之河上蹚过的痕迹。
在袁凌的非虚构作品《从出生地开始》中，他曾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家乡那些已经被黄沙覆盖，和亡者一样成为历史的水流。
袁凌写道：“那个年代，说不清为何到处有如此多的泉水，整个天地在流淌，却并未流走。”泉水总现于路程弯曲处，发出流利或断续的声音，如一个躬身的逗号。
“流走的是我们……一旦开始无法停止。随着公路加宽，弯度消失，泉水莫名地消失了，或许是因为，我们很少回头来看望它们，顶多只是乘车路过。它们的等待落空了，眼眶蒙上灰尘。”
面对残存水迹，袁凌曾怀疑：“我算是活过么？”昆德拉有一句话让他思量颇多：“只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有活过。”
袁凌知道，没有人可以活两次，没有人可以两度踏进同一条河流，走上同一条路，回到同一个地点，就连自以为可靠的身体，下一刻也会变成另一个。
他只能回答自己：“你早已成为，那干渴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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