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明年你别回家过年了 | 专访《四个春天》陆庆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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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家，中国人最质朴的信仰，贵州独山人陆庆屹也不例外。
15岁的时候，陆庆屹扒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从此，回家成为了一件重要而艰难的事。
此后的30多年里，陆庆屹和他的兄弟姐妹大多数情况下只在春节短暂归家，一次次推开门，见到父母为子女们的归来而忙碌、欣喜，也一年年见证着父母的日渐老去。
2013年春节，在北京当摄影师的他带着一台赖以谋生的尼康D800相机回家，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母，开始记录两位老人在春节前后那些微小而琐碎的生活日常：熏腊肠、贴对联、写年夜饭菜单，为子女卸下旅途的行装……平凡的画面里，是每一位守在家乡的父母都会做的事。
在连续记录下4个这样的春天后，没有任何剪辑经验的陆庆屹停下所有工作，用20多个月把25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加工，最终完成了一部105分钟的纪录片——《四个春天》。
在2018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并提名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2019年1月，《四个春天》在院线上映，票房过了1000万，评分高达8.9，成为2019年第一部口碑爆棚的电影。
陆庆屹没有想到，这部一开始仅作为“献给爸妈的礼物”的私人电影，竟让许多人哭着走出了电影院。
“有人能受到感染，拿起手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成功了。”陆庆屹说。
戳人泪点的不是跌宕起伏的剧情，甚至在看完《四个春天》后，你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它在说些什么。当然也没有刻意的煽情，生离死别在电影中有所展现，但许多充满情绪张力的片段，都被陆庆屹用克制冷静的平铺直叙替代。
祭祀、登山、年夜饭、放鞭炮、一家人守着看春晚，弹琴、唱歌、种花、养蜂、等待燕子归来又不舍它们离去……陆庆屹的父母和他们生活中细小的美好与诗意，构成了《四个春天》最动人的部分。
这是一对典型的南方小镇老人。父亲陆运坤是退休的中学物理老师，老派知识分子的温柔寡言，内心其实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兴致。他会20多种乐器，小提琴、笛子、二胡……所有的乐器演奏水平都不太高，但不妨碍陶醉其中，许多乐器还是自己亲手做的；也喜欢摄影摄像，80多岁还在电脑上学剪片子。
老人的生活很容易得到满足。登山时运动鞋前后都开了口，他因地制宜用干草一绑，笑着说“好玩得很”；刚熏好的腊肠出炉，也忍不住啧啧称赞，“安逸”、“太安逸了”。
“好玩”、“安逸”既是父亲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母亲李桂贤则天生为人豪爽，像是父亲的反面。陆庆屹在《四个春天》同名散文集里描述母亲：
我妈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又争强好胜不服输，眉头下从没写过‘困难’二字。外公生前逢人就说：这丫头投错胎了，要是个男娃就刚好！
——选自散文集《四个春天》
有一次父亲要出远门半年，刚出门家中的电就坏了。母亲不懂电，也不想麻烦别人，就愣是点着蜡烛一个人生活了半年。“她太要强了，就是不想麻烦别人。”回忆起这段往事，陆庆屹依然觉得“心都快碎了”。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母亲也不例外。她爱唱山歌，爬山唱、做饭唱，看电视更是不自觉地跟唱，绣花时用脚踩着拍子，缝纫时身体也跟着节奏。
一静一动，却是说不出的般配。陆庆屹说，他从没见过父母吵架。父亲喜欢科学，对乱力怪神一概不信，但也从不阻拦母亲对此的痴迷。母亲交代哪天供奉哪位神仙，父亲都一丝不苟地执行。
甚至点哪种香，点什么烛，怎么烧、怎么挂，他也毫不马虎，比我妈在家时还用心。事后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地说：‘死都死了，哪里知道那许多，你妈真是……’后面的话虽没说出口，但我知道是想赞许妈的赤诚之心。
——选自散文集《四个春天》
父亲平生不和人多来往，陆庆屹说，母亲可能是他唯一的知己。
父母身上有着极为合拍的一面，比如两人都把拍照作为一件生活里极有仪式感的事，或许陆庆屹的拍摄爱好正遗传于此。刚结婚时，家里连一口锅都没有，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去拍了结婚照，每年也都会攒钱去县城请人为一家人拍照。
1997年，陆庆屹的父母终于还完所有欠债，花了2万买了全县第一台录像机。同一年，陆庆屹的三舅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花了3万多。从中看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恰好父母都站在同一边，就像电影中母亲唱山歌里唱道：“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第二年，家中借钱盖起了新房子，没想到不久后就不幸失火，那台昂贵的录像机也未能幸免于难。等母亲回来，看到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家变成一片狼藉，浑身发抖。
足足愣了10秒钟，她径直跑到楼上，先去找照片。
“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陆庆屹说。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五分之一，但存留下的，都是一家人几十年来的共同记忆。
谈起父母的生命力，陆庆屹说，“我觉得他们俩的生命力都极旺盛，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而且他们也从不试图抗争，似乎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像山间无名小溪，常有石草阻拦，但一直汩汩流动着。
当然，他们也会有寻常老人都有的烦恼。三个儿女从小出门在外，牵挂便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人之常情。
陆庆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陆庆松是全县有名的神童，10岁就上了大学，19岁到清华大学当音乐老师，但受不了体制的约束，23岁辞职当起了隐士，如今和弟弟一起租住在北京六环外顺义区的一个院落里，练琴、读哲学。
哥哥继承了父亲的温柔和少言，一派书生气，在电影里，他耐心地教父母用微信发语音、用电脑软件剪视频。
姐姐陆庆伟像母亲一般豪爽，爱唱、爱说、爱笑，大学毕业后到沈阳工作，自此留在了千里之外的东北，结婚生子。
陆庆屹则从小叛逆，不像哥哥姐姐们那样善于读书，曾是镇上的“问题少年”。在15岁离家出走之前，父母对他的要求是“第一你不要死，二不要犯罪”。
儿女天各一方，团聚成了一件奢侈的事。90年代，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00多块钱，但仅从北京回一趟独山，就要花掉40多块的路费。刚开始的几年里，姐弟们只好轮流在春节回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姐姐工作后才有所好转。
等到姐姐当上了公司领导，父母才有机会直接从贵阳坐飞机到沈阳看望女儿。第一次去沈阳，担心父亲晕机，是母亲孤身一人去。爱女心切，父母和亲戚想把家乡的“好东西”都带过去：腊肉、辣椒面、干香菇、千层底布鞋、盐酸菜、鲜花椒……用床单整整装了半屋子。
父亲提议少带些，被母亲横眉怒斥：沈阳那蛮荒之地什么都没有，女儿这些年受苦了！好东西必须带过去，让她享受享受！
母亲就这样带着半屋子的东西坐上火车去贵阳，又从贵阳飞到沈阳。在沈阳，姐姐早早到机场接机，看到母亲出来时，就像一个移动杂货铺，手上、肩上、胳膊上都挂着东西，头发被汗水打湿，东一缕西一缕地贴在脸上。
我姐赶紧扑过去帮忙，其中有两件行李硬是拎不起来，谁也想不到装了什么——是糯米粑，两大袋！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搬上飞机又怎么弄下来的。我姐顿时泪眼奔涌，跌坐到机场的地上哭了起来。我妈莫名其妙，问她是不是拎东西伤到手了，我姐一听，哭得更大声了。
——选自散文集《四个春天》
探亲如此，每年春节后的送别更是件隆重的事。每个儿女离家前的一天，父母会大早起来忙碌，把要带走的东西用单子列出，一样一样置办，多是些在别处吃不到的家乡特产。
到了晚上，一家人会围在炉边闲聊到凌晨，谁都不忍心要说去睡。这时父亲会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说出“好啦，先这样，都去睡吧，明天还要一大早起来”，然后去每个屋子开电热毯。等到半小时后电热毯热了，他又催促大家去睡。
第二天清晨，父母目送孩子们依次离去，母亲在门口告别，进屋之后又忍不住探出身子再看一眼，父亲有时则会坐着公交车，一直送到火车站。
孩子们不在家的日子里，父亲曾拍下在家中作巢的燕子，一边喃喃自语：“七个小燕子，都能够飞了，可能今天明天就要飞走了。”
有一年陆庆屹节后离家，还没到火车站就收到了母亲的短信：
“早知道这么难受，干脆明年你们别回家过年了，我和你爸平时清清静静惯了，也不觉得，你们来了几天又走，家里刚热闹，一下子又冷清下来，受不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才想起你已经走了。”
离家和返乡，牵挂和期待，长久以来的美丽哀愁在第三个春天将要到来时起了波澜。
50岁的姐姐得了重病，不久便离世。接下来的那个春天，父亲摆弄乐器的时间少了，开始一遍遍翻看旧日的照片和录像，母亲也沉默许多。餐桌上永远都留了一副碗筷给姐姐庆伟，定期去坟头看一看，除草、修葺，有时只是去坐坐，也成了老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
姐姐走后，父母开始直面时间的侵蚀。电影中，母亲面对着儿子的镜头，会担忧地说出“如果我不在了，你爸一个人怎么面对这个家”。为了排解这个忧虑，母亲开始虔诚地吃斋念佛，一如她向来对鬼神的执着。
在下一个镜头里，父亲自嘲着自问：“爸以后不能自理了怎么办？”母亲则配来中药为自己调养身体，对父亲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陪你几年算几年。”
到后来，陆庆屹不忍心再去记录父母日渐衰老的场景，他决定要把这四年的拍摄收尾。
2016年春节，陆庆屹与高中同学聚会。四十出头的几十个成年人在KTV舞池中纵情放歌，声浪震得人恍惚。他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问他为何闷闷不乐。
陆庆屹回答：“我在想未来。”同学“噗嗤”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陆庆屹说，你们没有，我有。
那天同学会散场后，他躺在床上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用。但是我决定要开始了，带着忐忑的希望。”
陆庆屹，这位当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出版社编辑，也开过自己的广告公司，甚至还做过矿工的30年“北漂”，决定与时间竞赛。他把自己锁在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整整20个月，断网、关手机、推掉所有工作，终于在2017年底剪辑出第一个版本的《四个春天》。
通过朋友的帮忙联系，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陆庆屹的电影安排一次放映。他去贵州接父母看电影，这让母亲大吃一惊，“问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是啊。她说天呐，我一直以为你开玩笑呢。”
放映结束，问有何感想，母亲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父亲则从观众席上站起身，向大家两次脱帽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感谢我的儿子。”
那一刻，儿子陆庆屹泪流满面。在一次观影后的交流中，他曾说，“我的父母是被时代淹没的一代人。”
纪录片停在了2016年的春天。那一年，父亲有了养蜂的新爱好，母亲对着微信的语音功能乐不可支。再去姐姐墓前上坟，两个老人在雪中跳起50年代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那是他们年轻时在同一片山野中跳过的舞。
生命会结束，但生活还要一个春天一个春天地继续下去。衰老随着时间的流逝必然发生，但好像也不那么可怕了。父亲陆运坤曾说，有三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2018年春天，陆庆屹带父母到云南旅行，老人家在洱海边合影，笑意盈盈。
转眼就是2019年的春天。春节前，陆庆屹为《四个春天》电影和新书的宣传跑了几十个城市、接受了两百多个采访，回家的时间要比往年推迟不少。
这让陆庆屹按捺不住地想家。“想到我爸妈衰老，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哪怕是分担点家务，或者说让他歇一歇，给他们做点饭，特别心疼。”
想必此时，家中灯笼早已挂起，春联已经换新，腊肠腊肉都熏好，只等陆庆屹推开门那一刻：“哎呀，欢迎欢迎，哈哈哈哈！”
参考资料：电影《四个春天》、散文集《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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