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悲痛，唯有面对，才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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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视野焦点从未从“历史”上面移开。

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冬春的日子》拍摄于1993年。电影中，一对夫妇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商品社会席卷了这对夫妇的生活。

2005年到2015年，王小帅“奢侈”地用三部影片（《青红》、《我11》和《闯入者》）的长度来记录“三线建设”。他的父母因“三线建设”离开上海去贵阳，也带上了只出生4个月的他。

在中国电影市场更加青睐娱乐商业片的情况下，王小帅始终有他坚持要表达的题材——他的摄影机总是在面对历史。比起迅速挣得更多的钱，他更在乎的是摄影机如何才能不缺位于当下的社会。

3月22日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把王小帅的视野拉得更广了，他要记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年的故事，“这里面真正能够看到的无常更多了。”

影片随着耀军和丽云夫妇的小孩溺亡而展开，拉出了一个国企改制、计划生育、失独、中国人在面对悲痛时的隐忍与谅解、远走南方打工的巨大画幅，这里面依然有王小帅一如既往的对历史的关照，同时也有他这一代人对待家庭的态度。

过去从未过去，社会的烙印存在于每一个亲历它的人心中。对于王小帅来说，更是如此。

这样“史诗般”的记录，也让王景春和咏梅在今年2月获得了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王小帅说：“这样的角色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电影如果有所成绩的话，他们是最凸显的。”

柏林归来，王小帅接受了“十点人物志”的采访。他为何要拍摄30年的历史？为什么耀军和丽云会选择谅解那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限悲痛的家庭？他又为何执着于面对历史，呈现历史？

可能在表演方面有点才能

导演王小帅说不清自己的故乡在哪儿。如果不是1966年的那一次迁徙，他现在有可能是一个上海人。

父母在上海住了很久，这一点毋庸置疑。王小帅的父亲叫王家驹，王家驹在安徽合肥上了初中和高中，考大学时瞒着家人，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导系。那一年，上戏的表演和导演一起招生，王家驹考上了。

母亲邓美慈在人生中经历的迁徙不比后来的王小帅少。她出生在上海，但战火让她们家迁到了嘉兴，而后是南昌，后来又历经九江、安庆、芜湖、屯溪，1949年定居在了合肥。王家驹正是在合肥读高中时认识了邓美慈并与她相恋。

▲ 王小帅的父母王家驹和邓美慈

1963年，邓美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仪器系毕业，分配到了上海光学仪器厂。上光厂主要生产潜艇的潜望镜，属于军工企业一机部。而王家驹从上戏毕业后，留校任教八年，一共在上海待了12年。

邓美慈在上海工作没两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开发大三线”计划。1966年，邓美慈生下王小帅4个月，全家就搭上了去贵州的火车。王小帅在《一席》的演讲中说，大约有400多万个高技术工人加入了这一次迁徙，一部分人去了云贵川一带，还有一部分去了甘肃和宁夏。

这样一来，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就迁到了贵阳，“从此成为当地人”。在四面环山的贵阳郊区，“空降”的一堆上海人自成一体（中间也有东北人和北京人）。厂里有医院、学校、附小、食堂，娱乐活动是放露天电影，“什么都有，很全”。

那时候，经历了迁徙的人想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很难，因为户口和档案调不走。三线人“几十年在那儿了，他的根都扎在那儿了，一回来亲戚都老了”。

人们就在贵阳生活了下来。本来是上戏教师的王家驹，最开始被安排进了厂工会，负责文艺宣传类的工作，偶尔下车间。这样持续了两年，王家驹托关系进了贵州省京剧团。

▲ 少年时期的王小帅

在那里，他们有过开心的日子。王小帅在随笔集《薄薄的故乡》中记录道：“那时候下班回来，大人有时候会聚在某个同事的家里喝酒、唱歌。唱歌是必须轮流来的，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个手风琴伴奏，然后一个一个挨个唱，不唱是不行的，这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扫兴是不可以的。”

去了京剧团，王家驹回家就少了。妹妹出生后，邓美慈忙不过来，王家驹就把王小帅带在身边生活，成了团里唯一带小孩的父亲。在父亲身边，王小帅走上了一条日后想起来才发觉特殊的路——他开始学画画。但他说，这应该是父亲设下的一个圈套。

因为它是一个“圈套”，这导致王小帅在长大之后面临“要不要考中央美院、把画画这件事当成职业”的时候，他放弃了它。“我断定，这份才能是为了他的理想加注在我身上的，实际的我是没有这份才能的。”王小帅在《薄薄的故乡》中写道。

但真正的才能是什么，他还在摸索。他觉得自己可能在表演和模仿方面“有点才能”，证据是有一年他可以把父亲在京剧团排演的“沙家浜”整出戏的唱段唱出来。

时代的局外人

“时间恒定持续地从山的那头走来，抚摸过这一片山谷、小河和人们的脸，然后又从山的那头走过去了。”

王小帅的少年时光“飘走了”。那些到贵阳去支援“三线建设”的人，有些随着社会变迁陆续离开了，有些则一代代地在山谷中生活下去，成为“时间的守望者和见证者”。

▲ 少年时期的王小帅与家人

王小帅一家本来也应该会成为留下来的人，但是有一天，命运对这个家庭有了新的安排——王家驹接到了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打来的电话。

厂里的高音喇叭建在家属区对面的山上，王家驹听到让他去接长途电话的喊话，第一反应是“完了，母亲死了”。他气喘吁吁地赶到电话旁边，对方正要挂断电话。好在他接到了，因为接了这个电话，这个家庭就会离开贵阳，前往武汉，一个王小帅此前没有听过的地方。

1979年春天之前，王小帅跟着母亲和妹妹到了武汉，此时，属于王小帅的“故乡命题”又一次浮现。不到14岁，他的生命中已经有了两次迁徙。

彷徨似乎始终盘踞在他心中。他在《薄薄的故乡》中表达过这种复杂的感受：“你来到这里，你知道你是一个外乡客，所以你希望讨好它，让它知道你的到来，让它接受你。可是有时候它就像眼前这个景色，它在那里，无所谓你的讨好，自顾自地彰显它大城市的庄严和淡定。”

▲ 王小帅的随笔集《薄薄的故乡》

总之，这家人到了武汉，开始在一个叫“南望山”的地方展开新生活。那里也不是王小帅想象中的大城市，而是三面被东湖环绕着。在贵阳的山景，变成了湖景。母亲邓美慈四处托人，进了武汉华中工学院，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时代的局外人”王小帅到了武汉，在那儿接着学画。文化课成绩垫底，画画正好让他有了别的同学没有的手艺。他自觉背上画夹，骑上自行车去写生，“以画画的名义逃避现实”，逃进了自己的天地——直到15岁那年，北京中央美院附中的准考证寄到他手里。

“新的宇宙中心”北京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考上全国只招13个人的央美附中，而后迎来生命中的第三次迁徙。武汉也没有让王小帅获得“丝毫关于故乡的温暖”，他找不到这座城市中有什么跟他有关的证据。

王小帅离开了武汉。离开的那天早上，他在父亲的房间里收拾好了行李，“突然有一刻不记得自己是要去哪里，有一种心被挖空的感觉”。一个陌生人来接王小帅去车站，王家驹则站在门里，让王小帅自己走出了门。

此时是1981年，武汉从一个他没有听过的城市，变成“一个大到我直到离开都没有认清楚的城市”。

王小帅去了北京。无论他怎么想，北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此后的人生。在央美附中，他认识了高一届的刘小东和喻红。这两个人，是王小帅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冬春的日子》的男、女主角。电影于1993年在温哥华电影节首映。

▲ 《冬春的日子》剧照

第一次到北京的生活，经历了8年，王小帅在这里读完了央美附中，后来放弃画画，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中间，王家驹反复劝告王小帅，这条路太辛苦，戏剧电影是集体创作，导演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自由表达。

只是，王小帅没有听父亲的话。当王小帅站在《冬春的日子》的拍摄现场时，他在心里对父亲说了一句：“对不起了爸爸，你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沉住气，坚持住

不过，《冬春的日子》是王小帅第二次回到北京之后拍摄的。当上导演之前，他还有一次迁徙要经历。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王小帅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1989年8月左右，时任福影厂厂长的陈剑雨到电影学院去要人。他向王小帅承诺，只要王同意去福影厂，那里“将是他施展才华的天地”。

但没等王小帅去福州，陈剑雨却离任了。可是这个时候能怎么办呢，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已经去了福建，如果不去，他“无处安身”。毕业后在北京玩了一年之后，王小帅不得不动身了。怀着对未知的无望和恐惧，他搭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福建。

王小帅一共在福州待了两年，电影没有拍成一部，剧本倒是写了五、六个，“在厂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他还在福州结识了不少善良的同行朋友，其中包括后来担任《闯入者》制片主任的王利军。在距离北京十分遥远的中国东南角，因为有这些朋友，王小帅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感觉。

▲ 《闯入者》工作照

1992年初，在福影厂等着大施拳脚的王小帅“幻灭”了。厂里的领导说，大学生还年轻，要想独立拍片，还得锻炼五年。他片刻没等，散会后到房间里收拾了一个小背包，然后踏出了厂门。“用时不到15分钟。”

王小帅到底有多想拍片，内心又有多么委屈，他在随笔集里透露过一个细节。离开福建很多年后，有一次他整理东西，看到此前人在北京的刘小东寄到福建给他的信。刘小东说：“沉住气，坚持住，我们都还在呢。”王小帅看到这里，“蹲在那里起不来，泪流满面”。

从1993年《冬春的日子》首映开始，每2-4年，就有一部王小帅的作品面世。他的电影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十七岁的单车》在2001年获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2005年，《青红》获第5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

《青红》是王小帅拍摄“三线建设”题材的起点。从他拍第一部电影开始，他就怀着一个愿望，有一天一定要接触这个题材。他知道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中，拍怎样的片子会受欢迎，但是他“心里的声音却一直在告诉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 高圆圆在《青红》中担任女主角

他将这条也许和高票房没什么关系的拍摄道路形容为，“一条窄路”。最终，他拍了三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青红》、《我11》和《闯入者》，它们被称为“三线三部曲”。王小帅说，无论这三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充满了多少艰辛和遗憾，它们都“为三线之事留下了些许印记”。

这种近乎执拗的表达，没有止步于2015年上映的《闯入者》。最近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长达175分钟，一对夫妇在故事中走过了30多年。

那些年里，咏梅饰演的丽云经历了国企改制后的下岗，又痛失爱子，悲伤让她和王景春饰演的耀军搬离原地，前往福建。而一场有隐情的意外，还让丽云失去了肚子里怀着的另一个小孩，这也让耀军、丽云夫妇被迫疏远了原本和他们患难与共的另一个家庭。

关于《地久天长》，王小帅有哪些要讲的话？以下是他的口述：

30多年的跨度，

人生会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2015年，做完了《闯入者》所有的工作，我肯定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思考里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一个新闻节目里看到一个正式的通告，国家开始讨论以及决定放开二胎政策。而失独群体我一直在关注。

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当时国家实行一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称谓，比如我们以前的姑姑、姨、舅舅，甚至哥哥、姐姐、妹妹，这些词都会消亡。这种生活形态也确实成为我们的日常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大家大人、爷爷奶奶带一个孩子。

2015年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这个阶段之后，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有了新的转折。那这3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个特别特殊的时间段，所以我有了横跨几十年拍摄这段故事的想法。

▲ 《地久天长》剧照

前阵，我跟“德国之声”讲，《地久天长》是我这几年来完完全全尽心制作的一部片子。

以前创作也是全心全意，但是那些电影要解决的周边问题稍微好一些，一个几十万成本的小片子，可能你只需要拍10天。而《地久天长》的成片接近3小时，这个体量要求你排除更多的杂念，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我一开始准备拍摄，到最后杀青，一共是四年多。那么这几年的时间里面，社会的变化啊，你的生活的变化呀，或者你的工作（变化）等等，你要怎么去排除这些影响？这就是我所谓的“尽心尽力”。

实际上，这个拍摄实施起来很难。30多年的跨度，人生可能会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你想想，十年一个阶段，五年一个阶段，人的变化得有多大。

▲ 王景春和咏梅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阶段做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它不符合市场规律。要做成这件事，至少要有观众，有更雄厚的政府资源，或者有更好的资金资源。你走到社会上大家都支持你，这么多年已经荒废的或者即将拆除的地方保留下来，你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呢，为了把这个东西实现下来，我们就回头来调整，把这几十年的故事里面该删除的、该留白的都拿掉。拿掉一些细节，有一、两点的小变化，并不会改变这个电影的特质，主题核心就在这里。

最后，我们按电影的方式，把它做完了。

我想把中国人的

情感、善良和隐忍传递出去

拍《地久天长》，我是想把中国老百姓的那一点情感跟那一点内心，掏出来给观众看。我们的社会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基本的情感也在。

另外，这部电影也想把人以善良为主的一面拿出来。我观察发现，大部分的民众看起来其实老老实实的，他们对生活或者对生活给他们造成的那种变故、压力、社会的变迁、人和人之间的变化，有一些善良的本性。

这是组成我们整个社会变迁的一个庞大的基数。所以我就是想把这样的人他们平平凡凡的一生展示出来，把中国人的情感、善良和隐忍传递出去。

▲ 《地久天长》中，两个家庭曾患难与共

《地久天长》里面，因为朋友的小孩浩浩的怂恿，耀军和丽云唯一的小孩星星下了水库，结果星星溺亡了。发生这样难过的事情，这对悲伤的夫妇没有去怪浩浩，而是用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原谅浩浩。有些观众可能会问，这样符合人性吗？

首先，我们经常会讲，人死不能复生。遇到这个巨大的命题我们经常劝人或者劝己都是想，已经是这样了，不可能复生了。那么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我们小时候，或者我们长大之后，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对某个人有了看法，或者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影响到你了，你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是不是故意的？

如果这个人是故意伤害你，你无限的原谅就是助纣为虐了。法律的存在，就是要惩罚那些故意作恶的人。另一种是我们在生活里也经常要遇到的状况。你不能把朋友无意间的举动，变成不可原谅的深仇大恨。

你还要地久天长，俩闺蜜还要在被窝里、在学校里聊天的呀。如果她拼命跟你道歉，你还不原谅她，两人就分道扬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那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你要判断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这种悖论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基础。大家都是善良的，结果两家这么好的朋友关系，小孩出现了这样一个非故意行为。丽云和耀军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他们只能是自己找活下去的出路。而朋友家也不可能因为内疚就不活了。

▲ 王小帅

有的影评人也提到，为什么事情出了很多年以后，沈英明和李海燕一家都没有真正去为小孩的过失赎罪？李海燕有自己的工作，她不得不让丽云打掉了小孩。但是你回想我们的生活里，你碰见多少人，他这一辈子“就不”。

中国人之间，你知道你和家长、同学、朋友之间什么是最难的吗？现在的年轻人说 “亲，爱你噢”很好说。你们之间有什么小矛盾，你说个“对不起”试试看，你先说“我错了”试试看。你甚至从来没有做过。我相信，这就是基本的状态。

电影里面，李海燕去世之前，还对耀军和丽云忏悔自己做过的事，其实这也是我们理想化的东西。真正到了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忏悔是没有的。这是最难的一点。真正的人性和社会性，就是人们心里想“让我正常地生活”。在你面前，我甚至忘了我的过往，谁会站出来呢？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你先要问自己，我对生活的理解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这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

有这么多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所以也不缺我这部吧？

《地久天长》的故事背景横跨30多年，拍摄这样的故事确实跟我、跟我父母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电影形态五花八门，电影工业的体系里面也有教科书式的东西，它形成的产品明显跟市场挂钩。但是在这种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导演的作品里稍微带有非工业化的东西。导演的文化背景、出生经历，都多多少少会展现在他的电影里。如果他抽离了自己的背景，他就不具备他的作者性。

▲ 《地久天长》拍摄了耀军和丽云的一生

而且，我认为作者型的电影一定有它自身的价值，只是它释放的范围、广度是不是有娱乐片这么大而已。另外，虽然它不娱乐，可是它的研究价值很高。你通过一个很小的国家出来的导演拍的电影，也可能能够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历史。

从电影的历史来看，娱乐化的电影工业往前推进，不断更新它的语言，基础都来自于很多作者型的电影。这样的导演和电影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整个大的电影市场体系里，这种做法虽然还是一小部分，但是有些电影作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群。所以，《地久天长》反映的虽然是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也许它会吸引不了年轻观众，但是其实我在决定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去考虑谁是这部电影的观众。

大家都在通过大数据反复灌输大家说，现在看电影的观众年龄层有多小。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幸福，有大量的电影是为他们服务的。有这么多的电影是拍给他们看的，所以也不缺我这部吧？

但是就这部电影的跨度和经历来说，我是觉得，《地久天长》适合全年龄段的观众看。当观众真正走到电影院，或者将来在家里看进去这部电影、沉浸在故事里面的时候，他会发现里面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看下来会觉得3个小时不长，再给他2个小时也可以。

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有点偏短，还挺遗憾的。至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我觉得观众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投票的。

图片来源：网络、《薄薄的故乡》

参考资料：

1.《薄薄的故乡》.王小帅著.楚尘文化出版

2.王小帅：“闯入他乡的人”.公众号“一席”

3.王小帅：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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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中文系毕业的电台主持人。愿多年后，故事不再伤人，阳光依旧温暖，你如此迷人。让我的声音和别人的故事陪你每一个不眠的深夜。微信公众号：晚听经典、静听林静。新浪微博@DJ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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