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买房的女人们：“我的安全感不靠男人，靠自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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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叄里河

ID | Sanlihe1

作者 | 洋平

普兰·德·拉巴尔早在十七世纪就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故事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

有些姑娘不愿意进入这样的故事。在她们叙述的故事里，主角是自己，另一个主角，则是大大小小的房子。

屋里，住着一个确切的自我，走到屋外，世界却没变。

单身女儿

0.7秒后，大约是两个眨眼的时间，35岁的林青终于觉得，自己在杭州城，算是扎根下来了。

这是2017年某个零点，桥西板块一个热盘开始微信抢房。提前两秒，林青就开始猛按屏幕上那个红色的“立即选择”按键。

林青瞄准的是120多平的大三房，相比89的刚需房和更具性价比的130多方四房，她的选择更有把握一些。

“恭喜你，选择成功”，当绿色的对钩跳出来，这一刻，五六年的漂泊感消失了。在她，买房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过程，杭州房价在G20后经过了一波猛涨，势头不减。“买涨不买跌”，林青觉得，作为投资，买房是最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父母曾提议，卖掉老家富阳的一套房子，来支持女儿买房。林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就像弟弟买房时，她拿出了二十万那样理所当然。

属于弟弟的这套房早在2007年就买下了，花掉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儿子买了房，才好成家立业，至于女儿，“女儿是要嫁人的，没必要买房。”父母并不重男轻女，但这个朴素的想法像常识一样无需解释。

“从夫居”，这种家庭婚姻关系中的居住安排，已经延续了千百年。尽管这背后，往往意味着家庭中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但在包括林青在内的全家人看来，顺理成章。对于林青，父母的关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操心她的婚姻大事。

只是，这几年里，林青并没有谈恋爱。既然没遇上什么特别想嫁的人，那就自己安个家吧。

父母似乎也放弃了催婚，转而支持女儿买房的决定。毕竟女儿作为民事律师，年收入在50万左右，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贝壳发布的《2019女性安居报告》统计，去年有高达46.7%的购房者是女性，而在二线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35.7%。

林青成为其中的一员。为此，她开始到处凑钱，拿出所有积蓄，把手上所有信用卡套现，借空了蚂蚁借呗的所有额度，再加上从朋友那里补上的空缺，林青交上了所有首付。

付完首付那天晚上，林青约闺蜜于飞吃了顿饭。两人碰着酒杯，林青说：“从今以后，我可没钱请你吃饭了。”

此时的于飞，刚刚离婚，卖掉了婚前自己名下那套小居室。为了财产分割，“给了前夫一百万，算是买回了自由。”

丈夫孕期出轨，对她是一记当头棒喝。于飞确信，自己做到了一个好妻子应该做的所有部分，自己买的房子，供公婆来杭探望时居住，作为记者，满浙江跑，依然把儿子带在身边。

陡然明白女性独立多么重要，大约就是从这来自男人的重大伤害开始，从意识到男人不可依赖开始。

“再也无法相信男人了。”于飞向闺蜜吐槽，林青因为接了不少离婚案件，看到过丈夫在财产分割中的种种作为，对这一观点也多少感同身受。

安全感

文佳深知缺乏安全感时的生理反应。通常是在入睡前，她会不停翻身，等不到睡意只好玩手机，等打亮了屏幕就又变得心不在焉。转转头，仿佛就有一大堆焦虑的情绪流出来，积在枕头坑洼处。

如果是在房东提出要自己搬走的时候，自己就会在焦虑感里泡上好几夜，忧虑一切事情：能不能找到房子？如何在这个城市立足？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发展？甚而还无中生有地担心起自己和父母的健康来。

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文佳决定，要在工作的杭州买套房子。

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理由也直接，没男朋友也没决定最终就留在上海了，何必买房。在长辈看来，房子是漂泊之后的终点。文佳却觉得，这算是个中点。她给父母算账，房租每月就大几千，自己月月月光，到头来都是给别人打工。不如把房租的钱用来还房贷，好歹房子还是自己的。

“找不到男朋友就不买房？十年不找呢？”文佳说，自己绝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会放那个挂在另一个人身上的篮子。

她带父母看房，整理杭州楼市的发展轨迹，来说服父母，一切看涨。最终，在父母一部分首付的支持下，她买下了一间40年产权的商住两用loft公寓。

买下房子的那一刻，她才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而不再是个借居在此的异乡人。

“异乡人”的尴尬境地，Jane在美国体会地尤其充分。自从特朗普上台后，Jane说，她能感受到身边对外国人不友善的人多起来了，曾有服务员学她的口音说话，交通警察扫她一眼，第一句话就是生硬地问，你会不会说中文。甚至与楼下租住的黑人打个照面，他竟然眯起眼睛看着她，哪怕Jane其实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这种明确的歧视感让Jane觉得没趣味，再加上她没有抽到工作签证，在美国念书、工作七八年后，Jane回国了。选择了温暖的深圳，没错，这个北方姑娘其实很怕冷。

一回国，还借住在朋友家的Jane就看到了自如租客住甲醛房患上白血病的新闻。

在美国那几年里，她都通过美国的Service Apartment租房，只需要提交申请，步骤简单，也安全。来到深圳，Jane反倒有些抓瞎，她不太信任网上的租房信息，也对房产中介提供的房源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那就索性买个房吧。因为自己就是做企业战略咨询的，正在学习一些金融知识，Jane更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Jane列出了国内的通胀率、深圳平均工资涨幅、房价这几年的涨幅，几个数字一摆，父母就成了她坚定的支持者，物色购买小公寓。

买到房后，文佳的焦虑感消失了：“终于有了保障。”

正如李松蔚在《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提到：“我们的安全感并不来自“糟糕的事永远不发生”——虽然我们也希望如此。更现实的安全感，是我们相信糟糕的事就算发生，我们也能应对。”

屋里

Jane不太在乎房子大小和地段，却尤其看中小区环境、物业和交通设施。她最终选择了一套套内面积50多平的小公寓。

父母出了首付，接下来的贷款和装修就全自己来。Jane没找设计公司，她相信，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她自己调颜色、选材质，所有的买买买全都一个人完成。

她刚买了地板。“不买不知道，”Jane说，原来地板有这么多规格、型号、颜色。不同的地板用的胶还不一样，她不仅要挑选规格色彩，还要考虑着跟未来的软装是否搭配。

这是一个麻烦却相当愉快的过程。Jane发现，这是第一个完全由她自己说了算的空间。她不爱下厨，就把厨房改的很小，空间留给了宽敞的客餐厅。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有一段颇煽情的结语：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在外人眼里，吴潇是上海一位职业利落的互联网品牌销售，回到自己的家，她却变成了一个少女的样子。

这个家也是一间loft公寓，拿着父母的一部分支持，吴潇自己买下了它。连同接下来的装修，她刷光了信用卡，着实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住进的的时候，之前的艰难立马就变得意义重大。

大部分上海家庭，把这个户型的loft当做两居室，另舍一间客房，供未来孩子或父母的住处。吴潇偏不，她把客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衣帽间，衣服、鞋子、包，全都分门别类安置。二楼就是主卧和这间衣帽间，连同她开辟出来的大化妆台，和一个在落地窗边的阅读区。这是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

一楼则用于和朋友聚会，吴潇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大开间，一个供客人使用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厨房。“朋友来也是喝酒，不下厨的。”

Loft公寓对于大多数单身女性来说，总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不仅单价更低，商住两用便不用浪费大城市首套房的房票，价格合适，居住环境又往往比住宅更现代化。

在文佳看来，最吸引她的是“趣味性”，loft动静皆宜，住在里面，跑上跑下，自己也变得活泼起来。她不喜欢一眼望穿的平层住宅，因为那很“无聊”。

决策

为了杭州这套钟爱的loft公寓，文佳着实付出了一些代价，房贷五千元，再加上交房前的房租，每个月月初，她工资的三分之二就已经交出去了。

“前面两年过得非常苦，没有闲钱。”文佳说，一些明显的消费只能放弃了，比如买花、做指甲、美容、旅游。钱要用来专注于吃喝、交通，以及作为刚需品的衣服和化妆品

从前很少算钱的文佳开始精打细算。每个月，她要把房贷、房租、信用卡的钱全都加起来，再算这个月还有多少可支配收入。

也就是从开始还房贷的那个月起，文佳居然觉得，自己成熟了不少。从前一气之下就想辞职的脾气，已经被压下来不少。文佳再也不会在没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就离职。即便有了合适的选择，她也要做个表格，多方比较，薪资水平、未来发展空间等等，从中挑选出一个最稳妥的决策。

“理性客观”，成了文佳常常提醒自己的内容。她在尝试改变自我管理比较松散的状态。此前，她曾经拍着胸脯向爸妈保证，房贷一定能用自己的能力还完，绝不要他们帮忙。“有了房子后，责任感更强了。”文佳说

文佳最愉快的时候，是看到一些漂亮的生活用品时，那些厨房用品和收纳盒，总在她精确的花销里占有一席之地。她喜欢买这些东西，攒着，等到新房交付，就能用了。

2018年末，新房交付了，这些东西却没有进入到新房，文佳自己也没有。文佳英语教育专业出身，在杭州已经做过多份工作，只觉得天花板越来越明显。“我必须得走了，往北京去。”

文佳很快找到一份出版社教育培训的新工作，提着包就北上了。新房子刚交付，就租了出去。尽管非常心疼，“但我不会让房子绑定我的生活。”

林青则决定扎根在杭州。房贷和信用卡还款压力不小，她便努力接更多业务。朋友说她，越看越像《离婚律师》里的姚晨，满身的独立女性派头。

在北京的一次培训，她又遇上了帮她凑齐首付的闺蜜。两个人在酒吧坐着，于飞打听她最近的生活。林青告诉她，自己另开了一张银行卡，保证里面永远有五万块钱，够还三个月的房贷了。

就在买了房以后，她第一次办了一张健身卡，一周去三天，跑步、撸铁，过得非常自律。朋友问她，这么瘦，何必健身。林青笑笑，她需要强壮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应对高强度的工作。

于飞打趣：“我看你就是要想办法活到把贷款还完。”

漏洞

吴潇也离开了自己在上海的安乐居所，追随爱情奔赴了北京。

“婚姻只是我的一部分。”吴潇说，她的一部分底气，就是来自对房产的投资。即便没有婚姻，她依然可以独立生活，为此，她觉得自己对丈夫和家庭的依赖，就控制在一个有限而平衡的范围里。“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能承担的起。”

北京与丈夫共住的房子，吴潇做了不少妥协，应公公婆婆的要求，衣帽间小了很多，腾出一间客房。

换个城市重新开启生活却并不容易。

已婚未育，大概是女性所面对的最尴尬的境地。在北京的几次面试中，得知吴潇新婚，面试官都流露出一种商榷的眼神，询问她生育的计划。

“用人单位也要考虑性价比。”这似乎可以理解，光是产假，就是一项不小的成本。我国现在实行《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 草案）》规定，女性职工生育享受的产假98天。而男性职工，陪产假则多为15天左右。

吴潇发现，这恰恰是一个悖论，看似照顾女性，提供了比男性六倍以上的假期。但这也意味着，对用人单位来说，招募男性职工，就要划算得多。同是销售岗，吴潇提供的业绩成绩单，需要比同龄男性好得多，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她曾经一天干了三四天的工作，早上开会，之后去河北出差，当晚回来，晚上还接着见客户。当天还是生理期。“如果是男性，未必能坚持。”她把生理上的弱势，补偿成为韧性。

“有时候这也是性别优势。”吴潇说。有些客户，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单子，也许撒个娇，示个弱，就能谈下来了，这显然是男性同事做不到的。

不过，这也许又是一个悖论。吴潇潦草的想着，把疑惑埋到心底。

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

有男人握着于飞的手，暗示自己可以帮她完成一些经营任务。“男性有了经济地位，就觉得很容易得到姑娘。”于飞说。“女性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上是弱势的。”于飞说。

每一次，于飞都硬气的拒绝，“我有工作能力，养得起自己。”名下的房产则是一条底线，让她有路可退。

“我需要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在深圳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小悦强调。

小悦说，自己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带着小三过逍遥日子，所以她从小缺乏安全感。个人资产是她最主要的安全感来源，即便婚姻失败，房子既是一份产业，也是一条退路。

在深圳工作后，她一直计划着买一套公寓，自住也好，投资也罢。男友看她攒钱辛苦，主动提出，要送她一套。

男友在自己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下一套两百多万的公寓。在公证处，正式赠与小悦。也是这套房，“加速了与他结婚生娃的进程。”

小悦说：“愿意给我买就买吧，反正我钱不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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