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捡垃圾，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搞运输 | 帝都拾荒者“鄙视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商业人物 Author 任尚坤
年老的从业者正逐渐退出，年轻人接受教育后有了更多工作选择，中间一批则面临政策与市场双重挤压，另谋他路。作为废品再生利用的基础，垃圾精细分类势在必行。
可随着民间拾荒队伍日渐萎缩，北京垃圾处理也将倍量增长。到时，翻番的垃圾又当如何消化？
♪ 点击上方绿标，即可收听音频
来源 | 商业人物
ID | biz-leaders
作者 | 任尚坤
“嗨小兄弟，能不能帮我找几个电影，那种刺激一点的。”
说着，他凑近坐了过来，递上一部碎了屏的手机。他的手粘些水渍，像刚刚洗过，身旁堆放着收废品的袋子。他有些兴奋，就像再早前捡过八百块钱一样，“没想到这手机还能用”。
接过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触摸板更是不大灵敏。
“你要找的，怕是现在网上正常都看不到哇。”
他显得有些沮丧。他每天并没什么娱乐活动，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熟练，点个视频可以说是唯一的消遣。他嘟囔着，时不时流出巴蜀方言。
晚九点，他常跑过来看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顺带着，捡人们丢弃的易拉罐和塑料瓶。这儿是个小型休闲场地，在北京东单地铁出口旁，不少人会在树下的石板长凳上休息，也有拾荒者在这里过夜。
有时，他也躺下眯一觉，但等人一散场，他还是会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里。虽五十有余，但据他讲“并没有讨老婆”。他不大愿意谈论家乡的事情，只说“出些变故”，然后就呆坐在石凳上，不再话痨。
那些捡到的东西，他会分批卖给附近收废品的人，每月赚个两千来块钱。他跟同乡伙伴联系不多，来北京不到三年，在这个行当，他还只算个“新手”。
他并不知道，近些年行业凋敝，北京拾荒者正急遽减少。他更不知道，那个藉此发家、名叫许际才的人，如今已是百余人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板，当初还是他们“川帮”的头儿。
这一切，离他遥远而陌生。
他的普通话比许际才要好。
从1986年进京到现在，许际才一直操着口地道的四川巴州方言。以至于，许老板有时候不得不需要一位“发言人”。
时间约在了下午两点到四点。地点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北六环开外，与市中心直线距离30余公里。地铁的话，倒5号线到天通苑北，然后坐643路公交至阿苏卫站台下。
根据导航路径，自此则需步行2.2公里才能到达处理中心所在，而且要穿过废旧金属“垃圾山”间的“谷地”。在距离大门一公里的十字路口，一辆辆密封车厢的后八轮重型卡车载着垃圾交替出入。
这里是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部分垃圾以及昌平区所有垃圾的终端处理厂，也是这些垃圾在北京分类的“最后一站”。据许际才介绍，整个阿苏卫每天处理垃圾有5000多吨，在焚烧、填埋和堆肥三种方式中目前仍以焚烧为主，按规定，他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需承担每天1600-1800吨的分拣量。
许际才承包阿苏卫垃圾分拣、回收项目已有十个年头，最多时有180个工人，“拾荒者基本属于不固定的，我们这儿现在叫分拣工”。合同制，每天工作8小时，半月发一次工资，工资计件按销售比例结算。工人基本都是许际才的四川老乡，每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在分拣车间，机器轰鸣声嘈杂不断，看到有六个人，三人为一组，正分列在两个传送带旁，熟练地将可回收物品挑拣出来。空气中散发着食物腐烂的酸臭味道，“我进来前会先换件衣服，受不了可以去门口休息，习惯了就好”。一位年轻的分拣小哥讲。
另有工人同时在打包车间作业。许际才透露，塑料布每天可打包30吨，玻璃碎片、一次性餐盒15吨、塑料瓶2-3吨……专门的液体分流设备直接连到污水处理厂，而塑料最终要再处理成碎片形式才能往外卖，“要不河北的再生加工厂不敢收”。
2012-2014年，是公司生意最好的三年。那时，1600吨垃圾可回收16%且有销路。但随着环保督察压力加大，河北等地的再生加工厂相继关停，“我们有东西卖不出去”，现在回收销售比例已经降到了7%，员工人数还剩100多点。
“垃圾分类对我们绝对是有影响的，前端把有用的全分拣完了，到后端处理时可回收的自然就少了。”不过许际才觉得，即便是在上海那边，分拣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是消化不了的，“最好在各个区有一条污水处理、塑料破碎、分拣打包乃至交易的配套流水线”。
▲一名工人正在打包车间作业
但在挤满高楼大厦的北上广，土地紧俏得很。许际才明白，“这需要给到一些政策”，他时不时会跑到市里向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教授请教，了解有关环保和垃圾分类的最新动向。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老爷子，现任北京市政府参事、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退休年纪仍旧开会、出差不断。
“最近两年，会有新的交易点建起来。”尽管从王教授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复，但许际才也并未面露喜色，在他看来：
“都还是未知数。”
许际才结识王维平，迄今已有32年。
1987年冬天，王维平还在市环卫局规划基建处主管垃圾场。“背着一床被子”跑到北京讨生活的许际才和同乡杜茂州、杜茂献兄弟俩，幸运地拿到王维平批的条子，才得以“进场”捡垃圾。
他们也由此成为北京最早一批拾荒者。王维平当时就觉得，政府收集、运输、处理一吨垃圾需要157块钱，这些拾荒者捡的多了也能给省下些成本。后来，王维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环境学。至1995年回国，又用了四年时间完成《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
报告数据显示，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口近8.2万，其中四川约4.6万，河南约1.7万，河北约1万，江苏约1700人。而一直延续至今的拾荒格局也是王维平回国后，于1996年确定的：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
那会儿，由许际才和杜茂献带领的拾荒族已成为京城的治安隐患，为抢夺地盘一度大打出手。王维平决定出面规制。当年北京饭店召开的那场“丐帮大会”，如今在江湖上，有诸多传说。不过，接受“商业人物”采访时，后来的“零废弃村落”发起人、环保志愿者陈立雯分析认为，产业链条分工应该还是市场机制的作用。
许际才则笑眯眯讲，“丐帮大会确有其事。”提起过往，他顿时来了精神，毕竟当年的那份辛苦收获了相应回报，更重要的，他见证了30年拾荒江湖的风起云涌。一批批新人拥入这个看起来并不体面的航道，而许际才他们则相继成立废品回收公司，做起了承包生意。
最多时候，他同时做着四个“包工头”。就连河南人聚集的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他也盘下了一块场地。作为北京当年最为知名的“废城”，东小口500余亩土地上曾承载着京城1/4的垃圾回收量，有100多个回收摊位，3万余人在此谋生。
随之而来的，是北京高速的城市化推进与严峻的环境整治。2000年后，东小口的拆迁计划被提上日程，不到五年时间，原有大型仓库式废品收购站多已荡然无存。2017年3月，京豫旺发废品回收市场被拆除，3000多流动人口重新择业。这是东小口镇最后一个旧货回收市场，始于2003年，位于兰各庄村西南，占地64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
在如今的兰各庄村，铺满柏油马路的街道上甚至看不到多少杂物。泥土、砖块、往来的翻斗车辆，一排二层小楼拔地而起。也时不时会有货车满载垃圾出入。十来户人共同生活的大杂院里，来自河南信阳的张小让讲，“原来市场没有了，我去了附近的建筑工地，媳妇儿去做了保洁。”
除了回老家外，这也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工作之余的时间，他们还依然会捡些垃圾，傍晚时再运往8公里外的南七家村广利福源废品回收中心。2007年，这里被确认为昌平区两个再生资源回收主体企业之一，占地百余亩，有废纸、塑料、木材、金属等大型分拣回收仓库，也有个体户式的小摊位，专做一两种废旧物品的回收。
“你可以去那块看看，人多、量大。”张小让建议。
夜间，是废品交易的高峰时段。
在城里收了满车货的小“坐商”们，会不约而同地跑到北六环外的废品集散地，给更大的“坐商”交货、拿钱。南七家，也是李师傅忙活一天后必须去的地方。
同样来自河南信阳，但李师傅比张小让要幸运些，他从一来就进驻到小区里给亲戚干活，后来亲戚回了老家，他干脆接了班儿，继续做废品回收。这一干就是12年。小区在二环以内，因为和住户处得比较熟了，每天人来人往，生意不错。
“前两天满地都是垃圾，领导都急眼了。”小区西北角有个垃圾楼，离李师傅平时称重打包的地方非常近。前几年，社区领导在这儿选了个点，由环卫工人将垃圾楼里可回收物品挑拣出来，李师傅负责照看，社区安排专人清运。如此一来，流量更大了，“有时清运不及时，居民楼上的人也会骂”。李师傅说。
李师傅主收废纸板和塑料瓶、易拉罐，金属也有但量稍小。他的回收价比市场价要高1-2毛且“秤数还准，没猫腻”。在这行当，秤上动手脚很普遍，他不无自夸多年打下了“公平秤”的口碑，卖给他废品的的住户可以得到实惠，它也能通过后端销量弥补前端损失。但旁边68岁的环卫大爷吐槽说，“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偶尔抹个零头”。
平时，他会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向南七家跑，一车货大概有900公斤，单路上来回要两个多钟头。这天，因为几张废纸板，他和一位老太太多扯了两句，“一两次就行了，您不能总拿这沾了水的过来吧！”
去掉开销，李师傅每月能有小一万元收入，从早五点忙到晚十一点。不过，他多少还是有些焦虑，“媳妇儿意外怀孕，竟还是双胞胎”，现年45岁的他有四个孩子，都在河南老家。今年开春，李师傅连房都没租，天天在车上睡。
他时不时也看新闻，知道上海在实行垃圾分类的事儿。他预感北京也快了，但不清楚是否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李师傅觉得，在分拣回收环节，最基层的这群人暂时还不能被替代，“现在捡的人多了，收的人少了，北京的老太太都反过来开始捡了，但他们不靠这吃饭啊”。
“‘拾荒’如果溯源的话，它应该是指从混合垃圾和垃圾填埋场里面捡的那部分人。这些年回收成了主力，绝大部分废品要经过买卖。”陈立雯告诉“商业人物”，历史高峰时，北京废品回收从业者有近30万。但2014-2017年间，北京再生资源回收遭遇市场和政策双重夹击，诸多废品分类与交易站点关闭。
年老的从业者正逐渐退出，年轻人接受教育后有了更多工作选择，中间一批则面临挤压，开始另谋他路。当下，仍留在北京的拾荒人群（包括回收者）已不足10万。
可北京每年的生活垃圾产量——从2015年的790.3万吨已增加到如今的近950万吨。2019年6月18日，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在访谈节目中透露，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近2.6万吨。五年前，王维平也做过测算，当时运进垃圾处理厂过泵的量是700多万吨，而通过拾荒者群体运到河北贩卖的量也有700多万吨。
作为废品再生利用的基础，垃圾精细分类势在必行。可随着民间拾荒队伍日渐萎缩，北京垃圾处理也将倍量增长。到时，翻番的垃圾又该如何消化？
“政府应该会给专业废品收购者合作或承包的空间吧。”
对北京即将开展的垃圾分类，杜怀义还真不咋关心。
这些年，当初一起来的安徽同乡要么转行，要么回家。
杜怀义已经习惯了“单打独斗”，也随时准备“撤退”。来北京七八年了，他依然处在整个废品回收体系的最前端，既会翻捡小区垃圾箱寻找塑料瓶、易拉罐，也会等着打着捆的废纸板送过来，“有一些老客户，他们有我电话，或是他们主动送，或是我上门收”。
从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到现在清早6点，准时从四惠开车到建外街道附近小区蹲点。照行话说，他也由“游商”成了小“坐商”。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废纸回收一斤也就赚个一毛多钱。为减少中间环节，老杜每晚八点装车，然后直奔河北廊坊终端加工厂，再回到住处基本都在凌晨左右。这样下来，可月入近六千块钱。
正值暑假，儿子小杜来北京陪了父亲几天，然后又匆匆返回老家补课，备战高考。“考得好就上，不好就不上了呗。”杜怀义又不无欣慰地说，“嗯，暂时成绩还不错。”和老杜一样，这些年李师傅挣来的钱也都毫不吝惜地供孩子读书、考学。他们不希望孩子以后再走老路，延续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
不过，许际才还是把他的小儿子带到了北京，一起在阿苏卫车间工作。当然，任管理者。说来也巧，来自安徽的杜怀义竟还听说过四川巴中的许际才，他琢磨着啥时候自己也能“搞搞承包淘金”。可他并不知道，在许际才承包的阿苏卫分拣车间，工人们都是从酸腐霉臭的混合垃圾里“刨活”。这是废品回收的另一个系统，需有政府主导。
其实和杜怀类似，很多人都不大清楚生活垃圾的具体流布和混合垃圾的处理压力。用陈立雯的话说，“公众对于垃圾的认识多数停留在投进垃圾桶那一刻”。
垃圾楼—中转站—填埋场。
这是城市生活垃圾的基本走向。在北京，大概每平方公里会有个垃圾楼，通常由物业和社区管理者负责运送，接着再把盛满垃圾的集装箱送到垃圾中转站，最后到达阿苏卫这样的终端处理厂。
但长期观察探访后，陈立雯撰文称，到末端处理中心，混合垃圾再怎么机械分选，堆出来的肥料都还是混有大量塑料等可回收废物，“如果在这之前，可以分好，又有其他好的去向的话，意味着可以实现垃圾分类处理。”实践浮在表面是因为它可以浮在表面。
从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九个字，王维平呼吁了近20年。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无害化“，这是多年来垃圾处理的硬性指标，更是列入到了整个行政考核体系之内。而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则是垃圾的前端减量与废品回收。考虑涉及多个部门，他甚至在市人大会上提议，由市长来做垃圾治理的牵头人。
在当前中国的垃圾治理体系中，丢到垃圾桶的垃圾和“可回收物”并不同属一个管理系统。前者由市环卫部门收集清运、生化处理，后者则归商委负责。王维平曾倡导“两网融合”——把城市垃圾和废品回收整合到统一平台，集中处理、提效降本。
“将如此大量的废品有效分类和处理，现有环卫系统和相关创业公司都难以做到。”
陈立雯也认可两网融合的解决方案，可一直都没看到有效的成果落地。她更觉得，重建一套排除民间群体的废品回收体系是不现实的，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明智的做法是改进其当下不足之处，补充其无法实现的回收目标”。
2019年7月28日，周日，晚19：50，北京强降雨。
杜怀义没有去廊坊，花了点钱，找了个可以避雨的停车场。
李师傅犹豫了下，载着一车浸了水的废纸板。
消失在雨夜里。
注：应受访者要求，张小让、杜怀义均为化名
今日互动
你怎么看拾荒者这个工作？
-背景音乐-
《Consolation n°3 en ré bémol majeur》
-主播-
安静，十点签约主播。每天晚上九点，一段声音，一首音乐陪你说晚安！新浪微博@用心兔子 公众号：我是安静。
“商业人物”专注于关注中国商业力量，讲述原创商业故事，提供商业人物特稿。
点击下图，阅读更多推文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 戳这里，经典人物传记免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