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史记 | 华裔人物：第一位华裔陆军律师--傅履仁将军（John Liu F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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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明 (Chuanming Wang)
编辑：方强（Qiang Fang), 欣欣然(Xin Su)
Title: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Americans | Chinese American Figure: The first Chinese Military Lawyer--General John Liu Fugh
(Please read English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引子：傅履仁将军（英文名： John Liu Fugh）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人，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美国陆军资深的军事法律专家和辩护律师。1993年退役后，他先后担任麦道中国公司总裁、波音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及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等职位，担任过美国百人委员会（简称：百人会）的第四任主席。他积极参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政治活动，让更多的美国政界人士和民众了解中国。他呼吁中美贸易立法，赢得美国军政界及全球华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是华人的骄傲与学习的楷模。
（一）傅履仁将军，华人的骄傲与楷模。
傅履仁（英文名：John Liu Fugh 约翰·L·福格）将军，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之子，其家庭系满洲裔皇室家族血亲，八旗子弟后人。
1934年9月12生于中国北京。
1949年14岁时随父母因政治原因移民来到美国。
1960年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当了8个月律师，后进入陆军，先后任美国陆军及欧洲驻军的助理军法检察官。
1968年5月出任美国驻越南陆军检察部行政及民事法律处主任。
1976年赴欧洲任美国驻欧洲第三装甲师中校军法检察官。
1979年任陆军军法诉讼处主任。
1984年以准将军衔担任助理军法总监。
1990年晋升为少将。
1991年8月执掌陆军军法总监。
1993年退役后, 傅履仁仍旧活跃于政界和商界，担任美国陆军军法总监、陆军总参谋长的法律顾问。
1995年起出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副总裁兼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美国波音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以及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
2006年4月，傅履仁将军成为由美国华裔精英组成的百人会第四任（2006---2009）会长，为推进中美贸易与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0年5月11日，美国首位华人陆军少将傅履仁先生因心脏病发作，在马里兰州国家海军医疗中心逝世，享年75岁。
傅履仁将军于1993退出现役时，他是美国军队中的最高律师，也是仅有的军衔和法律职务晋升到将军和陆军中律师职务最高的华裔美国人之一。虽然许多军人可以声称拥有“非凡”的事业，但很少有人能和傅履仁将军的制服相媲美。【注：将军制服有一星至五星军衔等级之分，肩牌胸牌挂星彰显军权地位高贵与威严。将军的制服面料为毛料，士兵制服不是。】
图一：从中国的青少年到美国的陆军律师傅履仁将军。
（二） 年少离家，“临时访客”离京辗转美国。
这是傅履仁14岁时随父母离开北京和移民美国生活和事业的故事。这首先要从傅履仁的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父亲傅泾波与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的深厚友谊关系说起。（注：傅泾波（1900—1988），北京人，傅履仁之父，1924年在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1925年与基督徒刘倬汉结婚。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以大使私人顾问的名义，在大使馆协助司徒雷登工作。1949年傅泾波前往美国。1988年10月27日在美国病逝。）
傅履仁是滿洲貴族正红旗的后代，其家族曾世袭牛录章京（注：官爵名。后金（清）天聪八年（1634），定八旗爵名，改原称的备御为牛录章京。）。由于家庭与满族皇族血缘有关，他们在当时的清朝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曾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Yenching Institute)，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私立大学。他既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是第三代基督徒，并且颇受校长司徒雷登的赏识，后来就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注：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1919年，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司徒雷登任校长，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址由北京大学接收。）
傅履仁父亲的英文名字是菲利普·福格(Philip Fugh)。在20世纪20年代，司徒雷登博士在美国旅行回来后帮助加上“GH”（格）来拼写这个姓氏，使之成为“Fug（福格），他认为这个英语名字对美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这个名字也确实为他父亲后来移民美国的生活和工作创造了条件与方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为了控制中国而爆发了冲突（内战）。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作为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中国特使，来华寻找将两个党派团结在一起的办法。他建议任命司徒雷登博士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一建议得到了杜鲁门的同意。傅履仁的父亲于是陪同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举行了国共和平会谈，但会谈最终失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最终胜利，国民党逃往台湾。
当时，14岁的傅履仁与他的母亲刘倬汉和姐妹们被困在北京，处境艰难。即将建立新政权的共产党官员知道了傅履仁家和司徒雷登大使的关系后，每天早上三点或四点派人到他家去，把他和他的母亲带走，并询问他：“你父亲在哪里？你有多少钱？你的枪和弹药在哪里？你的秘密文件在哪里？”
图二：傅履仁1950抵达美国时被授予“临时访客”身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傅履仁的父母感到他们在中国已经没有前途，而且生命得不到保障，因此决定离开中国大陆。他的父母设法获得了香港的出境签证，并在这一英国殖民地提出申请，作为“临时访客”移民美国。(注：194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Magnuson Act废除1882年的《排华法案》并允许每年最多105个华人移民美国，由于美国国会对获准移民到美国的亚洲人数施加了严格限制，傅履仁全家不得不作为“临时访客”来美国。（“美华史记 |排华法案的第六个十年”) 当移民美国的申请获得批准后, 傅履仁一家乘船前往日本和夏威夷，最后抵达旧金山。
（三）贵人相助，全家获得在美“永久居留”地位。
1950年，傅履仁的父母定居在华盛顿特区。其父菲利普·福格仍然担任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而16岁的傅履仁几乎不会说英语。为了给他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他的父母决定把他安置在纽约的一所私立学校（New Rochelle, New York），当时没有固定住所，他就和一名美国妇女及其女儿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船上。对傅履仁来说, 没有家人的陪伴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
图三：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左右，照片中有约翰·福格(左)和他的父亲菲利普·福格 (右)和约翰·雷顿·司徒雷登大使。
在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后，年轻的傅履仁在华盛顿乔治城附近的高中就读，并于1953年毕业。之后他考入了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外交服务系学习。他的最初计划是保持其中国公民身份，日后可以方便加入中国外交部。1957年5月，当他获得该校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时，他却意识到他的计划行不通。因为他的父亲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关系（注：国民党政府代表机构在联合国工作与司徒雷登大使保持联系), 所以中国大陆不会欢迎他。更糟的是，美国国务院也不允许他担任美国外交官, 因为美国外交官必须在美国待上至少十年才能申请参加国务院外交服务考试。他的外交官生涯在美国就此破灭。
傅履仁申请入籍美国时也曾经遇到了困难，这主要是傅履仁的全家最初进入美国时用的是“临时访客”身份，每六个月需续签一次签证。然而，所幸有贵人相助，1952年6月，在司徒雷登大使的帮助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私人法案。根据傅履仁一家来美国的政治背景及现实原因等情况，美国移民部门给予傅履仁一家“永久居留”美国的许可。正式入籍有了新的希望!（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来自美国亚拉巴马州南方。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生前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安葬到中国。2008年11月17日，经傅履仁将军等人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作者编辑整理。）
（四）有责任感，服兵役回报国家 。
1960年，傅履仁在华盛顿大学读完法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在毕业之前，他接到了社会选择性服务(Selective Service)的上岗通知与和平时期的征兵号召。【当时美国是义务征兵制】在前往马里兰州的霍拉伯德堡做体能训练后，25岁的他不想入伍当一名士兵，他更想当一名律师。而在他攻读法学硕士的时候，由于成绩十分突出，被美国军方看上了（优选入册备案），美国军方非常关注成绩优秀的适龄青年，他便从此走上了军旅生涯。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陆军而不加入其他兵种，傅履仁后来回忆道：“当时因为我戴眼镜空军不要我，海军训练太苦我担心难以适应，而参加陆军的选择条件就不需要这些，然后我就加入了陆军。”
1960年，傅履仁在华盛顿大学读完法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当年, 他成为陆军军法署长(JAG)团的一名少尉（连职）。那个时候的傅履仁其实只想当三年兵就退役了，可是没想到自己最终在军队呆了33年，最后还成为一名准将（Brigadier General）。他在2001年的口述历史中说他加入美国陆军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一种责任感：“我的家人设法来到这个国家，而我在这里也欠了一些东西，服兵役应当是一种回报。” （注：2001年，记者李菁专访傅履仁，他口述司徒雷登不为人知的往事 。）
1961年， 傅履仁在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Fort Benning, Georgia）接受了为期8周的步兵军官训练，并完成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辩护律师学校的军法基础课程。1961年5月毕业后，他第一次去旧金山普雷西迪奥第六军执行任务。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驻军的助理军法检察官，负责一般的陆军法律工作，并在军事法庭为士兵辩护以及帮助审查调查报告和职责调查报告。
1964年年初，两名美国陆军飞行员本·斯图茨(Ben Stutts)上尉和卡尔顿·沃尔茨(Carlton Voltz)上尉在非军事区上空执行任务时误入朝鲜境内。 在发动机出现故障后，被迫降落直升机。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朝鲜领土, 被俘虏后接受审问时，他们提供了许多美国军方“姓名、军衔和服役号码” 的信息，而且他们最终在压力下同意为朝方执行间谍任务。
这一次，傅履仁担任高级官员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负责调查朝鲜抓获的两名陆军飞行员的。当这两位美国人在被朝鲜囚禁数月后获释时，他们召集了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两名飞行员在囚犯期间是否违反了“行为守则”，以及这些违反行为是否属于刑事犯罪。经过两个月的证词，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这两人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五）离开现役后又回归到军队。
虽然傅履仁喜欢在陆军法律办公室里的工作和军人的生活方式，但薪水很低。因此，在三年的服役期结束后，傅履仁上尉离开了现役，开始在旧金山地区的原子能委员会担任律师。
图四：1960年7月，傅履仁娶了宗毓珍女士，这对夫妇后来生了两个孩子，贾什蒂纳和贾勒特。
傅履仁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宗毓珍女士, 他的知心女友。1960年7月，两人结为伉俪，并育有一男一女：贾勒特和贾什蒂纳，他们均成为律师，各有一个孩子。
傅履仁将军的夫人宗毓珍的家族，在美国也是华人中的名门望族。其妹宗毓华(Connie Chung)，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女主播的著名华裔电视节目主持人。她们姐妹共五人，被称为“五朵金花”，宗毓华最小，宗毓珍排行第三，傅履仁曾笑称太太是五姐妹中唯一 “普通话讲得还不错的人”。
尽管在旧金山伯克利地区的生活很好，但傅履仁依然怀念军队的文化, 那里的“凝聚力及团结”。第六集团军的前上司鼓励他说，如果感觉到生活缺少了什么就回陆军去。在度过了六个月的休假之后，傅履仁在1964年11月又回到了JAG兵团。之后不久就接到调令，由他负责带着一个正规的陆军委员会，在美国驻欧洲军事基地的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的欧洲陆军(USAREUR)服役。
（六）在德国出任欧洲驻军助理军法检察官。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傅履仁被外派到德国海德堡的欧洲陆军(USAREUR) 任欧洲驻军的助理军法检察官, 官员免职委员会的记录员，审查行政法事务的行动干事。陆军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是5万美元或以下的合同，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美援署合同上诉委员会审理案件。他最喜欢的工作是负责采购部的副主任一职，在上世纪60年代，他的确赚了一大笔钱（履行商务采购合同行为以及商务合同法的律师咨询确定、案件审查等律师费）。
1967年，当傅履仁少校离开海德堡时，他已经成为财产法和反采购欺诈合同法方面的专家。他为此很满意，因为他拥有了专业技能和基础，也就是有了合法挣钱的本领。
此后，当他被选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导弹发射装置用户委员会代表的法律顾问时，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就各种法律问题为美国代表准备表达原则立场的文件，并与其他国家的高级法律顾问进行协调，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国际层面”工作的滋味。
那时，北约国家正在克里特岛上建造一个导弹发射场。在那里，美国将“鹰”地对空导弹部署到欧洲，每周六在巴黎或雅典举行一次住欧军队商务采购合同用户国会议。其中最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是：希腊坚持将发射地点的食品和其他供应品承包给当地的国家企业，而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都希望竞标。北约与美国驻军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时难以处理，这对傅履仁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考验。“在北约的经历环境下，一名陆军官员经常不得不像一名外交官一样思考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法”。正如他所说：“在处理可能是棘手的情况时，你不能总是说出你认为什么，有时候感到很无奈------。”
而傅履仁在回忆德国工作经历的唯一感觉不愉快的是，他厌倦了自己被别人当作日本人。当时的德国人还记得德国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与日本结盟过，有些人就认为日本人是傅履仁的祖先，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日本的同族人，这些都让傅履仁将军感到很不舒服。
起初，傅履仁少校（1960年参军后被任命陆军少尉）会去纠正德国人，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并曾在孩提时代遭受过日本占领中国的苦难。不过那些德国人好像没有记性, 他不得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这些话语，直到他对此感到厌倦了, 于是干脆就不再进行解释。1967年9月，他临时决定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军营，参加了为期一年的陆军律师高级课程。
（七）参加越战，傅履仁有不安的经历与感受。
记者李菁在《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一书提到，傅履仁将军回忆越战期间为“我们的部队看待越南人的方式而感到不安”。
1968年5月，当美国参加的越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傅履仁将军参加陆军律师高级课程毕业后，被派往驻扎在越南的美国陆军(USARV)，并出任美国驻越南的陆军检查部行政及民事法律处任主任、陆军军法部诉讼处主任等要职，这意味着他对所有法律事务负有全面责任。在美援署，除了军事司法和外国索赔外，他还就日内瓦公约、劳工合同、房地产和货币管制以及人事索赔等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那里的工作节奏很快，他每周工作七天，只有周日下午休息。不过，他明白与现场的辩护律师相比，他的工作还算是很轻松的。
有一次，他陪同美援署工作人员去第101空降师看望位于非军事区附近的“鹰营”（美国驻越南军事基地名称）的一线工作的辩护律师。一线工作除了“一个用作PX的棚屋”之外，“鹰营”没有固定的军营建筑。办公室“是一个半埋在地下的集装箱（Conex，连接车、船、机联运用），集装箱前面有一个帐篷。”帐篷入口处有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SJA”。他走进去，不知道谁是军官，谁是士兵,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强烈的热带炎热下赤裸着胸部，生活与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图五：1968年5月毕业后，他被派往越南的美国陆军(USARV)，担任副参谋、辩护律师和民法司长。
根据他的回忆，当时带了六包可乐，大家对这“小礼物”感到非常兴奋。他说：“这是一次令人痛心的访问。我坐在装有空调的美援车办公室里，而我的同事们在这些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体验战地部队的生活，他还自愿参加直升机飞行支援任务。1969年1月至5月在敌对领土上空执行任务，他因“积极参加二十五次空中支援任务”而被授予空军奖章。
在越南军队（USARV）服役的时候，他曾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美国陆军中有人歧视亚裔军人。鉴于他的中国背景，他并不喜欢陆军中有人对亚裔军人说“gooks”（坏蛋，歧视亚裔）这个词。他说：“我知道我们在为一场战争而战，但我认为还有一个种族成分在其中”。他记得有一起案件，有一名美国士兵鲁莽驾驶，开车撞死了一名南越人，结果被判无罪，在统一的军事司法法典中只得到了非司法性惩罚。 在另一起案件中，负责哨兵值班的美国士兵在骑自行车时看到一名越南人，无辜挑衅，要强行带走他，遭到拒绝后，士兵开枪杀死了这个越南人。“他们把越南人看成是非人类，作为一个亚洲人，这让我感到困扰。” 傅履仁这样说。
（八）台湾三年，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获得成功。
越战结束后，傅履仁回到了美国，并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任务：在台湾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工作（注：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是指定派往其他国家的美国军事顾问，以协助训练常规武装部队和促进军事援助。）。
在越南作战期间，他曾经临时去过台湾, 但这次到达台北机场后他依旧感到震撼和惊讶: 台湾官员认同是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之后，他申请去台湾军队一个部门工作，但这一请求最初被拒绝，因为他的外派官员对他说：“我们不派法国人去法国。”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观点，而美国陆军中（两位最高律师）的另外一名律师（他的上司）劳伦斯·富勒(Lawrence Fuller)少将却对他的请求表示赞同, 批准他担任台北美国军事法官代言人的任务，这是美国军队中的最高律师。
从一开始，他在台湾的工作相当出色的。他不仅懂得当地语言，也理解台湾的文化。至于台湾人，他们不了解也不确定这位华裔美国军官究竟支持谁。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正在与官方一位台湾女性用普通话交谈。过了一会儿，她对他说：“告诉我，你跟我们（台湾人）在一起，还是跟他们（来台中国人或支持一个中国的人们）在一起？” 傅履仁回答：“我和他们在一起。”
后来，当傅履仁在台北陪同陆军少将马格指挥官参加与台湾当局的谈判以及讲话时，他能够提供各种法律支持以确保准确地翻译谈话。因为懂中文会听到对方的谈话内容，傅履仁在私人谈话中格外谨慎保护隐私。他的独特才能使得他能够成功地参与国防部谈判与各种协议的拟定。
（九）晋升中校，傅履仁又回到了德国。
在台湾工作三年取得成功后，傅履仁回到美国参加了指挥与参谋学院的学习。
图六：傅履仁参加了指挥与参谋学院。
1973年5月毕业后，新晋升中校的傅履仁被提升为Virginia阿灵顿弹道导弹防御办公室的参谋法官和法律顾问。在执行这个任务过程中，他研究了各种非常高水平的采购问题，不仅涉及导弹，而且还涉及相控阵雷达和支持设备以及安装设施。
图七：后排左2：约翰·福前排左2：琼·福。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当时傅履仁被任命为西德第三装甲师的参谋律师。
1976年，他再次回到德国，担任3D装甲师（3D为军事术语：坦克及装甲车厚度及防护能力）的参谋法官。虽然他先前的工作是军事采购、行政和民法，但是他的专长是“重要军事司法”行动。另外，尽管他以前曾在台湾的一个军事部门组织担任过最高陆军律师，但之前的任务是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工作，接触面与工作量都是有限的。而现在是3D装甲师的工作，涉及向大约29000名军人提供法律服务，在六个不同的办公室里监管一名少校和30名上尉，工作有相当压力。然而，他很快就与3D装甲师指挥官西蒙斯（Charles J. Simmons)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
任务结束后，西蒙斯把傅履仁将军（军事）和他的督察将军（律师）看作最为欣赏的两个军官。而在傅履仁看来，他成功是因为他的坚持, 并且能够在日常的法律会议上与同僚们有效地沟通，让他们“做正确的事”，坚持最高的职业道德标准。
（十）五角大楼承担军事法律行动的决策意见和命令。
1979年，傅履仁上校从德国卡莱尔军营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陆军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的一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他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法律和政策事务的特别助理。
在五角大楼，他负责给美国军队军事法律行动决策提供意见和下达命令。这是他第一次在五角大楼工作，他在这个引人注目的职位上表现十分出色。他处理了军队中的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包括是否允许美国政府联合会的雇员统一到军队中来工作；军事人员的前配偶（通常是平民）能否有权获得其军事退役工资的一部分待遇；对于同性恋行为，是否应该有统一的行政分离政策等等。在这个高水平的工作平台上，他努力找到一个可以共赢的中间立场。他在回忆这段工作如何回答问题时说：“你不需在政治上给出答案, 你的回答必须是合法的。你可以引导你的听众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必进行对抗或争论”。
1982，傅履仁上校成为陆军诉讼部的负责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极具挑战性，因为他在联邦法院诉讼中代表了陆军部长。他对十个部门负有全部责任：合同法、民事人事法、诉讼法、反采购欺诈法（他建立的）、环境法（他也建立起来了）、合同上诉、辩护上诉、审判辩护服务、管理法和知识产权。
（十一）二星准将，第一位美国军队中的华裔将军。
1984年8月1日，50岁的傅履仁升为准将，担任美国陆军军法处民事法处民事法律部门助理总监。五年后，1989年，傅履仁肩章上的将星又加了一颗，成为陆军少将，不久又升为美国陆军二星少将，成为美国军队中第一位美籍华裔将军。
这一职位的成功晋升，是美国军队的历史性时刻，因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血统的美国人晋升到了将军的军衔。此时，就像今天一样，很少有穿制服的华裔美国人令人瞩目与关注。
1991年，傅履仁出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主管美国数十万陆军官兵的所有法律事务，他属下有1700多名陆军法官。在此期间，他创建了美军第一个环保法部门和反采购欺诈法部门，同时他还担任美军波斯湾战争中陆军参谋长的法律顾问。此后，他欣然承认，他的军事生涯（晋升）是个反常现象（他起初不想当兵，参军后为军队律师，后来的职务晋升异乎寻常快），他的陆军律师职务带动军衔晋升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肩负着两颗星星，同时担当陆军将军和民法（Civil Law）助理法官长的职责。傅履仁将军说，“这是中国文化对兵役的偏见反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中国旧社会当兵是被人看不起的，普遍认为当兵是一种最低贱的职业），例如那些希望在中国政府任职的中国人，都在寻找公务员职位而不愿当兵, 但他相信自己的进步解释了为什么“好人”当兵, 会成为文官而不是战士。
在这项新的工作中，他通过帮助司法部，设立了一年的奖学金计划，并任命忠于职守和验丰富的法官为美国军队的特别助理检察官。
1988年7月 ，这是他第一次陪同马克斯·瑟曼（Max Thurman）将军来到中国。当时他是美国陆军司令部的训练教官，后来担任陆军副参谋长助理。此次出差的目的是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更大的军事联系，正如他当年指派给台湾某军事部门时（美军事顾问团）所经历的那样，但有中国人质疑他的忠诚。在上海，曾有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女子用汉语问傅履仁将军为什么穿美国制服，“你是假货吗？你是骗子吗？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战争，你会站在哪一边？”她问道。他停下来，看着她回答说：“你认为我会站在哪一边？”他感到与当年在台湾担任美国军事顾问团有一样的处境，谈话到此结束。
（十二）海湾战争，他为军队军事行动提供法律建议与决策。
在海湾战争（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中，傅履仁少将在Jag军团中有准将的特殊职务，又有在正式担当军队中律师的职能，这些使他拥有所有将军“帽子”的指挥权力（“帽子”即所在军团中最高指挥位置，是因为他有将军与最高律师两项最高职务，别的将军没有）。在高速节奏的亚洲西南部作战行动中，傅履仁将军在所有的时间都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在伊拉克，当一名陆军飞机UH-60被击落，其驾驶员被抓获，并被迫在巴格达电视台巡回播放时，国防部的最高律师在周日早上打电话给他，请他就《日内瓦四公约》对这一事件提出建议。该最高律师在咨询了他和其他法官后实地做出了决定。 （注：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日内瓦（四）公约于1950年10月21日生效，1977年6月10日在日内瓦又签订了日内瓦（四）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并于1978年12月7日生效。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
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一个问题是位于巴格达一个著名公园的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是否可以被联军飞机瞄准。执行轰炸任务的一部分美国的飞行员有很大的希望"把它放过去"。而美国国家顶尖律师鲁伯特也建议不要破坏雕像。他认为：“这不是军事上的必要，如果轰炸，可以说是违反了武装冲突的法律”。美国海军事务总局官员也想知道这是否有良好的法律咨询意见？午夜时分, 沙特阿拉伯的一名海军准将雷蒙德（Raymond）代表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指挥官诺尔曼·施瓦辛格将军和联军打电话给傅履仁，希望他能够提出意见。傅履仁在仔细询问雷蒙德（Raymond）上校提供的法律咨询意见，几个小时后他到五角大楼研究了巴格达公园和周围地区雕像的一些空中照片后，要求海军准将：“避开轰炸雕像目标。”。 他的意见证实了鲁伯特的法律建议的合法性和智慧。
（十三） 选择退休，不忘坚持对军队进行改革。
1989年5月， 傅履仁被任命为少将，并担任助理检察长。当时担任助理检察长的少将William K. Suter（舒特）已经被提名为总检察长。 然而，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JAG军团出现了相当大的动荡。1990年底，傅履仁被任命为军队中的第二位律师。1991年，傅履仁仍是一名少将，他一直等待确认为总检察长的舒特少将能够晋升，但迟迟未得到证实。在得到美参议院拒绝将傅履仁将军晋升到JAG军团的首席（三星级）位置后，他最终决定退休。（尽管他的军事生涯已告一段落，但舒特很快就开始了第二次声名显赫的职业生涯，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书记员，这是美国最高司法行政机构的工作)。
图八：退休后，他被陆军参谋长Gordon R. Sullivan授予了杰出的服役奖章。这幅画像是在他晋升九天后拍摄的。
傅履仁选择了退休，但他在等待批准的两年时间里怀着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对美国陆军内部有关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一项是关于任期限制的新政策。原来的陆军规定是律师要么担任检察长，要么担任助理检察长(副总法官)，任期限于四年。助理总检察长不能晋升成为总检察长。此外，任何一名未被挑选升职的法官都必须退休等等。他认为：“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当一个在军队中的排名第二的律师，升到首席律师的时候，在这种有限的机会中，应当以确保有晋升机会的律师升职”。
多年来，美国军队在国外没有部署军队预备役部队（预备役军人没有参加越南战争）。然而，在1990多名部署到波斯湾地区的270多名法官中，三分之一属于预备役。军队需要认识到这些预备役军人的重要贡献，并认识到他们将在未来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傅履仁决定把美国军队预备役部队整合到正规部队中来。他说：“现在是把陆军预备役律师更好地整合到现役军团中来的时候了”。傅履仁指出：兵团的世界性法律会议以前被限制为现役法官拥护者，现在包括陆军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律师。
最后，傅履仁为美国陆军的部队素质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他首次在JAG兵团历史上率先为兵团设计了未来发展, 是一个卓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军队, 是指引并赋予我们人民力量的灯塔。因此，在1991年4月，傅履仁批准了有关军队官员军人素质建设的如下远景：“要成为最有能力、最有道德的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和支持客户的团体。“近二十五年后，军队的法律服务的远景仍然很到位”。
1993年，傅履仁将军正式退休，在担任总检察长两年后，原来他可以一直呆到1995年后，但他认识到“是退休的时候了，因JAG军团需要新的领导。”退休后，他被陆军参谋长戈登·萨利文（Gordon R. Sullivan）授予了杰出的服役奖章。 （傅履仁回忆录：《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李菁:）
（十四）叶落归根，积极推进中美贸易文化交流与立法。
1995年8月，傅履仁将军和爱妻宗毓珍女士定居北京。傅履仁退休后加入了美国一家大型法律公司，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被麦道公司（McDonnell Douglas）雇用来领导其在中国的业务，充分发挥了他的专长和专业知识。其后他开始与中国航空界合作。既然麦道公司想把客机卖给中国航空公司，那么他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帮忙销售飞机。
图九：1993年退休，担任两年时间总检察长。傅履仁将军主持1993年3月30日就职于五角大楼副总统约翰·蒂莱利（John H. Tilelli）的行动和计划副司长John H. Tilelli的就职宣誓。
1997年波音公司收购了麦道公司。傅履仁离开了航空工业，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他担任美国安然中国公司董事长。当时，安然公司大量参与了中国天然气管道和发电站的建设。四年以后，也就是2000年2月，他回到美国到安然位于首都华盛顿DC的总部工作，在那里他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商界更长远合作做规划，也为中美贸易立法而努力游说。
（十五）精诚努力，让司徒雷登大使的骨灰安葬在中国杭州。
2001年在美国的中国安然公司退休后，傅履仁与美国华人精英百人会密切合作，并最终成为该集团的第四届主席。
在此期间，他还致力于实现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让司徒雷登大使的骨灰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司徒雷登博士不仅是前驻华大使，而且还曾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正是因为司徒雷登大使的帮助，傅履仁一家人才得以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傅履仁认为只有他才能将司徒雷登大使的骨灰运回中国，以满足司徒雷登博士自1876出生于中国以来一直持有的愿望。
1955 年8 月1 日，司徒雷登大使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1962 年，司徒雷登大使逝世，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于1973 和1984 年曾两次访问北京，期间均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北京燕园（北大校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专门为此事托中国驻美大使捎信给邓小平。1986 年6 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因为司徒雷登大使曾经被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此事一波三折，遭到北大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最终不得不搁置。”
在毛泽东在世时，这样的回返是不可能的。当司徒雷登博士于1962去世时，中国人坚称没有任何象征帝国主义的人或东西可以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邓小平时代，这样的极左行为得到纠正。此后，由燕大著名校友雷洁琼、吴阶平、周南等人题词，并邀请燕大校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黄华为司徒雷登故居题写了匾牌。
2002年10月,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通过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向司徒雷登故居捐赠了第一批司徒雷登的遗物。从此，那些为司徒雷登归葬燕园奔走的人们，开始慢慢把目光从北京燕园向杭州转移。2003年，傅海澜再次通过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向司徒雷登故居捐赠遗物，并在当年10月造访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心诚则灵。经过傅履仁和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及校友姚林杰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强力支持。他们最终批准了“司徒雷登骨灰的回归”。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许，在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一座已经挖好的墓穴前，傅履仁将军和白发苍苍的姚林杰等另外6位80岁左右的燕京大学校友，参加这场凝重和低调的骨灰下葬仪式，骨灰很快被工人用泥土掩埋，黑色的墓碑被迅速树起，墓碑上，大幅的头像下面，只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再无其他。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康碧翠，以及浙江省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官员。葬礼在几段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四十分钟，然后神情肃穆的人们分头离去。11月18日，浙江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
傅履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实现的承诺。现在，司徒雷登大使和我的父亲可以安息了。”
（十六）鞠躬尽瘁，傅履仁将军在华盛顿国家海军医院离世。
2010年5月11日，傅履仁因心脏病发作，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海军医疗中心逝世，享年75岁。傅履仁将军是第一个晋升到美国陆军二颗星的华裔美国人，从一个中国少年成长到一名美国将军和军队最高律师。为了纪念这位为美国陆军军队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美籍华裔将军和美国军队最高律师，每隔一年的纪念日, 美国陆军的JAG军团都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 宣传他和他的精神。在夏洛茨维尔总检察长的法律中心和学校, 当讨论当前军事行动中的法律问题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工作者高度评价傅履仁将军的重大贡献。赞美他非凡的人生经历，不会被遗忘。
美国百人会大华府地区联盟主席胡善庆博士告诉记者：“美籍华人傅履仁将军（ John Liu Fugh） 生前是我的一个好友，是美国百人委员会（简称：百人会）的第四任主席（2006---2009），他介绍我加入了百人会工作”。胡善庆博士希望：“能够在海外华文媒体上介绍令所有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美籍华人傅履仁事将军的非凡经历，让更多的华人纪念他，怀念他，学习他”。（注：美国百人会：成立与1989年，贝聿铭，马友友，邓兆祥，唐蹓千，杨雪兰及吴健雄博士在纽约正式成立了名为百人会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形成属于华人自己的群体，向美国主流社会发出属于华人自己的声音。百人会自创始以来，始终致力于两大使命：即推动华裔群体全面融入美国社会，促进美国与大中华地区建设性发展。作为由优秀华人精英组成的非政治性组织，会员凭借个人成就受邀请入会，现如今，百人会已有150多位成员，遍布商界，政界，学术界，艺术和体育领域，其中包括雅虎公司创始人，首位美籍华人宇航员，美国驻中国大使，世界体育冠军等。——百人会长吴华扬）
注释:
1. 《从中国的青少年到美国的陆军律师-辩护律师 约翰·L·福格(傅履仁)将军的非凡职业生涯》——作者美国陆军国家博物馆的弗雷德·L·博尔奇(Fred L. Borch) 全英文发表在2017年《生物战沙漠盾牌/风暴》上。
2. 李菁 (口述: 傅履仁),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
3. 《司徒雷登回来了》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08-12-03记者 王波文。
4. 百度网《https://baike.baidu.com/item/傅履仁/7317288?fr=aladdin》
5. 本文图片：美国国防部陆军国家博物馆网站。
ABSTRACT
General John Liu Fugh is a renowned Chinese American. He was not only the first Chinese army general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a seasoned military legal specialist and defending lawyer. After retirement in 1993, he had taken several high-ranking company managerial positions such as head of the McDonnell-Douglas Corporation, vice executive president of Boeing’s China company, and the head of Enron International’s China office.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the fourth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 (Committee of 100, bairenhui). He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economic, trade, cultural exchange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 help more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ordinary people to know China. He called for the legislation of Sino-US trade. All of his efforts have won the respect of America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fficials as well as of many Chinese across the world. He is indeed an exemplar for Chinese to be proud of and to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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