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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6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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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路在何方?

潇湘经略 Today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饭统戴老板 Author 储松竹

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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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


来源|饭统戴老板(ID: worldofboss)

作者|储松竹,编辑|李墨天/戴老板

头图|IC photo


花多少钱,才能给一个农业国播下制造业的种子?答案是25万两白银。


钱是这么花的:首先是曾国藩委托容闳去美国买设备,花了6.8万两;然后李鸿章买了家位于虹口的钢铁厂,花了6万两白银(其中4万是一个海关腐败官员交的赎罪银)。两个项目一合并,又砸了十几万两银子盖楼买地,这家叫做“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就算是办起来了。


在这之前的一年,洋枪队自上海出发,在苏南打的太平天国丢盔卸甲,也让曾国藩近距离见识了西洋机械的厉害,“儒家完人”决定兴建现代军械厂。幕僚向曾国藩举荐好友容闳,这位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向曾国藩进言: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


曾国藩被洗脑成功,爽快掏钱委托容闳赴美采购设备。美国之行结束后,容闳带着从纽约普特南机械(Putnam Machine Co.)购置的一百多台机床加盟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也成为最早使用新式机器的现代化企业。上海工业的起点之高,在洋务运动中无可项背者。


1869年,上海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此时曾国藩将两成上海关税拨给江南制造局,这意味着制造局每年至少有4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铸铁厂、洋枪楼、轮船厂、锅炉厂、火药厂……洋务派将挽大厦于既倒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轰鸣工厂上。


不过,国产枪炮并未挽救大清,真正带给民族未来的,却是江南制造局的副产品。


江南制造局设有翻译馆,由外国学者口述,中国文人润笔,力求翻译严谨且易懂。逻辑、遗传、神经……等诸多今天常用的科学名词,都是当时敲定的,而且涵盖了数学、化学、机械等几乎所有科学,成为滋润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源泉,梁启超呼吁年轻人“不可不疾读”。


一个国家开放与否,常常会影响未来的国运。识货的日本人从江南制造局大量采购了《列国岁计政要》、《克虏伯炮弹造法》等书籍,为明治维新提供强大助力。但此时大清却因为派去美国的留学生剃辫子脱马褂,坏了“夷夏大防”,决定将詹天佑等学童紧急撤回国内。


开埠后的上海,坐拥江浙的富庶和长江的便利,英美商人和广州买办蜂拥而至,驱动上海成为全中国唯一的“超一线”。到了1894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在纺织、船舶、造纸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但这种被枪顶着头的开放,从来都意味着压迫与妥协。


从买办寻租到民族自救、从闭关自守到技术引进、从产业断代到奋起直追,上海制造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共和国工业的发展脉络。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已经跻身全球顶级城市,消费属性和国际化属性突然凸显,人们对于上海工业的未来,又有了一些好奇和疑惑。


上海的工业之路通往何方?这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未来感的问题。


01. 海市蜃楼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中允许在通商口岸办工厂的条款,对上海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德资本家迅速以最惠国待遇为由,大肆兴办工业,投资方向也由此前的城市基础设施转向了实体制造业。1911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资产已经比1895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洋布、样面、洋药……各式各样的洋货自上海的工厂流向全国,在打开国人眼界的同时,重创了萌芽中的中国工业。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兴办实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的开头就写道:“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


外资如狼似虎的掠夺和国人兴业救国的热潮,在偏安一隅的上海滩奏响了民族工业现代化的进行曲。从1895年到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由0.28亿元增长到1.19亿元[1],在纺织、面粉、机器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个城市的命运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决定。上海在这一时期逐渐从一座港口贸易城市成为全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在巧合之间拥有了三大特殊的发展优势:


1)租界的政治杠杆

2)工业要素的汇流

3)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租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成为了国中之国,占地3万多亩,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外滩的英美探险家、虹口的日本军官、南京路的犹太商人、当警察的印度人、中国的富商和难民……各势力的相互忌惮和被迫合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政治杠杆,制度先进又社会稳定。


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原料贸易川流不息。各帝国侵略者为处置清王朝庞大的赔款,在上海设立了大量的金融机构,英国汇丰、美国花旗等洋行先后在外滩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饥荒、战乱和苛政让苏北、宁波和安徽的贫民们源源不断的逃来上海,成为优质的廉价劳动力。


为攫取更多利润,帝国主义资本家迫不及待地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新科技带到上海。在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农耕古国的边陲,上海突兀的成为全球科技的高地。爱迪生发明电灯三年后,南京东路就亮起了15盏路灯,上海是全球第一批使用电灯的城市。铁路、电梯、煤气……黑科技让上海在古老中国中显得魔幻又绮丽。


最能体现上海工业三大优势的案例是著名棉纱工业家穆藕初。这位留美攻读纺织和企业管理的实业家,在1914年就引进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奠基理论“泰罗制”,这甚至早于欧洲产业界。他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产品质量好,企业效益高。但随后他去棉花主要产区郑州创办的“豫丰纱厂”,却很快就被战乱和军阀的勒索拖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列强无暇东顾,而北洋政府的兵荒马乱又被租界拒之门外。上海工业进入了爆发期,民族工业的主体由买办、官僚变为留学生和企业家,经营能力上了一个档次。纺织、面粉、机器等民族工厂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1920年代上海民族纺织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输外商了。


日本在赢得日俄战争后加大了对上海的经济殖民,英美德老牌资本主义亦十分青睐上海优越的工商业环境。在最直面歧视性殖民生活的上海,人民自发地用支持国货来表达爱国精神。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1915年反《二十一条》,抵制日货;1925年五卅运动,支持国货。上海始终奋战在对抗经济殖民的前线。


上海成为支持国货运动的中心


彼时日益繁华起来的上海滩既有南京路的琳琅满目,也有外滩租界的纸醉金迷。但苏州河以北和肇嘉浜一带的棚户区才是这座城市的底色。数百万的贫苦移民蜗居于草棚与污秽之间,为那些轰鸣的工厂提供廉价而没有尊严的劳动。申新集团、永安集团、南洋烟草这些国人兴办的企业成为国家富强的希冀所在。


工人阶级的诞生也使得上海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民族的希望与火种在上海孕育。


1927年,上海工业已经拥有了以纺织、食品为主的8大类54个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繁荣的商业贸易更是令上海成为全国闻名的销金窟温柔乡。同年国民政府设上海为特别市。同时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并入,上海工业有了广阔的腹地。


上海民族工业在此后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上海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60%,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常住人口达35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还对腹地形成了经济辐射,不少剿丝厂、面粉厂设在苏锡地区。



然而,这种附着在殖民结构上的畸形繁荣,终究是无本之木,官僚买办性质的政府注定无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靠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数百家工厂毁于日本人的轰炸,杨树浦工业区遭遇重创,展露出上海工业的不堪一击。


1937年7月上海举办了庆祝建市十周年工业展览,民族工业的蓬勃朝气令市民振奋。据《申报》报道:大隆机器厂所制优良品能与欧美各国争衡,使国人吐一口恶气;新药工业的产品“经医师化验师之化验,其效用可与外货相等”;甚至还有厂家试验木炭汽车的制造“以替代汽油”,国人对新能源汽车的探索竟那样的早。



然而一个月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上海工业蒙受致命打击,全市约有2270家工厂毁于日军炮火。随后日军对华商工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强占掠夺,1943年,华商工厂约倒闭2/3,剩1145家;纺织业约90%纱锭闲置,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机器五金工业企业仅为开工率5%~8%[2]


抗战胜利后,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货的倾销令上海工业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帝国主义资本带着掠夺目的建立了上海工业的底子,但通过把持命脉产业和先进技术,对民族企业进行掐脖子,封建帮会和官僚买办亦是跗骨之蛆。民族资本不仅要面对市场激烈竞争,还要警惕种种以委任、租借、合作为名的巧取豪夺。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代代国人为了实业报国的理想,在上海鞠躬尽瘁、砥砺奋进。为洋务运动前后奔走的容闳客死异乡;穆藕初为兴办工厂一度将住房都抵押变卖,晚景凄凉;实现纺织机进口替代的大隆机器厂在日据期间被强占,老板严庆龄一度被扣押……在国家孱弱的时代,所谓辉煌终归是一场海市蜃楼。



1937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为宣传自己的“三星”牌日用品,资助拍摄了爱国电影《三星伴月》,当时被誉为“金嗓子”的天后周璇献声演唱了主题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02. 自力更生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了无差别的猛烈轰炸,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重要民用设施被炸毁,民众死伤惨重。市区工厂几乎面临全部停电停工,刚刚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华蛋品厂是上海食品行业中首批国营企业,停电意味着仓库中成堆的冷饮和巧克力报废,情况十分危急。


工厂副工程师是一名年仅24岁的青年,这名交大电机工程系毕业的共产党员临危不乱。他将两台320匹马力的柴油电机并联起来发电,成功挽救了工厂的库存,厂里的职工们钦佩不已。二十天后,蛋品厂改名为上海益民第一食品厂,副工程师后来也因能力突出,受到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赏识,被升为工厂总经理[3]


益民食品一厂随后在这名年轻总经理的带领下,一边创立了自己的食品品牌“光明”,用打广告、铺渠道的市场化方式打败了英商美女牌冰淇淋;另一边则承接国家采购订单,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提供牛肉、巧克力等军需罐头。这家工厂产品的味道,日后成为萦绕上海人心头的美好。


光明牌宣传车沿街送出免费冰淇淋,1951年


益民食品一厂在建国后的发展,是彼时上海工业的一个典型缩影,政府通过对企业的接管和国家采购,实现了工业的恢复发展。


在有序对官僚资本工业体系进行接管的同时,陈毅市长打了一套控制通胀、平抑物价、打击投机的组合拳下,社会工业生产开始逐渐恢复。1951年在农民购买力、内地建设购买力和援朝军需购买力的三大购买力加持下,上海工业迅猛发展,主要工业品产量较解放前最高水平大幅提升。


1953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事,结束了朝鲜战争、制定了一五计划、开始了三大改造,但对上海工业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全国一盘棋”统筹建设方针的确立。加强战备和区域平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成为共识,对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上海定位是“维持、利用、调整、改造”。


工商业改造和支援全国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工业的主旋律,1956年上海工业基本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上海近百年来工业发展依赖外资的局面彻底结束。这强有力的支持了上海工业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156国家项目”虽然没有一个在上海落地,但上海依然为鞍钢、一汽、洛阳拖拉机厂等国家重点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