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我对当前形势的一些思考

作者 |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 | 大湾区评论

如何实现经济再出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市面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有点“病急乱投医”，主要表现为回到一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又在号召搞基建，有些人提倡回归房地产的重要性。

传统的思路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问题。如果说要解决眼前的一些困难，传统思路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要从2035年甚至2050年这样的格局来看，这些传统思路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像传统基建等方法，我们的发展和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了。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只是说能化解一些问题。

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实际上还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

第二种思路，尽管面向未来，但不太切合实际，一些人都是在围绕着一些经济概念在空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在PPT上画中国的经济大饼，展望一些空想式的东西。

至少到现在为止，这种思路还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有必要担心，如果还是用现在的这些思路来对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不会变得更好，可能还会变得更坏。

要意识到，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严峻的。挑战分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两部分。从内部挑战来说，第一个就是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现在优化了、放开了，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冠的“后遗症”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政府放开了，老百姓在面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特征还是会长期地持续下去。

在美国，因新冠疫情居家工作以后，很多人就不想出去工作了，社会甚至掀起了大辞职潮，都不想去工作了。

中国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一些人很乐观地说这个阶段马上就会过去，但这和现实不符。新冠不是感冒，新冠还是新冠，尽管它的性质在变化，但它带来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心理后遗症，需要很长时间去克服。

内部挑战的第二个方面，去年我们对民营企业的3个大本营，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3个领域进行重大的整顿，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整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顿并不是像有些人或者西方媒体所说的打压民营企业，而是为民营企业更长远的发展打下一个更坚实、更能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但是，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3个领域齐下，影响面太广，并且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行政运动式的整顿方式，对民营企业确实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些民营企业家表示，民营企业一下子被打疼了，甚至被打得爬不起来了，现在转而呼吁企业家不要躺平，马上去干活，这是不现实的做法。

内部挑战的第三个方面，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带有过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极左色彩，出现了很多对民营企业的批评，对“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评等，很多甚至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攻击。

这些极端的民粹主义的环境也在恶化营商环境。尽管这种民粹主义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很多西方国家也如此，但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样的环境下，就不会对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且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舆论呢？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往往是法治比较健全的，民营企业在法治框架下经营，并不会受到社会民意的直接影响。

但是在中国，因为法治建设还不够健全，民粹情绪可以对民营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所做的实地调查来看，民意恶化确实对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我们的高层，包括最高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支持民营企业，但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地好转。尤其考虑到我们国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是低收入群体，民粹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如果掌控不好，还会继续恶化营商环境。

一些社交媒体打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其商业利益，他们可以用高超的手段挟持普通民众的“民意”，甚至制造“民意”，这使得民粹风气居高不下。

外部的挑战，第一个便是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一直给中国的高科技卡脖子，甚至搞系统脱钩，到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还在持续恶化。

尽管最高领导人与美国总统拜登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晤，为缓和两国的形势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并不会因为想搞些缓和而调整其基本对华政策，美国一方面说要为中美的冲突设置“护栏”，另一方面一直在强调提高和中国的竞争能力，和中国进行高强度的竞争。

第二个外部挑战便是还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经营。

因为美西方的媒体一直把中国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塑造所谓的“俄罗斯-中国轴心”，这种声音深刻地影响了外资看待中国投资经营环境的态度。

第三个外部挑战更为严峻，即我们在外部环境中遇到了日渐强大的竞争者。现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发展中经济体都发展得很快。这些经济体发展快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是这些经济体自身的改革发展举措比较有效，另一方面就是美西方在塑造、帮助他们，尤其是越南和印度这些国家。

美国对华策略的重点，已经从试图改变中国内部体制，调整到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上来了，尤其越南是美国重塑中国外部环境的重点国家。

越南现在是CPTPP成员国，这些年的改革都是按照CPTPP的标准在进行，可以说，越南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洲塑造的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的另外一个非西方的“西方国家”。

因此，塑造越南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政治上的，更是治理体制上的。越南所谓的开放和改革，会对中国的各个方面构成竞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