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中国 | 詹玲《中美科幻小说中的个人与族群价值观比较——以<冷酷的方程式>及其改写为例》

文艺批评研究院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作者简介

詹玲，女，1980年生，湖北黄石人。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执行秘书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学术期刊30余篇。

中美科幻小说中的个人与族群价值观比较

——以《冷酷的方程式》及其改写为例

原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

摘要

本文以美国科幻小说《冷酷的方程式》及其改写文本为例,兼及其他相关价值思考的典型文本,考察了科幻小说家如何预设生存危机情境、并由此呈现出的个人与族群价值倾向,认为:一、作家经验、民族历史及时代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小说文本中价值观念的差异;二、科幻小说中基于危机思维模式下的"末日"道德观,并不适用于和平社会,只有保持清醒理性的思考,才能建构真正具有主体性和生命活力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 

关键词

个人主义; 族群主义; 价值观; 思想实验

熟悉世界科幻发展史的人，大概都不会对汤姆·戈德温(TomGod-win)的短篇小说《冷酷的方程式》(TheColdEquations)感到陌生。自1954年发表之日起，这部作品就饱受争议，改写不断，并被奉为“硬科幻的里程碑”(DeCamp4)。故事的内容很简单，讲述一个年仅18岁的小女孩玛丽琳·李·克罗斯为了见她的哥哥格里，违反了“禁止未经批准的人员入内”的规定，偷上了为运送救急药品的应急快递飞船，致使飞船超重，面临提前耗尽燃料坠毁这样的严重后果。为了保证飞船安全到达，驾驶员巴顿不得不舍弃玛丽琳的生命，将她抛出飞船外。

一、《冷酷的方程式》的创作缘起与读者反应

《冷酷的方程式》的创意并非出自汤姆·戈德温本人，早在1949年，E．C．Tubb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先例》(Precedent)，讲述的就是类似的偷渡者必须被投掷出去、保证飞船上乘客安全的故事。1952年，EC《怪诞科学》漫画杂志第5、6期发表的小说《一个沉重的决定》(A Weighty Decision)，也有偷渡客被抛弃的相似情节，有评论称汤姆·戈德温正是借用了后者的构思才写出了《冷酷的方程式》(Malzeberg 3)。戈德温本来打算将《一个沉重的决定》的悲剧结局改成喜剧收场:宇航员扔光飞船上所有的东西，玛丽琳最终得以和他一起安全着陆。由于《惊奇科幻小说》(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的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 W．Campbell)坚持要求戈德温不能拯救玛丽琳，经过反复修改后，故事最终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决定》的翻版(Green13)。

小说发表后，《惊奇科幻小说》编辑部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纷纷要求作者修改结尾，让玛丽琳活下去。一些作家索性自己动手，将小说结尾改写为戈德温最初想要的样子，即通过减重的方式避免悲剧的发生，如马克·尼尔森(Mark A．Nelson)的《外星人》(Aliens)里，希克斯(Hicks)扔掉了与偷渡者纽特(Newt)体重相等的货物，让飞船保持了重力平衡;唐·赛波斯(Don Sabers)的《冷酷的解决方案》(The Cold Solution)中，偷渡者则通过截肢来达到减重的目的。一些不满于小说结局的理工科出身的读者，则开始从技术层面对小说的知识硬伤加以指责，如何改进飞船座舱、门及其他技术装备，成为他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为什么会这样?哈利·哈里森(Harry Harrison)在谈到这些读者来信的时候，认为这些反应是男性读者更容易感伤和流泪的表现(因为《惊奇科幻小说》的绝大多数读者为男性)(Malzeberg 3)，但显然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事实上，无论是减重式的改写或科技硬伤的探讨，都与坎贝尔想要在这篇小说里体现的价值理念没有太多关系。坎贝尔不让戈德温拯救玛丽琳，因为他认为“我们必须学会法则，然后按法则办事。《冷酷的方程式》之中的法则就是太空边远地区的条件，就是人不能凭感情办事。最大的罪孽是无知，刽子手就是宇宙，它无动于衷———归根结蒂，石头是坚硬的，方程式是冷酷的，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冈恩 郭建中170)。正如小说中所写的，“对他(巴顿)、她的哥哥和父母来说，她(玛丽琳)是一名长相甜美的少女，对法则来说，她是Ⅹ，冷酷的方程式中一个多余的存在”(戈德温172)。

对于坎贝尔来说，飞船是否能承载更多重量不过是个外在的设定，讨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如加拿大作家罗伯特·索耶(Robert Sawyer)所言，“科幻是作家用来考察人类社会，进行思想试验的实验室”(Sawyer)，冷酷的方程式、无情的宇宙法则作为一种象征物，喻示的是一种终极的、不可抗的力量。面对不可抗的力量，我们怎么办?当这个问题放置在人类个体身上，我们已有很多经典的文学思考，从西绪福斯、精卫、刑天、夸父的神话，到《俄狄浦斯王》《老人与海》《天问》《过客》等文学经典，个体生命在强大天地力量面前的脆弱、无力，以及明知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绝望，是历代文学家们力图彰显的人类精神，他们建构起悲壮的斗争美学，于其中呈现大写的、个体的人。然而，当同样的问题被放在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进行比较抉择的时候，伦理两难的困境便出现了。

罗伯特·索耶：加拿大"科幻教父"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基于个人主义的正义批判:

《冷酷的方程式》引发的争议背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和发展最为充分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成为交战各方遵循的生存逻辑。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增进族群层面的公共福祉。而这，就是以边沁、休谟等人为代表提出的功利主义。在战争期间，关心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有意将其扩展为整体人类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功利主义最具有道德感的言说。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里，总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为了族群的生存，个人是可以被牺牲、忽略的。而从坎贝尔的个人角度来说，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有着明显的抬高犹太种族、排斥黑人的倾向。他曾经对黑人解放有着强烈不满，甚至宣称黑人就应该成为奴隶(Solstein ＆ Moosnick 42)。根深蒂固的种族优劣观念，使得生命在坎贝尔眼里，本身就是存在不平等的。因而，在面对《冷酷的方程式》这样的伦理困境时，他反而能够轻易跳脱族群与个人生命的矛盾冲突，做出功利性的价值选择。

然而，另一方面，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美国文化，早在北美清教时期，就已建构起崇尚真正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强调所有人平等、公正、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极端民主、共和与自由的理论思想，让个人的价值在遭遇集体或国家价值时，便会陷入难以抉择的伦理困境。1949年的《先例》到1952年的《一个沉重的决定》，再到1954年的《冷酷的方程式》，讨论的正是这一问题。偷渡者被逐出舱外的结局，反映的是战争虽已结束、却依然在延续的战时文化思维，而读者来信要求让玛丽琳活下去，则源于美国民众内心根植的个人主义传统，即把每个人视为价值的全权主体，把个人生命看作绝对至上，因而否定功利主义的“经济学”选择。而坎贝尔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开始实行福利经济政策，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功利主义成为解答当时美国个人与社会道德问题最为有效，也是唯一的伦理学理论。

196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文化、道德标准以及价值观念趋于瓦解，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功利主义面临着诸多无法解决的现实道德困境。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论文《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提出著名的“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1971年，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Ｒawls)发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在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上，将正义定义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并指出了功利主义理论与社会正义原则相违背的地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正义原则优先于功利原则、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1973年，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功利主义:赞成或反对》一书中，再次探讨了这一伦理难题。威廉姆斯认为，吉姆具有个人完整性承诺，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方式进行推理，做出决定，他的行为选择就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强行约束，其个人完整性由此受到了被摧毁的威胁，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价值”(Smart＆Williams99)。从个人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威廉姆斯较为到位地解释了美国知识分子为何无法解开这样的伦理难题。

电车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伦理难题已经成为道德哲学领域最热衷的研讨对象之一。据统计，在2000－2012年期间，仅围绕“电车难题”这一经典案例，至少有136篇研究论文和65个案例(Bauman，McGraw，Bartels and Warren537)。其中，多数人倾向认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对《冷酷的方程式》的解读也大抵如此。如罗伯特·索耶认为，《冷酷的方程式》设置了“与另一个体相比，某一个体有着更高的道德意义上的价值”(Sawyer)这样一个价值模式，违反了天赋人权的精神。另一位科幻作家科里·多克托罗(Doctorow)则毫不客气地把矛头指向作者，批评作者是在进行一场“鼓励人们行为败坏”的“道德冒险”，“这个故事中飞船缺乏安全系数的标准化设计，恰是为飞船操作者们的行为开脱服务的”，“它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这个女孩头上，［……］告诉我们愚蠢的女孩必须死去，以挽救英勇的探索者的生命，而我们没有时间责备他们”(Doctorow)。可见，新世纪以来，对个人权利与道德正义两条规范均保持无条件遵从的态度，依然是北美知识分子坚持的价值理念。正是这样的价值理念，让他们拒绝在玛丽琳和另外5个人的生命面前做出选择。

三、与美国作家类同的逃避式改写:中国作家的改写之一

那么，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中国作家及读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1982年，《冷酷的方程式》译介进中国，发表于当年第四辑的《科幻海洋》。1993年3月的《科幻世界》再次编译发表了这篇作品。新世纪以来，《文学少年·中学》及《初中生》等杂志也都刊载过该作。和美国一样，中国作家们对这部作品也充满了改写的兴趣。最早的改写之作是潘海天发表于《科幻世界》1994年第3期的《选择》。小说延续了原作的“宇宙生存法则”，但将原故事中玛丽琳偷渡上船改成了王冰经过宇航员同意上船，之所以出现二选一的生存困境，则是飞船途中误入陨石带、储能舱舱壁被击穿、燃料泄漏造成的意外。这样一来，女主人公便不再是过错方，而是无辜者。通过计算，电脑主机沛沛得出补给只能供一个人活到救援飞船来到的结果，于是便给出方案:将没有任何航行经验的王冰杀死，让宇航员文海生存下来。而文海选择与王冰共度两个月的时光，然后一起死去;王冰则在了解了一切后，为了让文海能活下去，主动服用了ＲX理想剂走向死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两种不同价值抉择的交锋:一是电脑沛沛从功利主义的“经济学”选择出发，在精确计算了男女主人公存活的可能性后，遵循舍少取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文海舍王冰;二是文海和王冰为了他人生命的延续进行的自我牺牲。故事中，王冰在服毒之后，对文海这样说道:“沛沛根据的是机器的逻辑，我根据的是人类的感情”(潘海天11)，通过用生命帮助自己爱恋的对象文海活下去，王冰由此获得了爱情的满足感。笛卡尔在《情志论》中曾谈到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献身之爱，认为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纯洁的爱时，会把自己与所爱的人“设想为一个整体，而他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牺牲自己以拯救他们”(92)。正是这样的献身之爱，让王冰和文海两个人都愿意为了对方舍弃自我。

虽然自我牺牲也是极端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结局偏离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价值两难困境。因为文海和王冰都属于选择/舍弃轨道上的一员，而不是像《冷酷的方程式》中的巴顿那样，以裁决者的身份存在。作为裁决者，巴顿是没有条件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解决伦理两难的，但作为被裁决者的文海和王冰，却有这样的条件。作者让他们选择舍生取义，或者说舍生取爱(因为飞行途中双方相爱了)的方式，实现的是道德的极致高尚，但却并非两难困境的解决方案。

继潘海天之后，又有多名中国作家对《冷酷的方程式》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改写，如韩建国的《09断臂》(1996)、郑宇的《冷酷没有方程式》(2010)、宝树的《温馨的平衡》(2010)、韩松的《热乎乎的方程式或热乎乎的平衡》(2011)等等。除了韩松的作品延续了自己的从看似荒诞、戏谑的幻想中质疑存在真实的模式外，其他几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美国作家们改写过的老套路，即通过减重来达到飞船的平衡，将飞船上一切可以舍弃的物品，甚至是身体的某一部分舍弃来保全所有人的性命，达至大团圆的结局。虽然这样的圆满结局满足了读者的情感需求，但矛盾冲突的消释却使文本可能具有的哲理思考空间荡然无存。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这样的书写，就证明每一位中国作家都像北美作家那样，陷入了个人权利与道德正义的困境中无法求解呢?并非如此。在类似的问题思考上，还有中国作家给出了不同回答，比如刘慈欣。

韩松

四、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生存实验推向极致:

中国作家的改写之二

刘慈欣对《冷酷的方程式》评价颇高，称赞它能够将“科幻文学的灵魂直观鲜明地展现出来”。在他看来，小说中的世界设定还不够极致，“只要把这个世界设定向前稍推一步，一切将变得真正冷酷起来。试着用科幻方式思维:假如飞船后面的地球不存在了，全人类只剩下飞船上的宇航员、偷乘的小女孩和目标星球上那些生命垂危等待救援的探险队员，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该怎么办?或换一个更宏伟也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设想:让地球上一亿人死，否则全人类六十亿一起死。当然也可以做道学家的选择，但问题是选择后者人性的光辉同样消失，因为此后宇宙中没有人了”(2009:80)。在《三体》中，刘慈欣就展开了将《冷酷的方程式》往前推一步的试验。

刘慈欣《三体》

小说中，地球文明遭遇数次危机，每次危机都面临谁走谁留、谁生谁死的问题。《黑暗森林》中，面壁者泰勒想恢复神风特攻队，建立敢死队式的精神信念，却被井上宏一一口回绝，并严告他“这种做法违反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国家和政府不能要求任何人从事这种必死的使命”(刘慈欣2008:133)。但就像破壁人二号所说的，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曾“在过去的时代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刘慈欣2008:133)，可是在涉及到谁走谁留的终极灾难面前，就是一个陷阱。作为公平的正义在这里遭到挑战。

小说中，在人类文明遭遇数次危机的时刻，一些试图力挽乾坤或被赋予拯救人类使命的人先后出现，如太空军政委及“自然选择”号舰长章北海，PDC局长托马斯·维德，4位面壁者泰勒、雷迪亚兹、希恩斯、罗辑和后来的执剑人程心等。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人拯救世界的方式，看作是刘慈欣在解决《冷酷的方程式》提出的问题时做的各种思想实验。

在他们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章北海、维德、罗辑和程心这4位。前两位都是彻彻底底的功利主义者，为保存人类不惜采用零道德手段。他们会从人类的整体种族利益出发，把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生命凌驾于其他个体或群体之上，进行“同类相残”，也因此被视为“黑暗人性”的代表。但正是这些人，成功地在一定时期内保存了部分人类生命，延续了人类文明。相反，把所有个体生命都看作同等宝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愿意为了族群整体的生存牺牲某一个体的程心，却间接地毁灭了人类和地球文明。可以看出，在刘慈欣的思想实验里，面对黑暗森林，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功利主义已经完胜。

2011年，王德威为北京大学师生做演讲，将梁启超、鲁迅以及刘慈欣串连成中国科幻之线。而这条线的思想核心，便是严复的“原强”理论。在《原强》一书里，严复借引入博物学家达尔文为契机，阐述了自己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他谈到中国作为整体行动的必要性，并指出一个社会有机体要变得适应、健康和强壮，惟一的途径在于培育民众力量。正如浦嘉珉指出的，在坚持族群主义的严复眼里，“‘个人主义’之所以有益，仅仅在于它为群体的成就而解放个人的能量”(157)。同样对族群利益的强调，也体现在后继者梁启超、鲁迅等人的思想里。梁启超的《说群》提出“群群为己”的口号，“群”既是生存进化竞争的基本单位，亦是人类存在的理由;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则是试图从族群文化性格入手，进行整体性的批判性改造。

五、危机思维模式下的族群传统文化传承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以梁启超、鲁迅到刘慈欣为点，拉出这样一条族群主义的线?这样的思想实验，在晚清列强环伺时期，其实正是现实的写照。极致的生存危机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用族群主义的方式，转变国人的“共同自我”并使得那个自我存续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主义一直作为主导价值观被大力强调。在工具性的泛政治化思想道德教育理念下，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了服从与被服从的依附关系，个人作为集体的螺丝钉，只有在牺牲“小我”以利“大我”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这样的价值观表现在“十七年”文学中，比比皆是。但刘慈欣作品中的族群主义，却并非如此。我们在小说中看不到任何个人服从集体的说服性教育，但却能够感受到作者鲜明的族群倾向。要理清这一点，首先我们需要从作家个人入手进行探讨。

生于1960年代初的刘慈欣，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文革”中度过。尽管他很少提到“文革”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但《三体》中“三体人”所处的超级不稳定时空态，像极了诡异莫测的“文革”政治时空。就像“三体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乱纪元就会来到一样，“文革”中的国人，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批斗的大棒就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于是，和“三体人”一样，就必须“养成一种不断要应对各种变数的能力”，“必须冷静地面对随时要来的危机”(王德威)。进入新时期之后，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无需随时应对时代危机，但像刘慈欣这样历经“文革”动乱的人，早已在那段不稳定的时空态中练就了危机思维模式，科幻可以说给了他一个现实之外的演练空间。①在《天国之路》一文中，刘慈欣谈到“黑暗未来是科幻中极有价值的主题，这种描写像一把利刃，可以扎到很深的地方，使人类对未来可能的灾难有一种戒心和免疫力”(2014b:70)。本着这样的目的，刘慈欣把《冷酷的方程式》中的生存危机，在《三体》中直接推至“末日体验”层次，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建构危机模式下的新道德体系。

同样经历过“文革”的王晋康，在他的《十字》《与吾同在》《逃出母宇宙》等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族群主义观念。《逃出母宇宙》中的姬人锐，俨然就是《三体》中章北海、维德这类人物的翻版。他把族群利益放在首位，在族群道德面前，任何个人利益，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个体道德原则都可以为之让路。因此，他能够同意褚贵福用金钱换船票这种被鱼乐水、乔治等人视为自私的行为，也能清醒地肯定充斥着丑恶、血腥、忘恩负义和恶有善报的人类进化史的进步性。

正是在战争或动乱的极端环境中形成的危机思维模式，使得刘慈欣、王晋康等人能与严复、梁启超、鲁迅形成超越时空的对话关系，让他们站在不同的岔路口，共同转向儒学传统，汲取族群主义文化资源，重构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族群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相形之下，成长于新时期及之后的“70后”“80后”作家，西学再度“东渐”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构成了他们创作思考的时代语境。这使他们在面对“末日灾难”时，很难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用民族、国家、族群、集体这样的关键词来搭建道德价值之塔，而是更多地像戈德温、索耶等西方科幻小说家们那样，陷入无解的伦理困境，只能用两全的结局告慰情感的无可置放。

在不可抗的力量面前，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如何抉择?在这个人类发展历程中始终会遇见的永恒问题面前，中美科幻作家都有着属于己方价值立场的思考。但就像刘慈欣在为《逃出母宇宙》写的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在“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只能使少数或一部分人幸存”的问题上，现代的法律和伦理体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2014a:2)。这也正是为何《冷酷的方程式》发表后，会引发西方社会如此大争议的原因所在。而中国科幻作家给出的东方式回答，似乎会具有更大的优势。英国作家布莱恩·奥尔蒂斯(Brian Aldiss)将中国称为“长城星球”。在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科幻作家面对科幻小说这一带有强烈他者意味的文学类型时，思考得更多的，当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如何在日益全球化的科技现代化文化语境中获得自我体认的问题。这使得中国科幻小说“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着眼于“对文化衰落和复兴潜力的焦虑”(Wu4－5)。《冷酷的方程式》中无法逃避的灾难情境，让集体主义这一以族群利益为重的东方文明理念有了新的阐说空间和价值意义。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也必须看到，像《冷酷的方程式》《三体》等科幻小说中的“末日”思想实验，是危机模式下的道德重建。这种模式是极致冲突下的，非常态的，与和平社会的常态价值观有很大区别。如果将极致冲突的社会价值观放至和平社会，势必将对个人生活观念产生极大的冲击，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机制，从而导致乱象丛生。我们可以利用文学想象，进行各种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思想实验，这些实验或可折射现实，或可对现实起到预警作用，但绝不可以将实验与现实混淆，把实验结果随意运用到现实中去。在当下文化融合趋势日甚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汲取他民族的文化优势弥补自身不足，以及重新挖掘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价值精神展开人类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思考，对于每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而言，都是需要思考的重要方面。只有保持清醒理性的思考，我们才能建构真正具有主体性和生命活力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转型研究”(编号16BZW026)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格式

詹玲：《中美科幻小说中的个人与族群价值观比较——以<冷酷的方程式>及其改写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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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刘慈欣曾坦言自己对“用科幻隐喻现实不感兴趣”，他倾向于像阿瑟·克拉克那样，“把现实作为一个想象力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参见《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读书频道，WWW.book.sohu.com，201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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