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胡适与蒋介石（2.0版）
叙拉古之惑案：本文缘起于我看了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一文，在文章中，张鹤慈开宗明义的给出了结论：“准确的说法是，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这篇文章发表了2013年，当时我就已睨阅，随即一笑置之，心想无论是张鹤慈还是文章的内容都不值得严肃对待。转眼四年后，于近几日，又见此文被人翻出来。鉴于张文流毒甚远，所以利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注1），对于胡适和蒋介石在49年之后的关系做一个澄清，顺便涉及一点史学方法的讨论。但本文并不试图对于胡适的行为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一种理解式的同情（“同情”不等于支持），接近历史的真相。
叙拉古之惑再案：原本只是打算写一篇49后胡适和蒋介石关系的文章，但是写着写着溢出了很多标题外的描述和讨论，因此再将题目命之为《鼎革之后的胡适和蒋介石》显然是不宜，于是索性再补充多了一些材料，将本文扩充为《胡适与蒋介石》。本文导论部分做了一点学术性的讨论，普通读者如果觉得无趣，可以直接跳过阅读正文部分。不过不看，也又点可惜，正如高峰枫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只提供原始的材料、冰冷的数字、未经加工过的档案，而思想深邃的哲人则对史家囤积的原材料，进行打磨、提纯、淬炼，打制出更精妙的哲学配饰。”所以导论部分其实有着实证史学家们所不能把握的视野，高屋建瓴的指出了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面向。（自吹一把）
本文第一版出来之后，曾经有人就张文与鄙文的比较，认为“见仁见智”。我非常不耐烦的回道，不要把头钻进沙子里跟我说什么“见仁见智”。应该说，将本文和张文一比较，即可明显的发现，什么叫学术碾压。有兴趣的朋友，拿张文与本文对勘比较一下，一目了然。
导论
“道出于二”
关于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则，胡适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在政治上敢于“为生民立命”，为人所敬仰；二来，蒋介石能够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也为人所刮目相看。但是与其在那里品啧文化鸡汤，不如用一种学术的角度追根溯源现象背后，存在着怎么样的深层次形成根源。
新儒家的宗师韩退之曾经说过一句话：“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注2）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皇权形象当中，是存在“圣”的一面。（注3）“圣”这个概念，就代表了一种政治教化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帝王本身是政治的最高统治者之外，还在有一个“师道”的面向。这种权力观的形成，其实并不难理解，当臣民下跪拜服之后，必然会通过心理暗示，说服自己承认皇权除了创制的政治权威之外，还有着过人的“德性”。否则，我们难以想象，人们一边臣服，一边在内心里嘲笑帝王的愚蠢和失德。所以，这种政治文化形象的建构，是两千年皇权文化的积淀和演化的产物。
但是“君统”和“师道”二元合一关系，在近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被冲击的土崩瓦解。在西方思想观念输入之后，政治文化的正当性并没有有效的迅速重建起来。无论是北洋通过“尊孔”或者是国民党通过“国父”的建构，试图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神圣性文化的“软实力”，但回过头来看，这都是不成功的。所以，民国时期的政治统治者在有了政治权力之后，依然缺乏足够的德性声望和政治文化文化正当性。关于政治的正当性的话语解释，被在野的知识分子群体所把持。因此，这样的二元分裂结构，才是今天我们所交口称赞的“民国大师”的地位至高的关键因素，就本文具体而言，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道出于二”的分裂结构所展开的。（注4）
史料霸权
关于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研究，多年以来，因为蒋介石方面第一手的研究资料的雪藏，使得胡蒋关系的研究切入点，都只能依赖与胡适方面的供给。这就不可避免的沦落到胡适的“史料话语霸权”之中。任何主观叙事的史料书写，都存在一个不自明的隐含预设：基于对预设读者的说服。这种说服性预设，就很容易造成后世读者滑入到这种单边性的理解同情之中。也就是说，谁遗世的材料越多，谁就越能博取后世的同情。因为胡适方面的《日记》和《年谱长编》先出，所以，过往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研究，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其乐融融。但是，随着蒋介石日记的现世，原有通过胡适方面的史料建构的胡蒋双边关系形象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胡适的差评，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注5）本文通过已有的的研究成果得出胡蒋二人的关系属于“同床异梦”。（注6）
正文
鼎革之前的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比蒋介石小四岁。但是胡适成名却早了蒋介石十年。早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就是旗帜性的人物，而蒋介石则要在近十年后的国民党北伐时期才进入公众视野。
就初期而言，胡适和蒋介石的交往是很平常的。1927年12月1日，胡适应宋子文之邀请参加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盛大婚礼，那天到场宾客过千人。在达官贵人的环绕之下，显然蒋介石不可能对于胡适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1929年，胡适的名声可能逐渐为蒋介石所注意，当时胡适撰写多篇文章接连炮轰国民党的统治政策，被国民党目为“反革命”，表现出近乎于“不杀不足以平党愤”的架势。虽然之后查封了胡适所在的《新月》杂志，但是鉴于胡适的社会声望，并没有对痛下杀手。之后，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有所缓和。
胡适和蒋介石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31年，当时胡适和蒋介石都在武汉，胡适应蒋介石之邀，与之共进晚餐。之后，两人同在武汉期间，又有过多次的聚会。胡适曾送了一本新书《淮南王书》给蒋介石，这是胡适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有其政治用意：
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胡适对于蒋介石的规劝，显然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是不中听的。胡适对此心知肚明，在给罗隆基的书信中写到：“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
二人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37年抗战的爆发，国难当头，胡适改变了不入仕为官的行为准则，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虽然，胡适在美期间，奔走演讲，为争取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舆论同情作出卓越的贡献，但是胡适毕竟不适合搞政治，被宋子文架空。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随后，胡适拒绝了蒋介石邀请其担任领薪顾问的职务，一直滞留美国。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权衡各方意见之后，授意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邀请其出任北大复校后的校长职务，胡适欣然接受。在随后的“沈崇事件”中，胡适始终坚持司法解决，客观上为此案的去政治化，缓和舆论，做出了有利于国民党方面的作用，让蒋介石对于胡适的舆论声望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战局的紧张以及美援的停滞，为了打破僵局，蒋介石有一个让胡适出任总统的设想：“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以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党内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以为救国之出路。”私下让王世杰询问胡适是否有意出任虚职的总统。此举一可展示国民党的开明形象，二则有利于争取美援。（注7）胡适在做了一番考虑之后，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但是胡适坚持让蒋再做其他人选的考虑。虽然，我们不能武断的否认胡适接受提议背后有其虚荣的动机，但也不能否认，胡适有引导国家走向宪政道路的用心。不过，最终因为国民党内的反对，蒋介石此议流产。
转眼到了48年12月15日，黑云压寨城欲摧。胡适坐着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在抵达南京后的17日，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晤，动情的表示：“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当日，蒋介石在家设宴为胡适过生日。在风雨飘摇之际，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变得唇齿相依，也是二人关系的最顶点。
在此之前，胡适拒绝了国民党方面邀请其担任考试院长和行政院长组阁的提议。但胡适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赴美争取舆论的同情。所以胡适在抵达美国之后，公开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概括性的说，在37年之前，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属于若即若离，而在37年到49年这一时期内，胡适和蒋介石则可以用风雨同舟来形容。虽然胡适一生，关于政治学的素养，未超过美国公民读本的思想境界，对于国民党的统治也是很失望，但是在这个抉择时刻，胡适仅仅用一种经验主义的判断，表现出了一种雷蒙·阿隆式的政治智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鼎革之后的胡适和蒋介石
无论是冷战的对立结构还是东亚的地缘结构，都决定了台湾蒋氏政权的存亡，有赖于美国的支持程度，在国共内战的期间，国民党方面因为在美国的舆论形象失分，导致了美援的不足，失去了大陆江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作为颇受美国人接受看重的中国人，受蒋介石的委托争取舆论同情，其实是肩负政府的工作要求，胡适抵达美国之后不久，就受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秘信：
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顾维钧），多加功夫为盼。
正如有学者杨金荣指出的那样，胡适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
浙江大学民国史教授陈红民对台湾国史馆所藏的“蒋中正档案”发掘，从蒋介石的几封电报中得出结论，胡适在美国期间，至少接受了蒋介石9笔津贴，共计4万5千美金。但是如前所述，胡适在美期间是肩负着政治宣传任务的，胡适在结束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所图书馆馆长职务后，处于失业状态，虽然有意接受牛津大学的聘请前去就职，但是还是不忘自己肩负的政治任务，向蒋介石方面通报了此事，蒋介石方面鉴于英国方面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要求胡适拒绝这一聘请，胡适也就拒绝了牛津大学的聘请。因此，从人情上来说，蒋介石理当承担胡适在美的生计问题，胡适接受蒋介石的津贴无疑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这绝对不代表胡适拿了蒋介石的钱之后，就会识相的闭嘴。1952年9月胡适言辞恳切的写了一封长信蒋介石，建议让国民党自由分化为多党制，并且蒋介石应该“下罪己诏”。蒋介石当然对此置之不理。时隔两个月之后，胡适回台，在谒见蒋介石时时，当面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对于胡适政治说教的厌恶：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显然，任何一个“受雇的打手”都不会这样对自己的雇主逆鳞。
除了当面的批评之外，胡适还在台湾有着一块舆论阵地，这就是《自由中国》。49年胡适在赴美的途中，为《自由中国》创刊立下了宗旨，并亲自担任《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应该说胡适除了是《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之外，还是《自由中国》的保护人。
1951年，《自由中国》发表了经济学家夏道平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台湾保安司令部情治人员涉嫌贪污以及金融管制。这下得罪了保安副司令，蒋经国的得力打手彭孟辑，签署逮捕证要逮捕《自由中国》的编辑，幸而被保安部司令吴国桢打叉否决。最后，在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斡旋下，《自由中国》又发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起社论风波一直被蒙在鼓里。当然看到《自由中国》的道歉社论之后，胡适大为光火，立即写信给雷震，要求辞去《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职务：
“我今天正式提议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何所感呢？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十分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高兴，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到了外界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也就是这一封信，被张鹤慈移花接木的拿出来，认为胡适正好受了蒋介石的钱，所以乖乖的选择不与国民党作对。但是不知是否张鹤慈有意疏漏胡适这封信的一个附言：
“此信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
《自由中国》将此信公开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高层认为此举是雷震将胡适和政府对立。最后不得不由行政院长陈诚亲自出面写信给胡适进行安抚：
“下生八月十一日致《自由中国》一函，关怀祖国之情，蔼然如见，深为感佩......至设阱诱民之举，遑论技不出此，亦为情理法之所不许，更非政府之所忍闻。惟经济生活，牵涉纷繁，任何法令，在执行时难免毫无疏失之处。先生远道诤言，心意切本，当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之衷忱，欣然接受。至自由中国之言论自由，当可由先生此函在《自由中国》刊载而获得明证，无待赘言。”
陈诚这封致胡适函，最后被《自由中国》刊登在当年的第六期上。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应该说，胡适是以公开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一职给政府施加压力。事实上是对于《自由中国》的一种保护。对于当时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而言，需要胡适作为一个符号形象为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背书。毕竟胡适是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如果胡适能够站台，无疑可以使得蒋介石在美国舆论的观感上加上极重的砝码。当然，我们可以说，1954年胡适返回台湾出任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的主席团主席，客观上是扮演了蒋介石政治遮羞布的角色。但是如果以这样的简单的价值判断入手，又很容易陷入一种主观式的自负，这种理解历史的方法，其实无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如果深入胡适的主观世界，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比张鹤慈笔下更加生动的胡适形象。
1953年台湾省长吴国桢因和蒋经国的矛盾激化，出走美国，在美刊文批评蒋介石统治的专制，而胡适作文为蒋介石政权辩护，这事历来颇有争议。也可以说是张鹤慈一文着墨最多，立意最有力的佐证。因为这事正好发生在胡适接受蒋介石津贴期间，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人情观感。但是，让我们深入历史的具体连贯性情境之中，即可发现胡适行为的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动机。
吴国桢这个毕业于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在民国政坛历来以亲民形象著称，在担任台湾省长期间，对于蒋经国的法西斯政策作出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终因父子情深，难以扭转局势，在宋美龄的协助下愤然去国。（注8）在台湾召开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期间，吴国桢专门上书给国民大会，并分别致函蒋介石和胡适，就此信作相关说明。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并提出应该立即采取的六项措施。并且，要求大会讨论该文同时在台湾各报发表。当时作为国民代表大会主席的胡适，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同意此信在台湾的报刊上刊发。应该说，胡适和吴国桢关于台湾应该实行民主化的认识还是相同的。并且胡适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他向蒋介石的谏言：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并且在离开台湾前，公开发言表示力挺吴国桢：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加以拒绝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即使胡适当时拿了蒋介石的津贴，关起门来，在国内时，胡适的立场还是一个政府的“诤友”身份。并没有违背胡适一贯以来的公众形象和政治诉求。
但是随后吴国桢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就让胡适大动肝火跳出来，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台湾是多么自由》做了回应。除了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辩护之外，胡适严厉的批评了吴国桢，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一句话：“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为什么胡适会这样批评吴国桢呢？如果让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就不难理解胡适的用意。当年国民党二战之后，在美国的舆论宣传阵线上节节败退，使得国民党在失去美援之后，最终崩盘，这对于国民党方面是血的教训。（注9）虽然，胡适毕生提倡民主，但是此时的胡适有一条很自律的游戏规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应该说，这又是胡适“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折中立场。即使以今天的政治哲学角度看待胡适的站队，也很难说胡适的现实主义路径，究竟是对是错，只能说这是一道“电车难题”的翻版。但是如果以张鹤慈一般，以后人的自负的角度去看待胡适的抉择，显然缺乏研究历史所必要的同情。
虽然，胡适在美国为他的蒋家政权赤膊上阵摇旗洗地，蒋介石对于胡适的存在总是感到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在美国有着“胜于十万雄师”的宣传能量，还是不得不倚重胡适，依然礼遇有加，57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回国任职，即是出于这层考量。胡适当回到台湾，关起门来之后，又开始扮演政府的严厉批评者的角色。
1957年，蒋介石同意朱家骅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其昀四处活动，图谋院长一职。胡适起先无意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是担心中研院，科学研究方法的传统被“南高派”的张其昀颠覆，所以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回到台湾。（注10）
不过胡适和蒋介石的近距离相处的蜜月极其短暂，这是蒋介石做这决定之时，所始料未及的。在蒋介石出席中研院的欢迎胡适的会议时发言，指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已经发表完就职演讲的胡适，当即要求发言，反驳了蒋介石的要求，认为学术不能为政治服务。这件事，是胡适和蒋介石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到此事时，形容：“我生平所遭遇到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我不知其人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之后，在日记中，更是多次记载对于胡适的负面评价：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 ,经儿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 ，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 “毁党救国” ......可耻。（注11）
从胡适和蒋介石回台伊始，二人就龃龉不断，胡适一再要求蒋介石方面开放政权，实行宪政民主，在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期间，胡适便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规劝蒋介石不要破坏宪法，放弃连任。蒋介石对于胡适的要求则置若罔闻。并在日记中又记录了一条对于胡适的负面评价：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 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 ，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 ，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陈诚）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 ，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 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鉴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胡适及其雷震开始谋划组建一个“在野党”，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趁胡适赴美期间，炮制雷震冤案。去雷震，等若去胡适的双手，这使得二人的关系将至了冰点，胡适在美国期间表示对于此案的异议，但是坚持了不在外批评政府的原则，选择了隐忍。回台后，胡适当面向蒋介石陈情，不过这事没有任何可以陈情的余地，因为这事，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甚至参与了沙盘推演。无奈形式比人强，此时的胡适，已经70岁了，再也没有精力去捍卫他的政治理想了。之前有人批评胡适，认为胡适没有去探望雷震，是因为怯弱。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很成问题的，从王世杰的日记记录来看，胡适做过激烈的抗争：
昨胡适之来谈。彼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诤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余甚盼辞修能妥善处理此案。值此联大开会期间，我政府尤应避免予敌人以攻击口实。
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胡适特意强调有一句话必须刊登：“别的话可以不登，但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这句话是不能不登的。”其实，以胡适的才智不可能不知道这事是蒋介石亲自主导的，蒋介石自然不敢拿胡适怎么样，但是是否会迁怒雷震，甚至更多的人，这就没有把握了。所以胡适曾对胡虚一说：
“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去探监看雷，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可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大可不必计较。”
雷震出狱后，也曾为胡适未探望一节事辩解，并去祭拜胡适。应该说，这里面的人情关系是是非非，怕是只有当事人最为明澈。旁人是难以置喙的。
1962年胡适在酒会上因心脏病发去世。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为：“闻胡适心脏病暴卒。”所谓死者为大，很难想象蒋介石居然在日记中用了“暴卒”这样一个仇者快的词语来表述胡适的去世。但是公开，蒋介石还是送去了一副堪称是对于胡适至高评价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随着雷震的被捕，胡适的去世。在台湾，再也没有任何舆论的掣肘让蒋氏父子成就中国历史亘古未有的“父子君相”的窃国壮举，蒋氏谀臣谓之“千古完人”，诚不欺人也。
结论
李宗仁评价胡适“爱惜羽毛”，斯言诚哉。胡适确实是一个非常乖巧的人，纵观胡适生平，很难说胡适有多少精卫填海的壮烈之举，但是胡适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的价值坚守。虽然胡适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站在一个阵营，但是胡适并未无条件的在政治上侍奉蒋介石，他有过规劝，有过折中，也又过抗争，但是不变的还是他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奉。如果说胡适是蒋介石的打手，倒不如说胡适是孔子所说的“以道事君”。
附记：张鹤慈的叙事结构
张鹤慈以宰予之资，原壤之态（注12）写就的大作，采用一种剥离历史连贯情境的的方式，以一种反历史的主观傲慢将事件点进行简单的因果重构，粗暴的呈现给读者一个扭曲的胡适形象。张鹤慈笔下的胡适，与其说是胡适，不如说是张鹤慈根据自我的心理意识，将自我的理解投射在胡适身上：张氏认为这点钱是可以将自己收买的，因此同情的认为胡适也是可以就此被收买的。可是，根据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并没有被收买，不要说是4万5千美金，即使国民党方面许以高官和厚禄，胡适也不为所动。堂堂胡适，何等人物，岂是这点钱所能收买的，这一点，绝对是惶惶如的张鹤慈所不能通过自我理解比附的。
说起张鹤慈，其实也是一件令人非常怪异的存在，仗着祖父死不见尸，自己曾陷牢狱，在公共舆论中被同情关注。但是就张鹤慈自身的智识和学问而言，根本是无力担当意见领袖的地位的。纵观张鹤慈这十年来的立场脱变，只能说张鹤慈继承了张东荪糊涂基因的“返祖现象”。
注释
注1：已有的二手研究中，邵建教授《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和陈红民、段智峰教授《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和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彼此记录》两篇论文是本文的主要参考材料来源。
注2：必须注意到韩愈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韩愈之所以建构皇权，多少是和李唐王室的大权旁落有关，不过这里并不需要对此具体展开。
注3：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注4：已丑之后，毛泽东建立起来一套新的政治文化，使得“君统”和“师道”又重新二元合一，49后知识分子“臭老九”的下场，其实在我这个“道出于二”的视角下，并不难理解，因为政治力量本身有了正当性之后，也就不需要知识分子在那“正当性”供给了，所以知识分子那就被滚去牛棚写杂忆了。不过在毛去世之后，这种二元关系又有短暂的分裂，所以才出现了80年代所谓的“文化热”，知识分子成为大众偶像的现象。
注5：这里顺便说一句，国民党方面将史料的公开，将对岸的近代史研究置于非常不利的处境。正如我解释的那样，这是一种史料霸权，谁的史料多，谁就越能引发别人去阅读，进而产生理解。理解一方，则必然造成理解不对等。所以前几年，国内近代史研究蒋介石日记热潮，造成蒋介石形象回升的现象。不过在此，本文无意为任何一方捉急，仅仅就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符合我关于“史料话语霸权”的概念的。
注6：关于胡蒋日记的真实性，需要做一个知识考古式的检讨。今人对于日记的理解，受到“私域”性的理解，认为日记是一个人非常隐晦的书写。这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的现代之前，私人日记的一直有一个刊世的传统。最出名的就是《曾国藩日记》，蒋介石当年也曾手不释卷的阅读过。所以，既然有这个传统，就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和胡适的日记书写产生一个典范性的影响。胡适在世时就曾经将自己的日记出版，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日记在后世会为人所研究。至于蒋介石，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历史地位会被后世研究没有自觉，而且蒋很早就有一种对于自己档案保全意识，为此还专门设立保管机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胡蒋二人，在日记书写过程中，会有一种形象自觉意识。至于这种自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各自的书写，这个需要另外讨论。关于现在历史学界一致认为蒋介石日记中虚言不多的评价，我认为这当然是部分事实，但也必须注意到，历史研究者也有王婆式的职业本性，正如没有一个饭店老板会承认自己的食材不新鲜一样，历史研究者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研究的素材说成是不真实。保护饭碗是人的天 64 40937 64 26266 0 0 6547 0 0:00:06 0:00:04 0:00:02 6548。
注7：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中提交的宪法修改草案中，总统职权已经被虚职化，此职务对于蒋介石而言已经形同鸡肋。故蒋介石愿意出让总统一职。不过最后，蒋介石方面还是通过技术修正，使得总统一职实权化。参见杨天石《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围绕《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
注8：吴国桢与宋美龄关系非常密切，宋美龄对蒋经国亦有不满，因此宋美龄助吴国桢去国。
注9：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
注10：“南高”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改组为中央大学。在民国南高派一直和北大派相互对立。北大是偏向于自由主义传统，南高比较倾向于传统。
胡适在抗战时期，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因为在美国担任大使一职，才有朱家骅代理院长，而朱家骅代理院长一“代”就是十多年。
注11：自我审查，略去部分诋毁我党的修辞，读者可自行补脑。
注12：有兴趣者，可以查看《论语》中，孔子是如何评价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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