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波│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
宋人赵彦材（次公）作于绍兴初年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为现存最早之杜诗编年注本，共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卷，今存后三卷，有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及清康熙重抄明抄本之本（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在后三卷钞本的基础上，萧涤非指导林继中从《九家集注杜诗》《杜陵诗史》等宋人集注本中辑校甲、乙、丙前三卷内容，此三卷依照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编次，与丁、戊、己后三卷钞本一起，整理合纂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成为当代杜诗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所引赵次公注即用林继中先生辑校本）。就现存《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来看，赵次公注杜的特点有二：一为对诗篇系年编次的认定与调整，二为对诗义的独到理解。
一、对杜诗系年编次的认定与调整
在赵次公之前，杜诗注家就不乏对杜诗加以系年编次者，如王洙本虽为分体，然分体之下的编次仍有系年意图；再如元符年间黄伯思（长睿）《校订杜工部集》，是最早的杜集编年本，惜已佚，惟李纲所作序尚存；又如赵次公注屡次提及的蔡伯世（兴宗）有《重编少陵先生集》，是宋人杜诗编年系统中的重要源头，林继中先生已经指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今存后三卷完帙表现出的赵次公编次与吕大防年谱、蔡兴宗诗谱一脉相承。在前人编次基础上，赵次公对杜诗的系年编次主要有两种做法，一为遵从旧次，二为改动旧次，自创新说。根据笔者对《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的覆核，在以蔡兴宗诗谱编次为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赵次公或者引以为据、或者加以辩驳的所谓“旧次”，基本上是指王洙本旧次。
（一）遵从旧次
我们今天读杜诗，因为有宋人及清人的代表性编年杜集——如蔡梦弼《草堂诗笺》（黎昌庶“古逸丛书”本）、旧题王十朋《杜陵诗史》（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藏宋坊刻本）、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韩成武等点校康熙叶永茹万卷楼刻本）、集大成之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简明最便初学之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诸本的存在，往往径取其成说而用之。在赵次公注杜诗的时代，这样的便利还不存在，故他对分体之下含有编年意味的王洙本旧次颇多注意，时或承袭其含有系年意味的编次。
如《戏作俳谐体解闷》，次公注：“二诗泛言夔州之俗……皆无定时，姑从旧次十月一日诗下。”王洙本旧次（卷十六）为《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戏作俳谐体解闷》。按，《十月一日》云“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戏作俳谐体解闷》云“异俗可吁怪，斯人难并居”，旧次之意，盖两诗皆言旧俗者也。又如《同豆卢峰贻主客李员外》，次公注：“此篇无时节、地理可考，但旧本在《燕子来舟中》之下，姑从之。”按，王洙本旧次（卷十八）为《燕子来舟中》——《同豆卢峰》——《归雁》。可见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王洙本旧次往往成为赵次公编次的唯一凭据。
如《黄草》一首“莫愁剑阁终堪据，闻道松州已被围”，次公注：“末句言吐蕃据松州，考其时，则在广德元年。公前又有《紧急》诗云松州合解围，亦在广德时诗。今诗次在今岁大历二年之间，相去四年矣，深所未解。岂复松州而又围之耶？若如此，则句之义盖云：勿谓剑阁之险可恃而欲割据，虽松州在剑阁之内，已有围之者矣。其所以戒守土之臣，勿生异意乎？若是大历三年诗，则当年汉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可以讲剑阁堪据之义。更俟博闻者辩。”按，王洙本旧次（卷十五）为《滟滪》——《白帝》——《黄草》，尽管赵次公在史实上认为此篇编次于广德元年或者大历三年似乎更好理解，但在证据不够妥贴的情况下，仍遵从旧次而不改。又如《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次公注：“公所与杨监之诗，前二诗（按，谓此篇与《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无时节可考，但以旧本与后送别（《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乃九月诗相连，姑从之。以次公所观，前二篇稍远无害，岂有同日观书画而便送别也?”按，王洙本旧次（卷六）为《又上后园山脚》——……《赠郑十八贲》——《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赵次公尽管从常情推断杜甫与殿中杨监的三首诗篇不须系连，但仍遵从旧次未改。又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四，次公注：“公诗原四篇，其二在古诗《三川观水涨》之下。盖作于至德二载之春。何以知之？古诗有春院，此诗有春雨、春井芹，则可知其为春。《三川观水涨》公自注云：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是年是月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可以知次年之春为至德二载也。”按，王洙本旧次（卷一）为《三川观水涨》——《大云寺赞公房》二首。赵次公说得很清楚，《三川观水涨》自注为“天宝十五载避寇作”，《大云寺》在旧次上既随其后，则时间上亦在天宝十五载之后，又两诗皆春天作，考虑到大云寺地处长安，不可能是与“三川”为同一春天之作，故即编为次年（至德二载）春之作。这也是利用王洙本旧次来确定诗篇系年的一种手段。
（二）改动旧次
当然，在遵从王洙本旧次的同时，赵次公也根据自己对杜甫行实及诗篇意义的理解，对旧次作了相当多的改动。
最为典型的如《月三首》其一“断续巫山雨，天河此夜新”，王洙本旧次（卷十四）为《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雨》——《月三首》——《园》——……《示獠奴阿段》，赵次公置于“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次公注：“旧本有三首，相连在《雨》诗‘还嗟地出雷’，乃二月诗下。既已失次，而三首又且无先后之次。次公离之为三，复定其次，谓此篇居三首之先。句云天河此夜新，又云蛤蟆动半轮，则定之为今岁秋七月十一夜、十二夜诗。其中篇句云二十四回明，则定之为明年二月望夜诗。其下篇句云春来六上弦，则定之为明年正月初七夜、初八夜诗。”又，《月三首》其三“万里瞿唐峡”，赵次公置于“大历三年春在夔，迤逦出峡到荆南所作”，次公注：“旧有三首相连，此篇居后。次公既离之为三，而以蛤蟆半轮系之去年七月十二、十三夜诗矣。又定此篇于今年，而合二十四回明之前。盖二十四回明以言望，而此云六上弦，则初七、初八诗也。”《月三首》其二“并点巫山出……二十四回明”，赵次公置于“大历三年春在夔，迤逦出峡到荆南所作”，次公注：“公大历元年三月过望方到夔，自四月数至十二月，则夔州见望者九。大历二年有闰六月，则夔州见望者十三。今年三月半之前出峡，则夔州止见望者二。岂不是二十四回邪?”又，《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次公注：“此所谓春，当是二月望后，或三月初，盖以在夔《月》诗二十四回明，止数到二月望也。”亦根据《月三首》而编次。
另须指出，所谓旧次者，在赵次公而言有时所指并非王洙本，如《送李公秘书赴杜相公幕》，次公注：“师民瞻本此篇在《夔府咏怀百韵》之前。次公既以《咏怀百韵》句云赏月延秋桂，定为去岁八月之诗；今篇云橹摇背指菊花开，则九月诗。”按，王洙本旧次（卷十五）为《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51首……——《送李公秘书赴杜相公幕》。可知所谓师民瞻（尹）本与王洙本编次不同，而此处赵次公改动者为师民瞻本编次。
某些改动，赵次公是采纳了其他杜诗注家的意见，如《客从》“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王洙本旧次（卷八，古体最末一卷）编次为《北风》——《客从》——《白马》，赵次公置于“大历四年春离岳州至潭州所作”，编次为《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客从》——《绝句六首》，次公注说明这一改动出于蔡兴宗：“蔡伯世以此诗为长沙诗，云：‘长沙当南海孔道，故有此作。’旧在古诗尾卷之上，合迁入于此。”由于《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与吕大防《年谱》、蔡兴宗《年谱》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赵次公采纳蔡兴宗的系年编次意见完全在情理之中。
当然，有时候赵次公将王洙本旧次及遵循旧次的蔡兴宗《诗谱》一并改之。如《古柏行》，王洙本旧次（卷四）为《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古柏行》——《戏为双松图歌》，视为成都诗，赵次公将《古柏行》置于“大历元年三月移居夔州所作”，次公注：“蔡伯世作《诗谱》，亦叙之于《松障》《松图》二诗之间，乃随旧本以为成都诗，非是……成都则先主庙而武侯祠附焉。夔州则先主庙、武侯庙各别。今咏柏，专是孔明庙而已，岂不是言夔州柏乎?”
还需指出，因林继中辑本的甲、乙、丙前三卷用《杜陵诗史》鲁訔编次，可以想见，赵次公改动旧次之例必非仅尽于此。
（三）改动旧次的依据：“以史证诗”与“以杜证杜”交相为用
在王洙本旧次与蔡兴宗诗谱之外，赵次公编次杜诗能别有新见，实因其善于使用“以史证诗”的外证法与“以杜证杜”的内证法。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既涉及到唐王朝安史之乱前后的重要史实，又密切反映着杜甫一生的出处行实。所以解释杜诗，自然要把文学文本置于唐王朝兴衰的“大历史”以及杜甫出处行实的“个人史”中加以印证，换言之，前者即为“以史证诗”，后者是为“以杜证杜”。“以史证诗”之法，次公注之前的伪王洙注（邓忠臣注）、师尹注已多有采用，然皆不如次公注之精密。在宋人注中，恐怕惟有后出的黄希、黄鹤注，可与次公注相媲美。“以杜证杜”之法，以笔者之闻见，宋人注中几无能逾次公者。
赵次公“以史证诗”的外证法，如《八哀诗》“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次公注：“八诗旧本在夔州诗中，几乎成丙午大历元年诗，而蔡伯世指为大制作，特取冠夔州之古诗。今次公定作诗先后，不问制作之大小也。必定为今岁乙巳永泰元年九月诗，何也？按《编年通载》，是岁八月仆固怀恩及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众三十万寇边，掠泾、邠，蹂凤翔，入醴泉、奉天，京师大震。公此诗当九月间以所闻而作也。……王公思礼、李公光弼，皆良将，善于战伐，公伤盗贼之未息，欲作二公之死以为用，故主二公以为八哀之首。兴起者，作之谓矣。至叹旧怀贤之语，则通言下之六公也。”
进而言之，赵次公还能以杜诗所载之史事，结合其他史籍，纠正两唐书之误，可谓“以诗证史”。这一点犹能见出次公对史实整体性的把握，较之“以史证诗”又进一层。如《八哀诗》之“严公武”，次公注：“新、旧史载武之历职，互有同异。……（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旧史却云绵州。……新、旧史所载互有异同如此。次公窃观巴州有严武所赋《光福寺楠木歌》，其碑刻见存，题下云：卫尉少卿兼御史严武。夫武在巴州既有碑刻之证，则新史为是；旧史言绵州者非。……史云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非也。武宝应元年初来成都，既而四月遂归朝，则在成都才四个月而已。又按《通鉴》于当年六月壬戌载：以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武不得进。此武第二次来成都，虽不得进，而其官是兵部侍郎，其任只是西川节度使，尤可推见前日止是敕命一时指挥，合两川都节度也。中间公有《寄严大夫》诗，而题九日，所寄则在六月，以兵部侍郎为西川节度使，不得进之后，却为御史大夫矣。又按《通鉴》于广德二年春癸卯，载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旧史于此称武破吐蕃，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此第三次来成都，方专是合两川为一道也。次年，永泰元年四月，遂薨。公诗有‘主恩前后三持节’，今哀之诗云‘三掌华阳兵’，岂不是宝应元年春初为两川都节制，次以兵部侍郎来，虽不得进，而专节度西川；广德二年，代宗方以东、西川为一道，而武以黄门侍郎来，斯为‘三持节’与‘三掌华阳兵’乎？严之谪巴州，非绵州，以碑刻证之。严公之节度东、西川，或兼或专，以《通鉴》及公诗证之。见新旧史之不足凭，使次公费辞如此。”后世注家皆采用赵次公之说无异词，可见其辨正之精审。
“以杜证杜”的内证法，即以杜甫其他诗篇所揭橥之行实，验证本篇所在之年月。如《发同谷县》“一岁四行役”，次公注：“盖尝考是年岁在己亥，春三月，公回自东都，有《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诗。又按唐史，是月八日壬申，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公夏在华州，有《夏日叹》《夏夜叹》。时秋七月，公弃官往居秦州，有《寄贾至严武》诗略曰：‘旧好肠堪断，新愁眼欲穿。’此一秋赋诗至多。冬则以十月赴同谷县，有《纪行》十二首、《七歌》《万丈潭》诗。今十二月一日又自陇右赴剑南。此为一岁之中自东都西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其他如《赠别贺兰銛》注“国步初返正”为广德二年、《赠郑十八贲》注老杜八月末才至云安、《又雪》注永泰元年十二月在云安县初见其地之雪、《题桃树》定诗作于三月半之间、《月》定作于大历元年、《夔府书怀四十韵》定作于大历二年、《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定作于大历二年秋八月、《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定作于大历二年、《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定作于大历三年清明，皆用此法，而为后来注家信从。
二、对杜诗诗义的独到理解
赵次公对杜诗诗义的独到理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异文、旧说的辨别择定；第二是善于采用“以杜解杜”的内证法；第三是注意以“诗家之心”解杜，由“学术性”的事典溯源之注上升为欣赏性的“同行评议”，从而达到艺术创作层面的“同情之了解”。
（一）辨正异文旧说
在赵次公之前，杜诗已经有不少异文以及众多注家，如王洙（原叔）《集记》、邓忠臣（伪王洙注）、师尹、杜田、薛苍舒、王得臣（彦辅）、蔡兴宗（伯世），以及旧说如《王立之诗话》《东溪先生集》“注杜诗十六篇”，赵次公注对这些异文以及注家的旧注旧说之误皆有纠正。
对旧本异文的断定，有时出于赵次公对于诗意或作者创作手法的独到理解。如《投简成华两县诸子》赵次公注：“京畿倚郭谓之赤县。……成都当此时，号为南京，故公诗指两县得谓之赤县。……蔡伯世云此成都诗，不应言长安。其夜字之讹，故误作安耳，况卒章之意明甚。其说非是。此公虽在成都，而远念长安之寒，下句南山、青门，则言长安之地矣。杜陵属京兆。”赵次公说最为融通，且不妄改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即用此说。又如《秋行官张望催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宋本杜工部集》于诗题“耗稻”下注云：“一作‘刈’。”次公注：“旧本‘耗稻’又一作‘刈’，非。盖此秋诗耳，未是收刈时也。耗稻之义，于稻中消耗其蒲稗，免相夺耳。次公定为七月诗，盖去蒲稗当早矣。或云耗稻是方言，其理或然。”所言甚是，今巴蜀方言仍有“耗稻”之说。对旧本异文的判择，有时也有赖于赵次公对“以史证诗”外证法的熟练运用。如《北征》“惨淡随回纥”，王洙本作“惨淡随回鹘”，次公注：“随回纥，旧正作回鹘，当以回纥为正。盖当杜公时未有回鹘之称，至宪宗朝而后，来请易回鹘，言捷鸷犹鹘然。凡读书，本末不可不考。”
次公对注家旧说的辩驳，往往更是建立在“以史证诗”的外证法的基础之上。如《初月》，《九家集注杜诗》引师尹注：“《小雅》‘如月之恒’，笺云：月上弦而就盈。李隅赋：波水荡而月轮斜。此盖讥肃宗始明而终暗也。”又引杜田《补遗》：“是诗肃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乱时作。微升古塞外，喻肃宗即位于灵武也。已隐暮云端，喻肃宗为张后与李辅国所蔽也。按唐史，肃宗即位于灵武，立淑妃张氏为后。后善牢笼，稍稍预政事，与中人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挠权。徙太上皇西内，谮宁王倓赐死，皆其谋也。及肃宗大渐，挟赵王系谋危太子，卒以诛死。”黄氏《补注杜诗》引薛苍舒注：“魏泰云：夏郑公评杜公《初月》诗曰：‘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以谓意属肃宗。郑公善评诗者也。秦观云：退之诗‘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其顺宗时乎？东方谓宪宗在东宫也。此论与此诗合。”次公注：“世传魏道辅云，意主肃宗也，如韩诗煌煌东方星，洪兴祖谓其顺宗时作乎？东方谓宪宗在储也。杜田因而立论，则好为穿凿者矣。盖以月言人君，已不为善取譬，况自至德之远逮乾元之元，肃宗即位已三年矣，岂得以月之微升比即位乎?”次公驳斥旧说，有时还采用“以杜证杜”的内证之法，如《秦州杂诗》“但恐失桃花”辨王彦辅注桃花为“桃花水”之误、《成都府》辨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称“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之失，皆是。
赵次公对旧注臆说的辨析，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对所谓《东溪先生集》“杜诗解十六篇”的驳难上。按，宋人推尊杜诗，至有以六经视之者，如陈善《扪虱新话》卷七“杜诗高妙”条载：“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故亦有以《诗》旨解释杜诗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蔡绦《西清诗话》云：“少陵远继周诗法度。余尝以经旨笺其诗云：‘与奴白饭马青刍’，虽不言主人，而待奴、马如此，则主人可知。与《诗》所谓‘言刈其楚，言秣其马，言刈其蒌，言秣其驹’同意。”东溪“杜诗解十六篇”的特点，正是以经旨解杜诗。如《北风》“北风破南极，朱凤日威垂”，次公注：“世有《东溪先生集》者，其中有释杜工部诗十六篇，引云：拟毛诗之序，以撮其大要而判释之，且以为启杜诗之关键。以此北风为第二篇。序云：‘《北风》，悲燕寇衰弱王室，祸加以民。寇来自北，故况北风。’此已谬误。盖自乙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丙申至德元载正月，其子庆绪弑之；己亥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庆绪，辛丑上元二年史朝义又杀思明，癸卯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自缢死，安史之乱至此息矣。此后但有吐蕃之祸，连年不绝。公今句云十年杀气盛，若逆数十年而止，则起在己亥乾元二年。至德元年安、史并灭。今此《北风》诗为戊申大历三年，言吐蕃则可，岂可更言燕寇之衰弱王室、祸加臣民乎？又岂有寇自北来之事乎？此几成梦语矣。……以此集刊传，恐惑后学，故次公费辞辨之。”可以说，赵次公对东溪“杜诗解”基本持否定态度，其辩驳甚为合理。
（二）“以杜解杜”的内证法
作家因为学识渊源、个人兴趣、写作习惯等原因，形成的作品文本总有相对的固定性、连贯性。研究者可以藉着这一规律，使文本前后对应，以诗义明白之处映照、提示诗义晦暗之处。赵次公对杜诗极为熟悉，他阐释杜诗诗义甚至推想杜甫写作手法，常能结合杜诗的其他篇章相互发明，这与考证杜甫行实时地的“以杜证杜”之法有相似之处。不过“以杜证杜”是基于人物活动在时间、地点上的连续性，着重于杜甫行迹的考证；而“以杜解杜”是基于作家创作在心理上的连续性，着重于杜诗义旨的探寻。
以杜解杜，具体来说，可以是对杜诗诗义的理解，如《独立》“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次公注：“公后篇《寄贾六严八》诗戒其为文为诗莫传于众，而曰‘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则公今诗应有所忧之人乎？……此道独立时景两句，或曰：露下众草则将杀草，蛛丝未收则将罗物，皆有杀意，此并是天机如人事之多患，宜公有万端之忧也。”也可以推想杜甫遣词用语的手法，如《宴戎州杨使君东楼》“情忘发兴奇”，次公注：“公屡使此两字，如《题郑县亭子》云云。其它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云云，《万丈亭》云云，《春日江村》之二云云，《与李白同寻范十》云云。此篇之句，却以兴奇为主，以对身老，而惊字、发字贴之，诗人变化不常如此。”赵次公的以杜证杜，绝非偶一为之，而是成为某种自觉性的、带有体例性质的内证方法。这一点可由《句法义例》看出。《句法义例》是《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原书具有的内容，应当属于此书的凡例部分。由于今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属于后人辑校本，这一内容未能以原貌保存下来，不过我们还是能从赵次公注中窥见一斑。如《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次公注：“（《西清诗话》）以为此句是水中之盐，又云是秘密藏。殊不知公诗大率多然。次公尝谓其读书之多，须用有出处字为对，亦自易得，及其混成，则无痕迹如自己出。次公《句法义例》中论之详矣。”《句法义例》中提到所谓“双纪格”，是赵次公提炼杜甫惯用艺术手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如《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青春动才调，白首缺辉光”，次公注：“寻常两句，或皆用美一人之身，或一句说彼，一句说此，详见《句法义例》。”
有趣的是，在注释杜诗时，赵次公有时会涉及到其他诗人的诗篇，这时往往也会用到类似的内证之法，犹可见赵次公对此法的熟谂。如《解闷十二首》“漫钓槎头缩项鳊”，次公注：“师民瞻本改缩颈为缩项，极是。……浩然诗两用之：《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又《岘山作》云：试垂竹竿钓，果是槎头鳊。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言浩然已死，今耆旧之间不能复造新语以言鳊鱼，但漫钓之而已。”这是以孟浩然证孟浩然的方法。
（三）以“诗家之心”解诗的艺术鉴赏方法
赵次公对诗义的独特理解，有时候是通过对史事的熟悉，从而具备阅读敏感，能发现杜诗中的一些言外之意，这近似于“以史证诗”的外证法。但这还不是赵次公注杜的真正别有会心之处。虽然古代诗文注家往往也具有诗人的身份，但在注解诗歌文本时，他们的“诗人身份”意识似乎并不明显，注释更多带有寻绎出处、考订事实的“学术性”，赵次公注当然也带有这种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赵次公在“学术性”注释之余，时或能透露出以“诗家之心”解诗的一丝底色，能设身处地替处于各种文学事典潜流和历史语境中的老杜沉思、选择、裁量、下笔，然后细味成文后的阅读效果，这种注释是具有善意的“同行评议”，从未被后来宋人注所引用、效法，成为宋人杜注中独一无二的亮点。
如《月夜》“双照泪痕干”，次公注：“或者谓止是言两目之泪，既得还家，则不复有泪，故月照其双干耳。夫泪言双固是常语，公诗有云‘封书两行泪’，又云‘乱后故人双别泪’，又云‘故凭锦水将双泪’‘寂寂系舟双下泪’，此则皆言两目之泪。而今诗句法乃云‘双照泪痕’，则主言照二人泪痕干矣。”善于体会用字微妙之处。如《长江二首》“未辞添雾雨，接上过衣襟”，次公注：“此诗在舟中作。末句盖言江海不让众流以为大，虽雾雨之微，亦可添益其流。故为此长江客，未便辞让雾雨添之，而舟中之人，接于其上，则先过经过于衣襟间也。此必是有微雨而作，道实事以寓义理耳。”可谓善于揣摩写作的当下情境。如《喜观即到伤题短篇》其一“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次公注：“话字一作议，非。诗家字，如话字方快。”又如《行次昭陵》“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次公注：“尊尧典，谓循高祖之法度。岂亦以高祖为神尧皇帝，故得用尧典字耶？神功协禹谟，诗人意取帝王之成功，韵自押到，盖所谓禹成厥功，而书有禹谟也。旧注谓亲定九州，若如此，却成协禹贡矣。必谓之神功，则禹谓之神禹也。”所谓“如话字方快”“韵自押到”的体会，真是作手之言。如《羌村三首》“赖知黍秫收，已觉糟床注”，次公注：“盖黍与秫所以造酒，方与下句相应。东坡《洋川南园》诗有云‘桑畴雨过罗纨腻，麦陇风来饼饵香’，亦是‘赖知黍秫收，已觉糟床注’之意。盖诗人推物理，想其事如此。”按时间逻辑说，后不能证前，苏轼诗绝不可能是杜诗的写作理由，但这里赵次公阐释的是一般创作规律，因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如《官池春雁》，次公注：“公前《鸂鶒》篇以自况，则取其身之文采。今《春雁》诗乃尊雁而鄙鸂鶒，则又取雁之孤高。诗人变化，岂有拘碍哉!”亦用艺术创作规律帮助理解诗义变化。
最能表明赵次公以诗人之心解杜诗的乃是一些题外起兴之注，这些注释看似与杜诗无关，实际上透露出赵次公已经由注释的“学术写作”状态跨越到了创作的“灵感来袭”和下笔不能自已的状态。如《登岳阳楼》，次公注：“邵子曰：叟善论诗。复曰：叟能为赋之乎？次公曰：不可。邵强之。辄作《登岳阳楼》一首云云。邵子笑曰云云。……请并附于解后。次公用其说而录之。”又如《衡州送李大夫赴广州》“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次公注：“次公盖学杜诗者，止学其用意及格，固不敢犯其语，屋下架屋而已。窃以学者不深解此篇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之语，却以为日月为笼，而我身则笼中之鸟；天地为水，而我身则为水上之萍，因用此义赋成《春日》一篇，句法语势效之，而义则与杜公别。次公之诗曰：带柳晖晖日，催花细细风。莺流依腻碧，蝶戏拣香红。天地笼中雀，阴阳炭里铜。此身随处乐，勿用嬲衰翁。……其句法、语势，盖欲效之，而义与出处大不同矣。辄取附于卷末，识者无加罪焉。”
三、次公注之误
当然，赵次公注自有其局限。首先，无论是“以史证诗”“以杜证杜”还是以“诗家之心”解杜，过于自信则容易走向极端，时有深文周纳之失。如《卜居》“吟同楚执珪”，次公注：“《史记》曰：庄舄，故越之细鄙人也，为楚执珪，病而尚犹越声。本出无吟字，而王粲《登楼赋》云庄舄显而越吟也。……世有《名贤诗话》，载本朝熙宁初张侍郎掞，以二府成，诗贺王文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示陆农师。陆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邪?’次公谓今楚执珪越声，本无吟字，而公用王粲赋足之。此作诗用字祖法，王文公盖自得此刀尺耳。”其说已陷入江西诗派寻章雕句的窠臼中。又如《热》三首其一“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次公注：“舞雩乃是兖州事，公未尝泛用事也。若《衡州新学堂》古诗曰：‘侁侁胄子行，若舞风雩至。’则用若字以拟之耳。此与《登兖州城楼》诗首句云东郡趋庭日，似言其父为官兖州，趋而过庭之日同义。”换言之，兖州为春秋鲁国，故用《论语》孔子典故，地域上契合。而《热》作于夔州，《新学堂》作于衡州，皆与鲁地无涉，故用《论语》事典，地域上不完全契合，所以杜甫特添一“似”与一“若”字，以标明其“不完全”之义。其说可谓细密之极，至使人颇觉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其次，在某些诗篇的具体注释中，赵次公也有不明史实、前后矛盾、理由不足等疏漏。如《春望》“烽火连三月”，次公注：“考此诗作于天宝十五载之正月，盖禄山反于十四载之十一月，至是则烽火连三月。惟其烽火连三月，所以家书抵万金，此诗人之语为有法也。今学者每见家书，遂以此句为辞，非也。”按次公以三月为此诗系年之证，未确。因战火之起，老杜与家人同在一起，未曾分别也。分别之日，乃在羌村安置之后，其时之三月自不应以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算起。又如《有感五首》其四“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次公注：“若干之强壮，则枝无胜干之理，犹主强则臣自归服朝也。强干地，则指言长安之尊重也。”按，此诗实隐含房琯当日于灵武所提之分封诸王为藩之提议，房琯失欢于肃宗，以及老杜触怒肃宗而外放，皆根于此，次公注未明。又如《雨》“风扉掩不定”，次公注：“风扉，舟中之门也。”《峡中览物》“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次公注：“公初病于云安，所谓伏枕云安县也。既至夔州，又病，所谓卧病拥塞在峡中也。今句盖峡中之病矣，但洞口莫可考其何在耳。或曰：舟中得病，似言其初得病在云安舟中，而移衾枕于客居屋舍之下，此正是在云安时，洞口亦岂其所居云安之地邪？次公答以：公到夔州，岂不先在舟中邪？今句云：洞口经春，则此诗四月之作。公雨诗云：清凉破炎毒，则夏雨诗也。而前句云：风扉掩不定，则已不在舟中，而在屋下矣。岂初夏已为西阁之居乎？更俟明识。”按，同一“风扉”，次公注或说舟中之门，或说屋下，则自相矛盾矣。又如《偶题》“多病邺中奇”，次公注：“旧注因其有邺下两字，引用却便撰云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以附会为邺中奇，非是。……多病者，指言刘桢，为邺中之奇也。公亦多病，故专以自比。”按，次公此解似未必。永怀江左逸，永怀为动词，所对之多病亦应为动词。老杜又曾称“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江左是劣于汉魏邺中者，而反近于风骚，则逸也。老杜之美学追求，乃在清词丽句而有风骨，不喜强干质木少文之建安诗歌也。又如《晚》“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次公注：“此句法难解，盖言朝廷以务农重谷之事问府主，故亦化而学山村耕稼也。然此等句法，学者不可效之也。”按，此句或可解作：“朝廷问府主，省郎杜子美之近况如何?”答曰：“于山村学耕稼也。”此乃老杜一厢情愿之想象慰藉。陈尚君先生《杜甫为郎离蜀考》对老杜离蜀之原因、心理期待有“为郎离蜀”之新说，正可释此二句。
总的说来，这些疏漏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中只是九牛一毛，较之托名王十朋《杜陵诗史》、蔡梦弼《草堂诗笺》等集注本，赵次公注态度更严谨，疏漏更少。赵次公注对诗篇系年编次的认定与调整，及其对诗义的独到理解，其中透露出来“以史证诗”的外证法与“以杜证杜”（行实）、“以杜解杜”（诗义）的内证法，在早期杜注中堪称典型。尤其是赵次公以“诗家之心”解诗，能设身处地替处于文学传统潜流与历史语境中的杜甫揣摩下笔并体味成诗后的阅读效果，超越了通常注重事典出处的“学术性”注释范畴，带有“同行评议”的意味，成为杜诗宋注中独一无二的亮点。作为现存最早的杜诗编年宋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具有极高的原创性，可谓杜诗注本中第一等重要的必读之书。
松原朗（文）、李寅生 （译）│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