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堂明│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总第84期。
陈寅恪（1890-1969），著名文史专家
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二十世纪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虽然他主要是作为史学家而为中外学界所盛称，但同时他又具有极深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这种修养渗透到了他的史学研究中，使其历史研究之堂庑因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而特大（其深有会心的“文史互证”，能于传统的史学方法之外，别开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从根本上说即源于此），并因此使他形成了卓然特立的学术个性——其著作在繁复征引和绵密演绎之深处，时时涌动着诗的才情，体现出“冷静而理智的学术品格与内在的对人生的激情的融合”的特征；同时，作为这种修养的体现，他还“余事作诗人”，创作了许多充溢着哲思与才情的旧诗。傅璇琮先生曾说过，陈寅恪是“历史上少有的既能潜心于学术研究而取得大成就又有博丽深邃的才情在文学创作上自树高格的一代大师”，应该说这种评价是非常允切的。笔者注意到，在陈寅恪数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陈寅恪曾经多次论及杜甫，他虽没有专门研究杜甫的著作，但在著述中却每有论杜者，对杜诗可以说非常熟悉。据笔者统计，其《柳如是别传》中所涉及杜诗，去其重复者，计有43首，《元白诗笺证稿》涉及杜诗者有5首并专门写过三篇杜诗论文。此外，像《韦庄秦妇吟笺释》、《论再生缘》等文也皆有涉及。在这些著作中，陈寅恪引用杜诗笺释诗句，随笔而出，信手拈来，到了非常自如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杜诗不仅是陈寅恪作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也是他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学习、借鉴的对象，杜诗在陈寅恪的学术体系中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总结陈寅恪在杜诗学方面的建树，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同时对于推进杜甫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是基于此而作，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作为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陈寅恪除了研究历史之外，还著有不少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著作。这些文章著作涉及到魏晋时期的曹操、陶渊明，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唐代的李杜、元白、韩愈、韦庄，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陈端生，敦煌文献佛教典籍等诸多方面。具有如此广博的古代文学研究背景，我们说陈寅恪对我国古代文学有自己宏观的认识和把握，应该说是合乎实际的；也正是基于此，在我们看来，他对古代文人的某种评价，都是以自己对古代文学史的宏观认识为前提的，他对杜甫的评价自然也不例外。陈寅恪作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文中对杜甫这样评价：
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其被困长安时所作之诗，如《哀江头》、《哀王孙》诸诗篇，古今称其文辞之美，忠义之忱，或取与王右丞“凝碧池头”之句连类为说。殊不知摩诘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
这里，陈寅恪将安史之乱时皆曾被困长安的杜甫与王维加以比较。在他看来，虽然王维诗之“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但若从对事理推测之明确方面说，则王维远不及杜甫。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陈寅恪这里明确地把杜甫称为“中国第一诗人”。可以说，这是他古代诗学观的根本观念，也是他杜诗学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众所周知，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历来与李白并称“李杜”，他们被看成诗史上双峰并峙、并驾齐驱的诗人，诚如韩愈《调张籍》诗中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也。然而，也正是从唐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杜优李劣”的观念。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评价杜甫时即曾这样说过：“（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里，元稹将杜甫说成是诗史上无与伦比的诗人，其实这也是把杜甫看成是“中国第一诗人”，元稹文中还将李白与杜甫比较，认为李白连杜甫之藩翰尚不能历，更遑论杜甫之堂奥了。元稹所论，固然失于偏颇，但体现了自中唐以后杜甫一直被视为最大诗人、杜诗一直被视为古代诗学正统的事实。陈寅恪这里虽未将李杜加以比较，但他以“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说明在他看来，杜甫是无与伦比的诗人。他的这种杜诗观，与元稹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作有《元白诗笺证稿》，因此自然很熟悉元稹的诗文。这样，他对杜甫的这种论述，便很显然应与元稹《杜君墓系铭》中的杜诗学思想具有渊源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们从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中，看到他在论及“吾国诗中之排律”时，曾特地征引过元稹此文。为说明的方便，兹将陈寅恪所引者转录于下：
《元氏长庆集》卷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余往昔见（钱）蒙叟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诠释之。”
……
在征引元稹与姚鼐的文章之后，陈寅恪紧接着又加了按语：“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这里，陈寅恪虽是站在排律的角度征引元稹此文，但应该说还是体现了他对元稹此论的认同态度；只不过相对于元稹立足于杜甫五言排律的声韵辞藻立言，陈寅恪则并不是站在“艺术禅学”的角度评价杜甫，因此虽同样以杜甫为第一诗人，但是在“第一”的内涵上，他与元稹又是有较大区别的。
总之，“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构成了陈寅恪杜诗观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他的杜诗学思想，也同样是他的诗学观的体现。由于陈寅恪深厚广博的古代诗学修养，他对杜甫的这种评价，是以他对古代诗学传统的理解为前提的，不能仅仅视作单一、孤立的评价。这一点从下面的内容中，还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证明。
作为身兼文人的学者，陈寅恪还雅擅旧诗的创作，这是陈寅恪的家学——“义宁陈氏之学”的重要方面。陈寅恪的先祖陈宝箴诗文兼擅，皆有法度，为世所称。其父陈三立更是清末宋诗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受这种家学的熏陶，陈寅恪也工于诗。他为诗宗尚宋诗，又出宋入唐，注重独创，强调自得机杼。他的诗虽散佚较多，但现存《陈寅恪诗集》中收集有330首。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杜诗之间的密切关系。著名学者程千帆曾这样评价说：“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效则少陵者。晚经浩劫，所存仅寥寥百十篇，而近百年时运推移，人情变幻，莫不寓焉。”这种评价揭示了陈寅恪所受杜诗的重要影响。在众体中，陈寅格尤长于七律。笔者曾对陈寅恪的诗进行过统计，在其现存330余首诗中，七言律诗计有173首，在其全部诗歌总数当中，占据了60%以上的比例。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杜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杜律在唐代及后世为律诗之极则，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杜甫的七律兼备众妙，地负海涵，雄阔高浑，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后世师杜者往往衍其一绪，而恃以名家。诚如《岘佣诗话》所言：“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山谷学之，得其奥峭；遗山学之，得其苍郁；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阔。”作为极具才情的学者，陈寅恪的旧诗尤其是七律创作也深深得益于杜诗之沾溉。当然，陈寅恪诗法杜甫，远不止在诗歌的形式上。检《陈寅恪诗集》，中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墓》一诗，诗云：
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角满江城。
由题中“甲申”可知，此诗作于1944年。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3年夏，日军战火逼近湖南，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陈寅恪，为躲避战乱，于是年秋携家眷取道贵州辗转赴川，途中身染重病，饱受艰难，腊月底始到成都（时公历已进入1944年）。此诗即作于他初到成都时。据陈寅恪之女流求《流求笔记》所述，当时“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生活极为艰苦，且陈寅恪的右眼当时已失明，行动极不方便；但即便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仍去拜谒杜甫墓，这就不仅传达了他悯时伤乱、渴求太平的愿望，也见出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杜甫当年为避安史的八年之乱而至成都，陈寅恪也因为日本侵华的八年战争而同样避难到成都。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际遇，同样的情怀，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上演了极其相似的一幕。所以陈寅恪此诗，既有对杜甫深刻的理解，又包含有悯时伤乱的情怀。
《陈寅恪诗集》里还有两首由杜诗兴感而作的诗，一是作于1956年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诗云：
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坠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此诗题中的“唯见林花落”，出自杜甫《别房太尉墓》一诗。“房太尉”，指的是玄宗朝旧臣房琯。杜甫此诗主要表达了对这位前朝旧臣身后寂寞的伤悼之情。陈诗由“唯见林花落”一句而致慨，借杜诗兴感，表达对现实的感受。诗中“飘坠人间共断肠”之“共”字，将自己与杜甫绾结起来，也见出对杜甫“见林花落”时内心悲慨之深刻理解。另外一首《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诗云：
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此诗作于1964年。诗中“刘向传经心事违”一句，出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三（千家山郭静朝晖）。杜甫此句原是表达自己一生心事乖违之憾，而陈寅恪则借以讽咏1963年以来中苏两党交恶之事。陈寅恪借续杜诗而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真可谓善用“古典”者。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陈寅恪熟识杜诗，可以随意引用。在旧诗创作中陈寅恪每从杜诗中汲取营养，多有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对杜诗的隐托和化用，可以体现杜诗对陈寅恪的影响。笔者对《陈寅恪诗集》中隐括杜诗或化用杜句之情形作过统计，现将统计结果表列于下：
此表所涉及的陈寅恪的诗共40首，在《陈寅恪诗集》330首诗中，约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独具才情与追求的诗人，陈寅恪诗法杜甫，并非对杜诗亦步亦趋，“生吞活剥”，陈寅恪作诗不是仅仅隐托杜诗融化杜句，而是迁杜入己，将杜诗融入自己的诗境中。试看其《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雠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诗是1945年秋作者在成都获悉日军投降之喜讯后而作的。从创作背景上说，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是极其相似的。诗中作者抓住与杜甫在遭遇与情感上一致的契合点，以“闻讯杜陵欢至泣”一句融化杜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以“还家贺监病弥衰”隐括杜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二句的回乡之意，从中不难看出二诗之间的关系。然而，此诗虽有点化或隐括杜诗处，但又并非刻意地模仿杜诗，并非重复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而是要塑造自己的形象，故此诗虽有借鉴杜诗者，但不是照搬，而是有变化，表现在陈诗并非单纯地表达获悉日军投降的欣喜之情，在“家祭难忘北定诗”一句下，诗人注云：“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因此，诗同时融入了家事之悲的内涵，故而结句云“喜心题句又成悲”，翻喜为悲，在感情上比之杜诗又更见深沉了。由于杜诗的影响，陈寅恪的诗，也颇有杜诗沉郁顿挫之致。比如其《甲辰五月十七日七十五岁初度感赋》一诗：
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
这首诗作是作者初度75岁生日之作。前四句作者感慨世事人生，“百年”句点化杜甫《秋兴八首》其四“百年世事不胜悲”。后四句自比“越鸟”，以“炎方”、“瘴海”喻自己处境之艰难，结句以孔安国唾壶为儒者所执之典，表达对学术事业被破坏之悲，篇终而接浑茫。整首诗作者感怀人生，深沉郁勃，苍茫老健，颇有老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陈寅恪注重对杜诗之学习与借鉴，固然是其诗歌创作旨趣与追求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他与杜甫内在的精神、情感的共通性所决定的。我们认为，这种共通性就是对家国丧乱与人世沧桑的深刻感伤。杜甫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历史转变时期，巨大的历史变故以及饱经离乱的身世遭遇，使他的诗重在表达忧国忧民与悲天悯人之怀抱，以及对世变沧桑与历史兴亡之感慨，而陈寅恪所处时代环境虽与杜甫不同，但其身世遭遇却极有与杜甫相似者。蒋天枢先生论陈寅恪生平时说：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漂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奇疾异遇，困顿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
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了陈寅恪一生命运之遭际，对其苦心孤诣与思想境界之把握也非常切当。这种人生遭遇，使陈寅恪在对家国离乱及历史盛衰之感受方面，与杜甫是高度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陈寅恪才能从杜诗里寻求到深切的情感共鸣。这样，当他以诗歌表达身世感受时，就会很自然地隐括或化用杜诗，此盖有不得不然之情形在焉。陈寅恪论诗主情，尤重感慨。由“吾侪所学关天意”、“文章声价关天意”、“文章存佚关兴废”等诗句中即可看出，陈寅恪每致意于抒发身世浮沉的人生体验与兴亡沦替的沉恸之感，像“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庚戌柏林重九作》）、“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兴亡哀感动人思”（《王观堂先生挽词》）、“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王观堂先生挽词》）、“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丁亥除夕作》）等，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陈寅恪这种重在抒慨、表达兴亡之感的诗与杜甫后期诗之抚今追昔、特重感慨是一致的。他隐括杜诗与融化杜句，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此决定的。其实，对前表所列杜诗稍加分析即可发现，陈寅恪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所涉及的杜诗，主要是杜甫后期的诗，且多作于夔州期间，只有《兵车行》、《咏怀五百字》等少数篇什作于关秦地区。众所周知，杜甫后期诗，尤其是夔州期间的诗，是他晚年历遍人生种种苦痛，阅尽人间盛衰之变以后之所作。夔州期间，他不再像早年因为“穷年忧黎元”而奔走呼号，使得诗旨过于激切或直露，以至于后世有“几近于骂”之讥，而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情事，升华至一种对历史人生作整体思考的高度。诗中杜甫往往慨往悼今，感时伤世，既悲苦至极又从容潇洒，笔底波澜壮阔而又细入无间，最能见出日暮途穷时他激越悲怆而又留恋人生的丰富、深沉的情感。此时杜诗中感时伤世与兴亡之感比以前更见深沉了。陈寅恪对杜甫后期诗特加重视，主要即在于此。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了陈寅恪的诗学精神与创作旨趣，说明杜诗尤其是杜甫后期诗，构成了陈寅恪诗歌渊源的重要方面；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杜诗之隐括及杜句之融化，是他体认和挖掘杜诗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他因为铭感于杜诗慨往悼今之精神而对其兴亡之感的阐发。如果仅从诗歌渊源的层次上认识，那就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意义。陈寅恪在以诗证史时，主张对于古人要具“了解之同情”，而“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后始可进行研究。这里，他所论的虽是学术研究，其实也通于诗歌创作。他的《柳如是别传》，便是通过笺释柳如是之诗以进入其精神、生活世界的。对于陈寅恪而言，诗与学术是高度统一的，因此他在诗中借鉴杜诗，隐括或融化杜诗，也包含了对杜甫的理解在内，或者说也是以理解杜甫、进入其精神世界为前提的。他在《读〈哀江南赋〉》中精辟地指出：“古事今事，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这里，说的是文学创作中古今相通、“古典”与“今典”妙用之情形。陈寅恪非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其学术旨趣也非是一般的谈艺论文，非总结文学的规律，因此陈寅恪此言尤其体现了他的诗歌创作经验与体会。这也就告诉我们，他的许多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之诗，皆可视作他“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从而追求与杜甫之冥化如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杜甫与陈寅恪是异代之知己，时异而情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陈寅恪之注重杜甫后期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杜甫精神内涵的体认、挖掘与发挥。明乎此，对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对历史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是其治学的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运用这种方法，他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可以说，陈寅恪学术堂庑之构建，与这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探索这种方法形成的过程时，我们注意到，它与杜诗具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是人们在笺释杜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杜诗自晚唐孟棨《本事诗》始，既已有了“诗史”之称，所以在宋代“千家注杜”的盛况中，即多有从当时历史之角度阐发杜诗者。比如黄鹤在注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时即云：“天宝十载，募兵无应者，杨国忠遣御史系捕送军前。旧制，百姓有勋，免征役。于是杨国忠选取高勋，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此诗所以有咸阳桥拦道哭之句也。”（《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集》）这种依据历史对杜诗诗意的解释，应该说在实践上为“诗史互证”方法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到了黄宗羲那里，趋于成熟，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曾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这里，黄宗羲明确提出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概念。在他看来，不仅史可以证诗，诗也可以证史。黄氏此论可以说是“诗史互证”形成的标志。而在陈寅恪之前，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是以“诗史互证”方法注杜的代表性著作。钱氏基于“六经皆史”的观念，认为“驯至于少陵，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胡致果诗序》），故而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诗歌与历史的考证，解读杜诗，从而使“诗史互证”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而正式形成了。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之功效。对钱氏这种方法的意义，陈寅恪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理解。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另外，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陈寅恪还对钱谦益与朱鹤龄之注杜作了细致的考察，总结钱注杜诗之特点。他引《钱注杜诗》篇首所录诸家诗话中《古今诗话》“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一则，云：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陈寅恪还考察过钱氏的《列朝诗集》，认为钱氏撰此之旨趣，非在论诗，而是“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体现出对钱氏学术旨趣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凡此，皆说明陈寅恪对钱谦益学术之重视。应该说，陈寅恪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就其渊源而论，正是源于钱谦益的《钱注杜诗》。
陈寅恪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治杜诗，共写了三篇文章，它们是《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均见于《金明馆丛稿二编》）。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他依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史思明传中所言的“杂种胡”，以及《新唐书·回鹘传》所称之“九姓胡”，认为“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又引杜诗中对安禄山、史思明的“杂种”之称，指出：“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旧唐书》多保存原始资料，不多改易词句。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考宋子京改字之由，其意恐杂种胡一词，颇涉通常混种之义，易启误会，遂别用九姓胡之名。”这里，陈寅恪将杜诗与历史互相对照、证发，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杂种胡”与“九姓胡”以及在名称上形成差异的原因。《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则通过等征引史料，认为诗中“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二句中的“朔方健儿”，过去解以郭子仪、李光弼所统之朔方军是错误的，应该是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同罗部落。该部落勇健善斗，在其首领阿布思为回纥所掠后，为安禄山厚募招降。在安史叛军攻下长安后，该部落被派守长安，助纣为虐，未久而叛归旧巢。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与通常的以庾解杜不同，而是反过来以杜解庾。他针对庾信《哀江南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八句旧注解以指萧詧，将“无赖子弟”视作指陈霸先所存在的与史实乖误之情形（参考倪璠《庾子山集注》），由杜甫《咏怀古迹》（其一）中“羯胡事主终无赖”一句索解，认为杜甫这里以“羯胡”指安禄山，实际也是喻指侯景，而杜甫此诗可以看作是一篇《哀江南赋》之缩本。诗中杜甫自比庾信，而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通过一一比勘，陈寅恪进而得出了庾信“此赋八句乃总论萧梁一代之兴亡”的结论。今按，杜甫此诗由庾信故居兴感，借描写庾信身世表达作者暮年萧瑟之感。因此，诗中对庾信身世的描写，固有助于我们理解庾信《哀江南赋》之内涵。陈寅恪由杜诗而索庾赋之解，与他所强调的“神游冥想”、“神理相接”是一致的，是一种极富于想象力的研究。这种直臻诗人心灵之奥府而脱去表象之行迹的研究，看似主观性很大，一般人用之固不免流为臆说，而在陈寅恪这里，却超越了历史形相“个性之真实”，而臻于其素来追求的“通性之真实”，达到了极高明的境界。此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为申论李白本为胡人，陈寅恪引用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二）“贾胡离别下扬州”一句，说明蜀汉在唐代曾为胡商行贾之区域，其地当时多有胡人往来侨寓，也是“以诗证史”之佳例。
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阐发杜诗的“诗史”意义，站在杜诗研究的角度看，虽然稍显具体、零散，似乎无关杜诗宏旨，未及钱谦益《钱注杜诗》之浩繁丰富，但若就对“诗史”意义挖掘的深度来说，则《钱注杜诗》反远不及陈寅恪。盖《钱注杜诗》重点在于“以史证诗”，通解诗意，着眼于诗意之把握，故其所牵涉之史，皆为个别、孤立之史实，彼此关联不大，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观；而陈寅恪阐发杜诗之“诗史”意义，则偏重于“以诗证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极高明而难以企及之处，在于他弘通的眼光与深邃的识见。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从世界史的整体高度与角度研究中国史；而他对杜甫的研究，对杜诗所牵涉之历史的考察，也是超越了杜甫研究的范围，站在中国史的高度进行的（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以杜诗解庾赋，最能见出其不受时代局限之弘通史识）。因此，我们不能只从杜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陈寅恪阐发杜诗“诗史”意义之价值。实际上，陈寅恪对杜诗“诗史”意义的阐发，是他的历史研究整体的一部分。陈寅恪的史学及历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尤为重视种族与文化、民族迁徙以及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的杜甫研究，即围绕此研究主题而展开，可以说是他整体的历史观在具体事例上的落实和体现。比如，其《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所考察的“杂种胡”之义，以及《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中“朔方健儿”，即相互关涉，前者牵涉到安禄山种族之渊源，后者则牵涉到当时河朔之地各胡族部落之内部关系。陈寅恪通过大量史料之征引，考证安禄山为九姓胡，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为当时之善战无敌者，其所驻守的河朔之地因多有中亚胡人迁徙至此，加之其地原先所居之汉人也受胡习之浸染，在玄宗时已然胡化。当时“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有意识地任用蕃将，排斥汉将。同罗部落之为安禄山所厚募，即与此有关，可谓其整个叛乱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安禄山之得以举兵叛乱，固与当时河朔这种整体胡化之背景有关。陈寅恪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与他著名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有极重要的关系，牵涉到陈寅恪对隋唐史乃至当时中亚史之整体认识，为陈氏史学中之极具意义者。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引杜甫夔州诗《解闷十二首》之二“贾胡离别下扬州”，以说明当时蜀汉为胡商行贾区域，也与当时民族迁徙之大背景有关。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金明馆丛稿二编》）中，他曾精辟地指出：
吾国旧史所谓北突厥，即东突厥。自颉利可汗败灭后，未几又复兴。默啜可汗之世，为东突厥复兴后最盛时代。其大帝国东起中国之东北边境，西至中亚西亚，实包括东西突厥两大帝国之领域也。凡与吾国邻近游牧民族之行国，当其盛时，本部即本种，役属多数其他民族之部落，即别部。至其衰时，则昔日本部所役属之别部大抵分离独立，转而归附中国，或进居边境，渐入内地。于是中国乃大受影响。……盖自玄宗开元初，东突厥衰败后，其本部及别部诸胡族先后分别降附中国，而中国又用绥怀政策，加以招抚。于是河北之地，至开元晚世，约二十年间，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居住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
盖自隋末中国扰乱之世，中亚羯胡多有经由中国西北转徙内地者，至则天、玄宗之世，随着东突厥的复兴，中亚胡族之迁徙更是有增无减，以至于当时安禄山、史思明生长之地——营州，聚集了许多中亚贾胡（参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因此，杜甫《解闷》诗中所反映的胡商行贾于蜀汉，也显然牵涉到这种民族迁徙之背景。应该说这说明陈寅恪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整体高度上来看待杜诗之“诗史”意义的。总之，陈寅恪对杜诗“诗史”意义之阐发，皆关联于他的史学研究主题，体现了他对中国史的深邃眼光与识见，故远非钱谦益《钱注杜诗》之以史解杜，通解诗意所能及。应该说，“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到陈寅恪这里才真正地获得了学理依据，从而成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科学方法。
阮堂明，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松原朗（文）、李寅生 （译）│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