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从杜甫于天宝六载应试谈唐代的制举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4年第1期，总第7期。
一
大家知道，杜甫早年在漫游吴越之后，曾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春在洛阳应进士试，没有登第，接着就“放荡齐赵间”，与高适、李白友从于河南、山东等地。天宝五载（746）到了长安。天宝六载（747），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再一次失利。杜甫生平一共只参加过两次科试，都失败了，这后一次比前一次对杜甫的打击更大，印象更深刻，他在过了四五年后所写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的诗中还特地提到这一次事件，说是：“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天宝六载的这次考试是一次阴谋，阴谋的主持者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杜甫写这首诗时李林甫已经死去，杜甫这几句沉痛的诗句表示了对李林甫搞这次阴谋的愤慨和谴责。
关于记述这次考试的基本史料，最早的应当算是元结的《喻友》：“天宝丁亥（六载）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正月也记此事，基本取材于元结的《喻友》，又有所补充，为便于研究，也录于此：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命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杜甫参加天宝六载的这场考试，以及上述《喻友》《通鉴》的材料，都是杜甫研究者所熟知的；叙述杜甫生平，差不多都要讲到这一事件。但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考试？为什么说是李林甫布置下的阴谋？阴谋表现在什么地方？这几点，过去的研究者加以具体分析的似还不多。
笔者认为，天宝六载杜甫参加的这次考试，应该是一次制举试。至于要分析这次考试的阴谋，就要牵涉到唐代制举试的种种方面。在为陈贻焮同志的《杜甫评传》所作的序言中，笔者曾提到：“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的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又说：“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始终感到，我们关于杜甫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这个深入除了继续研究杜诗本身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以外，还应该把杜诗所接触到的唐代社会，杜甫一生经历所涉及的唐代有关的政治、文化、风尚、地理等等，作一些较为细致的考索，应该以杜甫及其作品为基点，把文学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阔视野，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从而能更全面、也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伟大诗人在中国文化史（不单单是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从杜甫的天宝六载的考试出发，对有唐一代的制举试试加论述，从而剖析李林甫的这一阴谋。这样作只是一种尝试，对杜甫的研究是否有可供参考之处，没有把握，谨向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讨教。
二
众所周知，进士科在唐朝是备受推崇的。唐朝人把进士及第比喻为登龙门，认为进士及第后“十数年间”，就可以“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与杜甫同时候人封演，曾将进士科与制举科作过比较，他说：“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又说：“同寮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环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封氏所说，似乎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实际是不确的。
按照唐朝政府的规定，唐代的科举取士，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进士、明经等，称“岁举之常选”（《新唐书·选举志》），一类即是制举。关于制举，《通典》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卷十五《选举》三）唐朝廷之重视制举，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是考试时对待的规格要比进士、明经等高。制举是由天子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荐举前来京都应试，虽然阅文试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则是天子亲试，当时称为廷试或殿试。如张九龄所拟的《敕处分举人》中说：“卿等各膺推荐，副朕虚求，宜其悉心，各尽所见。”据现有材料，唐高祖武德初，即有制举。此后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视，好几代皇帝都实行过所谓亲试。如高宗显庆四年（659）二月乙亥，“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武则天时，制举应试者更盛，据中唐人刘肃所载，“则天初登第，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玄宗时又更进一步重视制举，所谓“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玄宗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有七八次亲试举人。后来德宗不仅亲临，还亲自阅卷：“上（指德宗）试制举于宣政殿，或有词连乖谬者，即浓笔抹之至尾，如辄称旨者，必翘足朗吟，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皇帝称制举登科者为门生，应制举考试的因而也有特殊的名称，他们自称为“应制举”人，以与应进士科者自称“进士”相对垒。
正因如此，考试时礼遇也较为隆重。试前先由皇帝赐食，“食讫就试”（前引张九龄《敕处分举人》）。元稹于贞元十九年（803）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后来他曾追忆这次考试的情景说：“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唐末人范摅在其所著《云谿友议》中引了元稹的这一首诗，特别提到“男子荣进，莫若兹乎”（卷下《瑯玡忤》）。范摅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盛唐诗人岑参在一首送人应制举的诗中就以赞许的笔调称道其友人不屑于应进士、明经等“常调”，而去应制举试，说：“夫子傲常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谒帝，秣马趋西周。逸足何骎骎，美声实风流。富学赡清词，下笔不能休。”
大历时的一次制举试，代宗亲临，终日危坐，入夜，特令大官给烛：“（大历）六年四月戊午，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等四科举人。……时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读太宗贞观政要。……将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给烛，令尽其才思，夜分而罢。”有时考试过晚，还特命兵士护送举子们到光宅寺住宿：“元和三年三月勅制，举人试讫，有逼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街使差人监引，送至宿所。”
这种种礼遇，是进士考试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中唐时人舒元舆，于德宗时曾作《上论贡士书》，对进士考试时所受的屈辱待遇和辛酸情景，可以说描述得淋漓尽致，其中说：“臣年二十三，学文成立，为州县察臣，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待命有司，始见贡院悬板样，立束缚检约之目，磨勘状书，剧责与胥吏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脯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这种情况，与制举的天子亲临，赐食就试，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登科后授官也有不同。进士试第后，还需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与官职，称释褐，意思是从此脱去粗麻衣，步入仕途。如韩愈进士登第后，三试于礼部皆不成，十年还是布衣。而制举则一经登第，即可任以官职。按照唐代惯例，制举登第大致分五等，但第一、第二等是向来没有的，第三等就称甲科，或称敕头，第四等以下称乙科（第）。所授官职也有不同，三等称“优与处分”，四等、五等就只说给予处分。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政事·制举》类载《放制举人敕》中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次等元稹、韦惇，第四等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第四次等崔韶、罗让、元修、薛存庆、韦珩，第五上等萧俛、李璠、沈传师、柴宿。……其第三次等人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书门下即与处分。”元稹、韦惇列第三次等，元稹就自称为敕头，刘禹锡则称韦惇“对策甲于天下”。又如庞严于长庆元年（821）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史称其“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杜牧于太和二年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就称乙等。这种情况，到北宋时仍然如此，制科以第三等为首，与进士第一名相等，第四等则与进士第二、第三相等，第四等与进士第四、第五相等。
大致说来，制科列第三等即甲科的，如元稹、庞严，授左拾遗。按照官品来说，拾遗是从八品上，进士登第再经吏部试合格者，唐代从来没有授与八品官的，而且拾遗是谏官，是亲近之职，其重要性非一般可比。至于制科第四等及第五等，大致说来也比进士稍高。如杜牧制举第四等，授弘文馆校书郎（《旧唐书》本传）。张无择也授弘文馆校书郎。张说“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旧唐书》本传）。常无名举开元十年文辞宏丽科乙第，为京畿鄠县尉。当然，也有授以一般县尉的，如高宗时高某为永州湘源县尉，武后时赵某为陕州陕县尉等等。不过制科及第，得官后升迁是很快的，南宋人王应麟曾将唐宋两代制举登科后仕至宰相的作过比较，说：“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
大约由于制举的名望高出于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试的，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试的，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并无制举登第再去应进士、明经试的。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把唐朝人的这种心理写得很充分。《李娃传》叙述郑生沦为乞丐，得李娃的救护，两人重又和好，李娃勉以取科第，郑“遂一上登甲科（进士）”，声名甚振。在这种情况下，李娃又对郑生说：“未也。今秀才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砻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郑生听了他的话以后，益自勤苦，后来果然以直言极谏科名列第一，授成都府参军。当然，《李娃传》是小说，其中如李娃、郑生等人物是虚构的，但李娃的这番话却完全是唐朝士人心理的反映，是生活的现实。这说明，在那时候人看来，一个读书人，光取得进士第，名声还不够大，真要“连衡多士，争霸群英”，就得再争取制举及第。由此可见制举在唐代人心目中的地位。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这种情况，有一个归纳，可以参考，其书卷八十一《得第得官又应制科》条说：“有得进士第后又中制科者，如《刘蕡传》，蕡擢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儒学传》，马怀素擢进士第，又中文学优赡科；《文艺传》，阎朝隐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隐逸科，贺知章擢进士、超群拔类科，是也。有得明经第后又中制科者，如归崇敬擢明经，调国子直讲，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是也。有得官后又中制科者，如张鷟登进士第，授歧王府参军，以制举皆甲科，再调长安尉；殷践猷为杭州参军，举文儒异等科，是也。”在此之外，我们还可再举出一些例子。如《通鉴》元和元年四月载：“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下邽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这里，元稹、独孤郁、白居易曾有官职，萧俛、沈传师是已登进士第的。又如陈子昂《唐水衡监丞李府君墓志铭》记李某先得进士第，历白水县尉、云阳尉、洛阳尉、怀州司法，“对策甲科，授益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又《周故内供奉学士怀州河内县尉陈君硕人墓志铭》，记陈于进士登第授官后，“其明年，制敕天下文士，司属少卿杨守讷荐君应词殚文律科，对策高第，敕授茂州石泉县主簿。……垂拱四年，又应制学综古今，对策高第，敕授怀州河内县尉。”又张说《河州刺史丹府君神道碑》：“弱冠，文学生，进士擢第，遭家不造，府君捐馆。……服阕，调并州大都督府参军事。丁太夫人忧，过哀终丧，有如前制。应八科举，策问高第，绵州司户参军，转扬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中唐诗人皇甫冉有《送钱塘路少府赴制举》诗，也是县丞应制举试的一个例子。
三
由上所述，可知封演所谓制举名望犹在进士之下的说法，不尽符合事实。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说，制举是“待非常之才”的。明朝人胡震亨也说：“至于制举试策，元以罗非常之才。”所谓“非常之才”，从唐代制举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是指制举考试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当时政事的看法，主持者有时也通过策问，有意引导举人申述政见，由此来发现人才，并用来体察舆情，改革弊政。
唐代制举的科目甚为繁多，《唐会要》（卷七十六）、《云谿友议》（卷六）、《讳略》（卷三）、《玉海》（卷一一五），以及《通考》（卷三十三），都载有具体科目，少则六十几科，多则八十几科。天宝十三载试辞藻宏丽科，除策文外，还加试诗赋各一首，于是史称“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但这里所谓加试诗赋，仅限于辞藻宏丽一科，而且此后这一科是否仍试诗赋，史无明文。因此，我们仍可说，唐代制举以试策文为主，而大部分的科目则与政事有关。前面引过的张九龄《敕处分举人》，其中说道：“顷年策试，颇成弊风，所问既不切于时宜，所对亦何关于政事。”把不切事宜、不关政事作为弊端提出来，可见制举试策中本来是应当切时宜、关政事的。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与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在此之前，元、白二人闭户累月，试作了不少篇策文，这些策文的一个特点，即是“揣摩当代之事”。元稹在回忆此事时，也说：“予与乐天，指病危言，不顾成败，意在决求高等。”要想求得高等，就得在策文中“指病危言”，元稹还提到，在此之前，穆员、卢景亮在应制时“俱以辞直见黜”，但元稹仍然“求获其策，皆手自写之，置在筐篋”。可见辞直的策文，是应试举人学习作文的榜样。
我们不妨举一些对策和策问中涉及时事的例子。张说在武后永昌元年（689）词标文苑科策文中说：“窃见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又说：“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又说：“陛下日昃锥勤，守宰风化多缺。臣以为将行美政，必先择人。失政谓之虐人，失人谓之伤政，舍人为政，虽勤何为！”这是对武则天统治时任用酷吏的斥责，并且对武则天本人用人施政的缺失也提出了批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张九龄《曲江文集》卷十六载有《策问》一道，说：“今欲均井田于要服，遵兵赋于革车，恐习俗滋深，虑始难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轂，顷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编户流亡，农桑莫赡，精求良吏，未之能补。遂其宽施，则莫惩游食，峻其科禁，则虑扰疲人，革弊适时，应有良术。子等明于国体，允应于旁求，式陈开物之宜，无效循常之对。”据《旧唐书》本传，张九龄于开元初为右拾遗，“当时吏部试拔萃举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及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十一年，拜中书舍人。”张九龄的这篇策文，当是开元前期所作，反映了玄宗当政初期励精图治、要想有所作为的政治抱负。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的情况日益发展，制举对策更加直言其事，对朝廷的弊政抨击得更为尖锐。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长庆元年沈亚之对贤良方正能直官极谏策文，其中说：“伏读睿问，周视圣旨，见陛下思天灾之病也，臣愚以为皆由尚书六曹之本坏而致乎然也，今请统而条指之。睿问有念人俗之凋讹，及于卒乘之数，货币之资，臣请以今户部兵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思才周于文武，本固在于士农，臣请以礼部工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欲以辨行之真伪，臣请以吏部之滥举之；睿问有朝廷之缺，臣请以刑部之失举之。”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应举对策，当然不敢也不能直接指斥皇帝，但沈亚之指出朝廷政事的各种缺失，都由尚书各部“之本坏而致乎然”，等于全部否定当时行政系统的政绩，这确乎是相当大胆的。
另一是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皇甫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对策。这次制举考试在唐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称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对策攻击权贵，因而得罪，放出关外，考试官也有因而贬黜的。这是一次著名的科场案。过去史书上把这次事件作为牛李党争的起端，那是并不确切的，这个问题较复杂，本文不拟讨论。从现存皇甫湜的策文看来，其抨击的矛头明显指向宦官，而这正是与中唐时宦官放肆地干预朝政的现实相应的。皇甫湜的策文中说：“夫裔夷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策文中还指出因宠任宦官而使朝廷政事徒有空文、未有实绩的弊病：“臣伏读赦令节文，周备纤悉，空文虚声，溢于视听，而实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圣德不宣，王泽不流，虽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忧勤奉职，又何为也！”
显然可以看出，皇甫湜对于当时政治情况的分析与批评，比前面说过的张说、沈亚之等又进了一步，这是现实矛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到了文宗大和年间的刘蕡对策，更把举策指斥时政的传统做法推向高潮。《通鉴》卷二四三大和二年三月记此事云：“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蕡对策，极言其祸。……（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收。诏下，物论嚣然称屈。”刘蕡虽不中第，但因为他的对策集中揭发了宦官的专横，指出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前夕，反映了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所关心和担忧的社会问题，因此“其所对策，大行于时”。
以上说的是制举对策中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一面，当然，有不少应举者，其所对策也不过是敷行成文，颂多于谏的，即以刘蕡对策的那一科而言，除刘蕡外，其他“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但却“类得优调”。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而且制举中有些科目，还被作为唐人的讽刺材料：“有似昔岁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具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亦岂可应耶？”但总的看来，应当说，制举科比起专讲文辞藻丽的进士科、背诵帖括的明经科，更富有政治内容，更与现实斗争有关，因而也更可能为某些当权者所忌。
根据前两节关于唐代制举试的考察，我们再来简略回顾天宝六载的那一次考试，情况就较为清楚了。
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据《册府元龟》载，天宝六载正月戊子，南郊礼毕，大赦天下，下制，内容即关于此次考试的一些规定（见前文第一节）。这是属于以皇帝名义下诏、临时确定的一次考试，与进士、明经等经州县考试后送礼部不同，因此属于制举科。但奇怪的是，这次考试是先“委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而按照惯例，应制举试者既可由各地郡守推举，也可自举。如《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大和赦》中说：“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常参官及官牧郡守，各举所知，无人举者，亦听自举。”这就是说，这次考试，在应举者来到长安之前，先已由地方长官汰除了一批。这些地方长官当然会秉承李林甫的旨意，把一些可能桀傲不驯者除名。这是阴谋之一。其次，据《登科记考》所载，玄宗于开元时共举行制举试十二次，天宝时仅六次：开元的十二次，前期是八次，后期仅四次。就是说，玄宗时的制举试，次数是越来越少的，而天宝六载的一次，李林甫又借口“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不由皇帝亲试，只让“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完全是敷行了事。这是阴谋之二。另外，制举是考策文的，为了试策，举人们如白居易、元稹那样，需要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预先习作不少篇策文。但天宝六载却临时改为诗、赋和论。应试者对此事先毫无准备，当然是“遂无一人及第”。在唐代科举史上，天宝六载是仅有下制征召而无制举科目之名的一次，也是制举考试无一人录取的仅有的一次。这是天宝年间政治腐败的表现，也是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化的表现，而不仅仅是考试本身的原因。杜甫旅食京华十年，正是从这些现实矛盾的日益深化、社会危机的愈加严重中逐渐提高认识，并锤炼其诗笔的。从这个意义说，李林甫这一导演的天宝六载制举试的阴谋，对诗人杜甫来说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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