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诤│试论杜诗风格的地理特征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总第16期。

金诤（左一），四川大学教授

自从中唐元稹盛赞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以来，历代论家莫不叹服于杜诗之“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杜甫传赞》）。的确，象杜甫这样的千变万化、总萃百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界对此曾从社会时代、家庭传统、个人禀赋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但要充分揭示杜诗各期风格具体的变异及其原因，还应该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一些新的层面。从个人禀赋方面看，现实主义大师杜甫具有一种最客观的素质：对人、对祖国河山的最深沉的爱，经常使他“物化”于所在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中，“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无时不与周遭山川风物的精神气韵进行内在的交流，杜诗纷繁多彩的风格形态，实际上折射出诗人所经之处地理风土的种种特色，这种风格与环境融贯一体的程度是其它诗人难以企及的，也是杜诗之能集大成的原因之一。

一

借自然景物的描绘表现自我，达到“情景交融”的美学境界，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基本的写作模式。“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礼记•乐记》）；“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比兴》）那么不言而喻，不同的自然景物也将引起主体不同的情感抒发形式。法国丹纳《艺术哲学》标举地理环境为影响文学发展的三要素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楚辞》以来，就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南北两大体系，“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隋书•文学传论》）南北文学的差别，是与各自的地域物候环境分不开的。刘师培曾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薄，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文学不同论》）地理差异作为一种侧面因素，影响着不同地域文学的风格，是公认的事实；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杜甫。所谓杜诗的“千汇万状”，其实就是指杜甫流寓各时各地的诗歌创作都展现出各具姿态的风格特征。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本事、编年都基本清楚，这在唐以前诗人中是不多见的。这部分是因为杜诗高度现实主义地再现了诗人行踪所及的社会和自然风貌，而且诗风也随地域变换而更新。以七五九年杜甫由秦陇入蜀为界，大体可以把杜诗纳入北方风格与南方风格两大基本框架之中。

当提及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时，我们自然都会想到“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这些杜诗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在形式上有突出的相同点：均为叙事性作品，并且是直接写时事（“诗史”之称首先是因它们而得）；经常抒发饱和诗人情感的议论说理之辞，它们的语言都质朴无华，它们的结构大都平实厚重，脉络分明，如《北征》之始开门见山交代时间、人物、去向、缘由，以下写离朝、上路、归家，中间回忆思考、写景抒情的穿插历历可辨，夹叙夹议，亦诗亦史。透过这些乍一看来似乎平直无奇的诗句，我们触摸到的却是多么厚重绵密的社会与时代的深层内蕴。

当然，北方时期杜诗在上述风格的主旋律中，随着境遇的不同，也有着音色各异的变调。如早年的《画鹰》《房兵曹胡马》《今夕行》等，都是一派噌吰镗鞳之声；《望岳》一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起笔气象之宏放，几令人不知以下何以为继，然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竟是步步升高，目空环宇；《饮中八仙歌》，纵恣不羁；前后《出塞》，慷慨激扬。总之，安史乱前的杜诗，虽或不免号穷干求之声，但仍然充分体现出中原盛唐王朝的“阳刚之美”，其惯性一直作用到后来的“国破山河在”（《春望》）等诗篇。乾元二年（七五九）夏秋间，杜甫越关陇、客秦州，“云气接昆仑，驿道出流沙”“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秦州杂诗二十首》），这一系列意象组合，给沉浸在世乱日亟的悲愁中的杜诗，抹上了塞上风云之色。“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秦州杂诗》之七）“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这一派“莽莽”的“边秋”之景与弃乡飘零的“衰飒”之情，交融成秦州诗风特有的苍莽悲凉。所有这些，都鲜明体现出北方文学传统风格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北方文学是在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它质实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在古代文学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位诗人更能如杜甫似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了，因而也没有谁更能如杜甫似的将整个身心灵魂都融入这一片养育着千百万黎元大众的黄土地了。北方时期杜诗的那些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上泥土的气息。我们仿佛能从中看到诗人在关中古道旁，在黄河断崖边，在陕北陇西的荒坡古岭上踽踽独行的身影，感受到诗人心灵律动中充满深重忧患意识的震颤。征服千古读者的，不是这些诗篇清词丽句的熠熠文采，而是那一股无比浑厚苍郁的“贞刚之气”。

二

乾元二年（七五九）底，杜甫由秦州经同谷入蜀，攀秦岭、越剑门，高山峻谷，历涉艰险。入蜀途中诗篇，模绘山水，更具一种峭拔凌厉之风。至入成都平原前的最后一站：“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鹿头山》），李长祥评曰：“自秦州至此，山之奇险已尽，诗之奇险亦尽，乃发为和平之音，使读者至此，别一世界。情移于景，不可强也。”（《杜诗镜铨》卷七）这二十四首五古形式的入蜀诗，清峻而不失详实，是杜诗风格由北向南转化的中介。

一般提及文化上的南国风味，大都归于一种纤丽娟秀即所谓“阴柔之美”的模式。其实并不尽然，南方风格就其内涵与外现而言，较之北方风格当更为丰富。长江流域温润多雨，江河湖泽交错于“山野丘陵之间，幽壑清溪，平湖曲岸，云遮雾障之中，景物极尽清奇峻丽之变。较之干燥晴朗、分明单纯的北国原野，引发主体感知体验和幻思联想的媒介更多。纤丽娟秀之外，也不乏雄豪，但不象北方的朴厚，而是显得孤峭瘦硬；也不乏平易，但不象北方的直率坦明，而是显得含蓄淡雅。入蜀以后的杜诗，依其飘泊地域的不同，大致也就形成了成都诗、夔州诗、两湖诗三种不同的风格。

杜甫卜居草堂以后，虽然“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生活十分困难，但这风和日丽、姹紫嫣红的天府蜀都，仍然给最易“情移于景”的杜甫莫大的审美享受，诗风一变为清丽柔和、恬然圆润。有人认为老杜成都诗风如此，是因生活较为安适之故。其实即使困顿到“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老杜仍写下“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狂夫》）这样秀逸多姿的诗句。前人评成都杜诗，多谓“清圆明秀”“潇洒流丽”“和穆馨逸”等，且看：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简直不胜枚举。其设色之艳丽多采，遣词之玲珑剔透，都是老杜北方诗作中难以见到的。象五律名篇《春夜喜雨》，虽因写“夜”而不便作清绮明艳的渲染，然而全诗那“体物精工”的命意取象、“句中有眼”的遣词炼字乃至那圆美流走的声韵格律，无不构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典型南国情调。

入蜀以后，杜诗体裁也有显著变化。北方时期的杜诗多古体，特别是五古，句子短，句式变化就不大丰富，除押韵外别无形式上的苛求，且不限篇幅，宜于条分缕析、原始要终地叙事议论，因此对于“修辞”与“立意”两方面，诗人可更多注精力于后者。五言诗体在文学史上起于北方亦盛于北方，是与“重乎气质”“理胜其辞”“便于时用”的传统分不开的。杜甫的“三吏”“三别”“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等均为五古，这并不是偶然的。但入蜀以后，杜诗近体特别是七律一体大大增加，现存老杜七律一百六十多首，作于入蜀前的仅不过二十首，且乏善可陈。为什么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应与他晚年“飘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有相当关系。如前所述，南方清丽多姿的风土景物，赋予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文过其意”“宜于咏歌”的特质，因而较之北方文学更重形式之美。文学史上，声律之说起于南朝齐梁，五、七言律绝也是伴随着所谓“浮艳靡丽”的宫体诗产生于南朝，同样不是偶然的。格律诗，特别是七律，音乐性很强，句式折叠多，诗意往复腾挪的余地大，富于回旋荡漾之变而曲尽流畅整饬之美，即景抒情，莫宜于此。那么入蜀后老杜多作七律，也就不难理解。即使是伤时、吊古、怀乡、送别之作，如《登楼》《蜀相》《恨别》《送路六侍御入朝》等等，在深沉的愁思中萦迴掩映着蜀地山水景物，连同那流畅工稳的平仄对偶、精当贴切的选词炼句，无不见蜀地诗风之特色。

前人谓入蜀后的杜诗还日渐生出“琐事成咏”的趋向，即多吟咏个人日常生活小事。南方风物环境大抵使诗人的情感更为细腻而敏感，不过杜诗“琐事成咏”并非细碎琐屑，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由生活小事触发回顾与反思，再升华到诗人美好的幻想，带有强烈的抒情浪漫色彩，既不同于纯现实主义的“三吏”“三别”等诗，也并不“清圆明秀”，是一篇细腻情感与高尚节操相结合而凸现出南方风格又一形态的佳作。

三

永泰元年（七六五），杜甫离成都南下，东走巴渝，在云安、夔州居住两年多时间，遗诗四百二十多首，形成杜甫一生中继关辅时期以后的又一创作高峰，也显示出杜诗南方风格的最高成就。

“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川东巴峡一带，崇山峻岭，激流奔腾，“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长江二首》），尤其是夔州一段：“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瞿塘两崖》）、“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这里槎枒险峻、神秘森然的地理环境，早就孕育出我国南方文学的初葩——以屈、宋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楚骚文学，“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在如此“江山之助”下，夔州杜诗恰如“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艺术上更加变态百出，但“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的总体景象则使之主要显出一派奇崛苍劲、拗峭悲壮的崭新美学境界。

夔州杜诗古、近体都多联篇吟诵之作，如《八哀诗》《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等，都是将丰富的内容、巨大的时空、浓郁的情感高度凝聚于其中，因而大起大落、跌宕跳跃，如激流迴荡在群山万壑之间。“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接素秋”（《秋兴八首》）；“帐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诗人在云雾飘渺中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尽情驰骋自己的回忆、联想与幻觉，熔铸辽阔的时空间隔于诗篇中。它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遣怀》《壮游》《昔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等，特别是其中的长篇排律，元稹赞为“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杜工部墓系铭》）都充满着这种大跨度的反思、联想和想象，形成今昔、盛衰、悲喜、美丑等等极为尖锐巉刻的对照，波澜腾挪，低昂回环，恐怕真是有得于那嵯峨劲峭的“江山之助”啊！

除排律外，七律一体，在夔州杜诗中更达于炉火纯青之境，不仅有上述《秋兴八首》等联章七律，《阁夜》《宿府》《登高》《又呈吴郎》《黄草》《白帝城最高楼》等，都是千古名篇。夔州七律中的拗体尤为特出：杜甫在七律《愁》（“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下自注：“强戏为吴体。”后世多解“吴体”为拗律，其实就是刘禹锡《竹枝词引》中所谓“激讦如吴声”的三峡一带声调拗峭的民歌，至今在四川方言中，较之柔婉的成都话，重庆等川东话则以硬朗见称，或其流裔欤？方回说：“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中，谓之吴体……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拗字类序》）的确，拗律打破平仄工稳的流转圆美之境，有意避熟就生，别具突兀之美。如《白帝城最高楼》，次句“独立飘渺之飞楼”，后三字成“三平调”，本属律诗大忌，但这轻扬的平声组合，却产生特有的飘然直上之感；第五句“扶桑西枝对断石”，前四平后三仄，轻重截然分割，使“桑枝”与“断石”，迥异的质感非常突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在辞语、意象的选炼排列方面，夔州杜诗也是峭刻不凡的。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有意颠倒“急江高峡”的形容词，更见奇警；“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不合常规的语序，使绮丽中有拗折跌宕之致。试比较夔州《古柏行》与成都《蜀相》二诗，也颇有趣：同悼诸葛亮，同写古柏，《蜀相》仅以“锦官城外柏森森”一句了之，却惋叹于“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样娇小的景物；而《古柏行》则专注于“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的古柏，极尽刻划想象之能事。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诗人审美情趣之所钟，已经由成都之柔美转向巴峡之峭硬了吧！如同当时老杜盛赞“书贵瘦硬方通神”“快剑长戟森相向”（《李潮八分小篆歌》》的篆书一样，夔州时期杜甫的整个艺术神思，都已经与那嶙峋峻刻的山山水水妙合无垠了。

四

大历三年（七六八）春，杜甫离夔出峡，“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飘泊荆湘，度过了他最后的三年生涯。在生命之烛萦萦暗淡中，遗诗百余首，多为叹老嗟卑、酬赠亲友之作，往日悲凉激荡的情怀，渐转为一种深含凄切的平静，对自然景物，也很少再象成都或夔州时那样“体物精工”地描绘，而是多从总体把握上概括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次空灵岸》）式的感受，诗风也由嵯峨险峭明显转为阔远平淡。

也许对于刚出三峡的人来说，两湖原野也显其浑远浩茫吧，舟居飘泊在这无尽的水天之间，衰老贫病的诗人“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孤独和身世之悲更为浓郁了。《登岳阳楼》便是晚年杜诗那深含凄怆的阔远平淡而又高度富于概括性的诗风的代表作：“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极为平易的开头，使“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二句更增加了平面伸展的阔大苍茫之感，历来论家喜欢拿这两句与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提。相形之下，孟诗动，杜诗静；孟诗锻炼甚工，写实景而境界反小；杜诗自然平易，写虚景而境界更大。面对这可以极目远眺而又终是广漠无垠的宇宙乾坤，个体渺小孤独之悲油然而生，亦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一样，《登岳阳楼》下半段“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乃是极为自然的续接，全诗语言极浅近，不用一个具体的实景特写，而大笔濡染出洞庭湖真正阔大的气象，那平远如镜的水面下，又潜涌着何等深沉的家国之悲的心潮，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平淡浑老之境，非老杜流寓两湖的暮年不能。

前人推《江南逢李龟年》一首为“子美七绝，此为压卷。”（《杜诗镜铨》卷二十）而这首七绝之好，也就在于那极度的词约意丰的平淡之美。“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初看来几乎象“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无聊的应酬；“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戛然而止，没有抒情，也谈不上写景，更没有说理，但就这几句家常话，说尽了几十年来唐王朝的破败和个人的沦落，那无穷的人世沧桑、今昔盛衰之慨，几令人涕出。较之以往的《昔游》《往在》、“舞剑器行”等等歌呼号泣之作，这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美、平淡之美，别有一番凄恻动人之处。

《岁晏行》是杜甫晚年一首伤时忧民的现实主义杰作，内容堪与《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并列，而艺术手法则迥异。它不是对具体的人或事按部就班的记述，而是以平易凝炼的语言对当时渔、猎、农、达官、奸商、战乱等整个社会状况进行散点透视式的概括扫描，但又不同于夔州诗那样大起大落的跳跃，特别是这首诗集中体现出老杜七古“三平调”的创格，如“鸣桑弓”“南飞鸿”“还租庸”“长相蒙”“何时终”等，这种看似平直少变的音节排列，更形象地体现出一种木然深沉的悲哀。《客从》《蚕谷行》《清明二首》《小寒食舟中作》《遣遇》等诗，都是阔远平易而又寓悲于淡。（诚然，出峡后的杜诗显得平淡，更有诗人残年衰竭、深味人生的原因）这平淡并非前述那种五古式的说尽说透的质实，而是苏轼所谓“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侯鲭录》卷八引）的境界，这种含蓄隽永的平淡，是后代诗人极力追摹而难及的。

五

一般认为，杜甫到南方后不再象北方那样直接地揭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是更多地转向抒情和艺术技巧的锤炼，是因为他在南方的境况较安定，生活圈子窄了，接触社会少了。事实上，入蜀以后杜甫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稳定状况并无什么改善，比安史之乱前则更为恶化；他在居成都期间曾因乱流寓梓、阆，而后赴夔峡、下荆湘，老死舟中，飘泊和按触社会的范围大大超过关辅之时，一直寄人篱下，“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秋日荆南咏怀三十韵》）；直到生命熄灭，他流浪的湖南仍然“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他与下层人民的距离并未比北方时拉大。本文当然无意提出什么“地理决定论”，老杜南北诗风的变异有着复杂的多方面原因，但是，地理环境对于他生活境况的转变、思想感情的发展、艺术修养的深化，都有着相当的影响，这些因素互相渗透，绘出杜诗风格演进的大体轨迹。当然杜诗各阶段的划分只能是大略或近似的，风格交叉的现象必然存在，并且贯串杜诗始终的，毕竟是一条富于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红线。不过杜诗风格由北向南转化的事实也的确存在，也许还不期而然地预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大的转化吧：

史学界一般以安史之乱——即杜甫生活的时代为界，划中国封建社会为前后二期。安史乱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在文坛上，前期封建社会文人多北方人，后期则多南方人，淡雅孤峭而精于技巧的南方型审美情趣逐渐排挤了北方的淳朴雄浑而居于主导地位，宋以后格律诗逐渐取代古体诗成为诗坛主流，更出现了风调婉约、格律精严的抒情新体——词；甚至连儒学的发展都是如此：宋以后理学家由早期儒学的尚实转向“务虚”，专谈天理心性，一味玄思默识。北宋以后的士大夫们虽然从“忠爱”的思想角度推崇老杜北方诗作，但骨子里极力追摹的，则是他的南方诗作。以尊杜为祖的江西诗派（基本上是一群南方人）为例：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二）他虽然肯定《北征》“书一代之事”的思想价值，但就艺术“工巧”而言，却对之看不上眼（见范温《潜溪诗眼》载黄庭坚评《北征》）；方回则说：“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湖南时诗胜似夔州时，节高一节，越老越剥落也。”（《瀛奎律髓》卷十）

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入蜀后所作近千首。晚年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在“琐事成咏”的日常生活感触中，体现出高峻的人格境界、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功力，从而含蓄深婉地折射出他那一时代的层层光影，这一切，都非常符合北宋以后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情趣；另一方面，北方时期的杜诗又充分继承了以早期儒家为代表的古代中原文化那种富于理性、尚实致用（具体化为质朴的艺术形式和忠君忧民的思想内容）的传统精神，这是一条深植于黄土高原之上而永不可斩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即使是南方文化或南方时期的杜诗，也仍然是在这条根上生长、开花、结果的。宋诗之以生新瘦硬、字敲句琢而臻于平淡，固然属于南方文化风格的范畴，但宋诗之议论化、散文化，大概又是北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后期封建社会诗坛上的流播与发扬吧。杜甫的诗歌，正是最深厚地积淀着中国北方和南方多样而统一的传统文化精神，所以呈现出千姿百态、荟萃古今的“集大成”之美，因此也只有杜甫，才有资格戴上“诗圣”这一崇高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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