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扬｜往事回望——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感言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4期，总第146期。
周维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研究员，成都市文史馆馆员
二〇二〇年，庚子春，天下大疫，举世振荡，入夏又遭百年难遇之水患。二〇二〇年将因多灾多难载入史册。但二〇二〇年，也是伟大诗圣杜甫冥诞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全国首家杜甫研究学术团体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后更名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为此，《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拟辟专栏，刊登与杜甫学会有关的文章来纪念其成立四十周年。
四十年很漫长，又很短暂。回想自己从杜甫学会普通工作人员到担任杜甫学会秘书长、《学刊》副主编，参与了杜甫学会、《学刊》的很多工作和活动，虽经岁月冲刷，但总有这样那样的过往，沉淀在记忆深处，甚至刻骨铭心。以下回顾记忆深处的诸多情景，特别是与杜甫学会老先生们的交往，大大小小，琐琐碎碎，有感动、感悟，有后悔、遗憾、痛心，也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与变化，以此作为纪念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有的回望可能不合时宜，或有不妥，只有请编辑们“刀削斧砍”，乃至不用，于我则算交卷。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应运而生。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大学的专家学者及社会贤达等众多学界精英加入了杜甫学会。杜甫学会走到今天，离不开广大会员的支持奉献，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学养深厚的老专家学者们，他们作为杜甫学会的中坚，为学会和《学刊》取得的瞩目成就，作出了杰出贡献。
我是一九八二年初春分配到成都杜甫草堂文管处（后更名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纪念馆研究部工作，至今刚好三十八年。同年四月，我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群贤毕至、隆重而又热烈的“纪念杜甫诞辰一二七〇周年大会暨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一天，我找出保存至今的当年参会专家学者、领导与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仔细端详，却见前排就坐的老专家学者和老领导们均已辞世。虽说春去冬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之常情，但每每回想念及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对杜甫学会、《学刊》、杜甫草堂的关心支持与付出，对年轻一代的提携、帮助和教诲，就会产生不尽感慨、感动和怀念。
一九八四年，第三届杜甫学会年会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时任学会副会长、《学刊》主编的钟树梁先生到博物馆研究部看望学会工作人员。当时的博物馆研究部同时担负了杜甫学会办公室、《学刊》编辑部的工作职责，是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在谈话中，钟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办好杜甫学会、《学刊》，保护好杜甫草堂，传承弘扬杜甫精神，这是事业。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努力工作。”说句实话，对钟先生的叮嘱，我敢说当时在场的年轻人，也包括我，都未当回事，体会不到先生的良苦用心，总觉得他说得过于“隆重”。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大家才对先生之言有所体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四川省杜甫学会首任会长缪钺先生与世长辞。先生病重在川医（现华西医院）住院期间，丁浩副馆长和我前往探视。缪先生因体衰时常处于昏迷状态，许多探视先生的人都无法与之交流，多数人只能了解病情，送上祝福表示慰问后离去。当昏迷中的先生听闻杜甫草堂丁、周二人来探视、问候时，竟睁开了双眼，并关切地询问：“学会、草堂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心系杜甫学会、杜甫草堂，此情此景令丁馆和我大为感动。
杜甫学会成立后，除了例行的理事会，我们平时还要联系拜访各大专院校、文化机构的老专家、知名学者。一方面向他们汇报学会的工作情况、计划安排，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一方面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每逢春节，节前都要送梅花、水仙花以慰问学会理事。如距离不是太远，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如距离太远，就只有请单位派车。杜甫草堂那时的公务用车就只有一辆微型小面包车，完全不能应付工作需要。实在没法，研究部的人因公务外出需用车，就只有经常违规乘坐园林部的三轮小货车。
记得濮禾章老师和我一次乘草堂的小面包车前往城东狮子山的四川师大拜访杜甫学会副会长屈守元先生时，因头一天下大雨，到川师后，有一段路非常泥泞，小面包车马力不够，车轮陷于泥坑动弹不得。我和濮老师只好下来推车，却完全无济于事。这时，有一群川师学生路过，而当时的川师大学生还真不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我们需要帮助，男同学立马主动过来帮忙推车，加上我们两人，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一阵大呼小叫，个个呲牙裂嘴，不幸的是，车轮陷在泥坑中依然纹丝不动。路边不远处，有两位干活的民工走过来，叫我们让开，他俩一人一边用手抓住小车底，喊声“一、二，起！”车轮即刻离开了泥坑。川师的女同学在一旁见此场面，不由笑得前合后仰。事后我笑言：“知识就是力量，但我们的劲都在嘴上。”看看杜甫草堂今天的公务用车，无论是档次，还是数量，与那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黄稺荃先生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能文善诗，多才多艺。《杜甫研究学刊》的封面题字即为先生所书，先生还曾在《学刊》总第五期发表《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一文，不愧为“蜀中才女”。
我们曾到东珠市街黄先生家中拜访，我见先生所戴眼镜的一只脚架坏了，以一线绳系之，很不方便，即请先生把眼镜给我，我拿去修。我给先生换了一副新镜架后给她送去。黄先生一面道谢，一面坚持要付钱给我。我告诉先生，我老婆在眼镜行业工作，修眼镜脚架没花钱，就坚持没收她的钱。但我完全没想到，不久后，黄先生却托刘开扬先生送来一幅她的书法作品，并说每个字她都是很认真写的。先生如此客气，令我很过意不去。说来惭愧，现在先生的这幅书法，论金钱的价值，换一百副眼镜架都不止。
刘开扬先生，四川财经学院（后更名西南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四川省杜甫学会副会长、会长。一日，先生外出，被一民工骑车撞伤。先生善良，放走民工，未予追究。但他被撞伤的小腿伤情却日趋严重，去了多家正规的骨伤科医院医治，钱没少花，伤情却无好转。原本先生爱约濮老师和我喝茶聊天，他因腿疼不便行走，便有很长一段时间未约我们。得知情况后，我想到市京剧团一位自学成才专治跌打损伤的医生，姓白，外号“老虎”，原本是京剧团的武打演员，因京剧团演员平日要练功夫，伤病者夥，他便刻苦钻研，自学掌握了治疗筋骨伤的医术，且日渐精进。很多正规骨伤科医院治不好的病痛，白医生能药到病除。因以前京剧团演样板戏，所以我曾是市京剧团乐队小提琴演奏员。我曾亲眼目睹过他治好了不少已发展成严重骨髓炎的病人，以及其它骨伤方面的疑难杂症。于是我便送开扬先生到白老虎处医治，在白老虎的精心调治下，开扬先生的腿伤竟然痊愈了。
这样的结果，先生和我都很高兴。然而世事难料，一件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让我们都非常不高兴。
一九九一年底，杜甫学会理事会与杜甫草堂开会，决定从一九九二年“人日”开始，恢复因“文革”中断的“人日游草堂”文化活动。在杜甫草堂和杜甫学会的通力合作下，九二年的“人日游草堂”文化活动成功举办。现在，该活动已成为了成都市一个有影响力的著名文化品牌。
九二年的人日活动恢复，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一些我们不能掌控的因素，媒体报道时，出了较大的纰漏，这使开扬先生很生气。丁馆和我在先生的杮子巷家中向他作解释时，先生毫不客气地指责我们工作不细致，工作没做好。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年纪不轻却还气盛，竟不理智地顶撞先生说：“你是会长，这个秘书长我不胜任，你把我免了！”然后愤然离去。
事发第二天，杜甫学会紧急通知召开理事会，亦即对我的斗争会，拟罢免我的学会秘书长职务。时任成都市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兼学会副会长史家健闻讯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抱病参加了会议，在他的干预下，事情得以平息。但自此之后，开扬先生就很少再来参加杜甫学会、杜甫草堂的各类相关活动，与我这个秘书长渐行渐远，不再联系。
回头看我在杜甫草堂的工作经历，共有三次以下犯上的冲动行为。有两次是与草堂基建办主任李锋一起参加有关草堂建设工作的协调会，因涉及草堂利益，我对主持协商的上级领导出言不逊、大为不敬，得罪他们后，亦从不觉后悔。但这次不同，我冷静下来后，开始后悔自己冒犯开扬先生的冲动，它使我和先生原本融洽的关系被破坏，学会工作也受到影响。我回忆认识先生以来，先生不仅教我做人的深层次道理，还推荐并督促我完成《李白诗选注》，先生待我不薄，而我如此冲动失礼，实不应该！
我主持杜甫草堂博物馆工作后，给开扬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歉意。并说肯定是有人挑拨，才会使先生对我不满而产生矛盾。不久，先生给我回信说，挑拨之说不成立，希望今后相处，彼此间不存芥蒂。
二〇一二年，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成都召开。一天下午，年会分组讨论会结束后，祁和晖老师、许世荣老师、濮禾章老师和我相约去杮子巷开扬先生家中看望年事已高、久病卧床的先生，先生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说了许多话，回忆过往。我们交谈中，负责照顾先生的保姆走过来说：“啊，你就是×××，刘老师常提你的名字，说不是你，他的腿就废了。”闻言，想到我和先生相处的点点滳滳，不禁百感交集。我们在先生家呆的时间有些长，见先生说话很多，怕对先生身体不利，便向先生告辞。临别时，我对先生说今后再来看他，先生却说：“只有二辈子再见了。”先生的话，让人满心悲凉。
《杜甫研究学刊》作为四川省杜甫学会会刊，办刊是杜甫学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一九八五年春，《学刊》编辑部收到台湾旅美学者毛一波托友人投给《学刊》的一篇稿件，文章题目是《杜律浅尝》，是针对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杜诗研究文章，就杜诗“明妃”一词以及声律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我读此稿时，发现作者的字写得绵软无力，歪歪斜斜，有的字写得难以辨认，看笔迹就知道作者年事已高。看完稿件后，我认为文章可用。但时任研究部主任的郭世勋老师一看作者的名字和身份背景，就坚持认定此稿不能用。郭老师说，毛一波是蒋介石的门生，国民党中央青年报的主笔，那时很有名，他经常在报刊上攻击共产党，谩骂毛主席，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因此，用他的文章要出问题。我则认为一篇纯学术讨论的文章，与政治毫不相干，共产党有气度，不会因这篇文章把我抓来关起，完全可以用。郭老师又劝我道：“小周，我是为你好，你实在坚持要用，下次站在台上挨斗的人就是你，而不是我了。”
最后，我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就决定向市委宣传部汇报请示，由他们来定夺。于是，我骑车到了羊市街市委宣传部，宣传部一位分管我们的女处长，好像姓张，接待了我。问清了事情的原由后，这位女处长当即表态：“咋不能用，当然应该用。”随即就拨通了《学刊》编辑部的电话，表明了态度。郭老师见有人担责，就不再言语。后来，我们加了“编者按”，在《学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将《杜律浅尝》刊出。
《杜甫研究学刊》至今已出刊146期。当时，为丰富稿源，促进编读交流，提高办刊质量，刘开扬先生、钟树梁先生、张志烈老师先后带领《学刊》编辑赴外地组稿。学会先生们不辞鞍马劳顿，北上南下，东奔西跑，拜访杜学专家、知名学者并约稿，可谓费尽心力。濮禾章老师曾有专文记叙了刘、钟二位先生带队的组稿之行，我这里回顾的是张志烈老师、丁馆和我赴外地组稿所发生的事。
九十年代初，因级别、费用诸多因素限制，外出组稿，路再远，一般不考虑乘飞机。八、九十年代，国民经济实力远不如今，交通运力十分紧张，长途出差，最伤脑筋的就是购买火车卧铺票，所以必须事先计划安排好才行。而要买到火车卧铺票，不外乎三种途径：1、排通宵；2、买黑市；3、托关系。如坐硬座，因火车超员严重，车厢人满为患，过道甚至厕所都挤满人，如遇内急，各种尴尬可想而知，这与今天发达的交通体系相比，当年的乘车之难、之苦，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体会不到。
一九九一年九月下旬，我们先赴北京组稿，然后到济南、南京、上海组稿。在济南组稿时，恰逢国庆节，山东大学一位副校长以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郑庆笃、焦裕银、冯建国等先生设宴盛情款待了我们。我们此次组稿，由于有中央民族大学裴斐教授、山东大学冯建国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耿百鸣编辑的相助，火车卧铺票都解决得十分顺利。原来计划上海组稿完成后便返回成都，但因有一位武汉学者，在以前的学会年会上曾多次热情邀请我们去武汉，于是我们又临时决定去武汉组稿。
遗憾的是，当我们到武汉拜访这位学者时，他却茫然不知所措，什么忙都帮不上，联系不到专家学者，更不要说帮助购买返蓉的火车卧铺票。以后想来，人家邀请我们只是一种客气，我们就信以为真，以致陷于进退失据的地步。从武汉回成都坐火车需要二夜一天，让张老师坐硬座回成都熬两夜一天，玩笑就开大了，丁馆因此一着急，满腔鼻血，喷洒而出。无奈，我只得联系成都的关系，再由成都联系武汉的关系，总算帮我们买到两张返蓉的卧铺票，虽说差一张卧铺票，只要不让张老师受熬夜之苦，我们压力就没有了。
从武汉开往成都的列车是晚上出发，我们上车找到铺位后，丁馆就去找列车长补票了。我们铺位对面是一位皮肤黝黑、圆盘脸、身体壮实的中年汉子。他与我们攀谈，介绍自己是武汉铁路局的工程师，到成都出差，问我们去成都干啥？我们告诉了工程师我们的身份，出行的目的。他听后又问我们：“你们刚才三个人，还有一位呢？”我告诉他，我们差一张卧铺票，我同事找列车长补票去了。工程师听后说：“卧铺票不好补，知识分子要帮知识分子，我这里多一张卧铺票，送你们。”我闻言，不由大喜过望，否则我和丁馆就分别要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硬座车厢熬一整夜，想想都痛苦。我在站台上找到丁馆，回车厢后，我和丁馆给工程师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希望工程师到成都，方便的时候到杜甫草堂参观游览，我们一定好好接待他。但三十年过去了，工程师却从未找过我们。可见那时的淳朴民风，又是今天不能比拟的。我很后悔当时没能留下工程师的联系方式，以便找机会来感谢他。
一九八六年，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四届年会杜甫两川诗学术研究会后，丁馆与我去指挥街拜访学会名誉会长张秀熟老先生，汇报学会年会情况。交谈中，张老说：“杜甫是天下的公器，杜甫学会年会不要只在成都开，要走出去，全国各地去开，扩大宣传和影响。”杜甫学会理事会开会，根据张老建议，决定一九八八年第五届年会在湖南岳阳召开。以后，学会在河南巩县、重庆奉节、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乌鲁木齐、广西桂林、韩国大邱、甘肃天水、吉林长春等地，成功举办了历届年会，对传承弘扬杜甫精神，促进学术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尤值一提的是二〇一二年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大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回到成都举办，参加这次大会的全国各地与会专家学者众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包惠，均在纪念大会或年会上致辞。纪念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这次纪念大会暨学会年会，其规模、规格，均为学会历届会议之最，中央及各地媒体均作了报道，影响非凡。而一九九二年在杜甫故乡河南巩县召开的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大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七届年会，给我留下了别样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至今无法释怀。
张秀熟(1895-1994)，著名教育家
因需联系杜甫故乡河南巩县商议共同举办纪念大会和年会，一九九二年一月，四川省社科联学会学术处蒋处长、丁馆和我一行赴河南巩县进行洽谈。同年四月，我又正式参加了会议。两次到巩县，两次游览巩县宋陵时，都看到东一个、西一个丢弃在偏辟土坑中的已死亡的婴儿，有的就直接丢在陵墓旁。在伟大而又善良仁义的诗圣杜甫故乡，见到如此情景，尤觉刺眼。设想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在声嘶力竭的哭声中被冻死、饿死……他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又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匆匆离开，真不敢细想，细想则有锥心之痛！
在巩县分管文化的官员设宴招待蒋处、丁馆和我时，我认认真真、不合时宜地向他反映了我们在宋陵见到的情景，并表达了气愤与不快。官员叹气并回答说：“宋陵对面就是产科医院，当地人重男轻女，有的只想要儿子，若生的闺女，就丢弃在宋陵。”看来当地政府知情，对此也无能为力。但弃婴犯法，谁来还她们一个公道！我们除了痛恨女婴父母太无人性，也要看到肃清封建主义重男轻女的愚昧、残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需，弘扬杜甫精神也任重道远。有良知的人都会祈愿世间永远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届年会，有的老师大概是为了磨炼我，年会闭幕前一天，对我说：“你是秘书长了，学术综述该由你来负责写。”于是晚饭后，我就开始看各小组学术讨论会的纪要，给论文分类、计数，对有的文章进行摘要，就这样写综述一直干到第二天天大亮。由于太辛苦、太疲倦，就太想睡觉，其间赌咒发誓，回单位就申请转行，到杜甫草堂守大门，轻松，不动脑筋。可回到成都后，就又不想去守大门了。
四川省杜甫学会挂靠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这样的实体单位，双方各自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合作，工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在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不少优异成绩。这样的合作模式值得肯定推广。
四川省杜甫学会多次受到四川省社科联的表彰，并两次荣获四川省十佳学会称号。鉴于《学刊》创办以来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取得的成就，《学刊》曾被中国人大图书馆、首都师大图书馆评为中国古典文学核心期刊，被四川省期刊协会评为省优秀期刊，在四川省首次期刊评定中被评为一级期刊。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学刊》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二〇一九年，《学刊》又在四川省三百多家期刊中，被评为名刊。四川省委宣传部因此将连续三年，每年拨款二十万元，作为办刊经费，以支持进一步办好《学刊》。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裴斐先生曾经在给学会杜甫两川诗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说过：“杜甫学会是国内最不事声张，又最有韧性，而默默耕耘的学会，我为桑梓有这样的学术团体感到欣慰。”裴斐先生充满热情的贺信，给人鼓励，让人感动，也是对学会、《学刊》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多的荣誉、表彰的最好诠释。
已故成都杜甫草堂文管处主任（相当于现博物馆馆长）杨铭庆及已故杜甫草堂博物馆书记张德成主持杜甫草堂工作期间，国民经济尚不发达，旅游业的发展远不如今，杜甫草堂收入有限，但无论博物馆经费有多紧张，两位前辈领导均想方设法保障办学会、办《学刊》所需的各种费用。两位老领导把学会、《学刊》工作作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传承弘扬杜甫精神所作的努力、付出，值得后辈学习、缅怀。其后贾兰馆长、刘洪馆长同样很关注、重视学会、《学刊》工作，在此，也希望今后的博物馆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继续关心支持学会与《学刊》的各项工作。
刘开扬先生在《杜诗全集》今注本序中曾说：“目前对于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颇有一种囿于少数专家、学者范围内的格局。究其根本，恐与杜诗的普及，特别是全集本的普及不无关系。”先生所言，涉及到杜甫研究应当重视杜诗的普及推广。弘扬杜甫精神，以其教化人，若不面向广大民众，则其重要性和意义都将大打折扣。
学会成立以来，多次在杜甫草堂举办专题学术报告会，其中缪钺先生宣讲的《杜甫蜀中山水诗》、雷履平先生宣讲的《谈咏物诗》、黄稺荃先生宣讲的《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白敦仁先生宣讲的《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赏析》，面向民众，普及推广杜诗，很受欢迎。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刊》很多期都无杜诗欣赏一类文章刊出，建议当予以重视。在我和学会老先生们的接触中，他们对杜诗的普及推广历来都很重视，限于篇幅不一一引述。
下面回顾一件我经历的事，或许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启发。
一九八九年，我们开始编写杜甫草堂历史文化丛书，其中《杜甫草堂诗选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最多，近三万册。书送到杜甫草堂时，我正准备离开草堂到外地出差，不曾想，草堂服务部负责人一反惯例对这批书拒收。说书太多，库房装不了，只能收很少一部分。服务部负责人的态度让我心中极为不爽，情急之下，所有的书都堆到了我的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完全被书塞满，一眼看去尽是书。
十多天后，我出差回来，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门销被撬，屋内原堆满的书一本也没有了。正当我以为被盗，要向草堂保卫部门报案时，服务部来人说，现在旺季，她们收下的书很快就卖完了，就只好撬门搬这里的书。来人说明了情况，并道了歉，我也没和服务部计较。《杜甫草堂诗选注》从首次出版到现在，已多次再版，说明群众需要有他们能读懂的古典诗歌书籍。
一千多年前的诗圣“致君尧舜”，所追求的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昌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宁和谐的理想社会，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一部杜诗所充满的人性光芒，所具有的家园情怀与民胞物与精神，深爱人们尊崇和喜爱，目前已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在世界广为传播。
二〇〇四年十月九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参观杜甫草堂后留言：“谨向人类这位伟大的诗人，致以无限崇高的敬意。”希拉克总统称杜甫为“人类伟大的诗人”，可见总统也认为杜诗、杜甫精神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游览杜甫草堂后，两次题辞，留下同样的内容：“产生如此伟大诗人的民族，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在基辛格博士看来，中华民族崛起并走向辉煌，当与弘扬杜甫精神紧密相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在杜甫草堂大雅堂举行的中日韩合作20周年纪念封发行仪式，并一起种下一株象征友谊的桂花树，三国首脑还参观了杜甫草堂的各个景点，表达了对诗圣的景仰。杜甫与成都杜甫草堂又一次吸引着世界关注的目光。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到杜甫草堂游览参观，但那时我已退休。
刘开扬先生曾言：“学术研究有如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地进行下去；然而这种赛跑不存在终点，只能是不间断地跑下去，但每一棒都是不可缺少的。”（《杜诗全集》今注本序言）今天接力棒已传到《学刊》编辑部的年轻人手中，他们也很勤勉认真，真心希望他们比前棒更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敏感性，跑得更优秀、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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