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禾章｜忆四川省杜甫学会创建往事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4期，总第146期。文章因版式要求，略有改动。

濮禾章，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研究员

1980年4月25日，四川省杜甫学会（原名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至今已逾四十年矣。从筹建学会到学会成立，创办《杜甫研究学刊》（原名《草堂》），我就参与其中，好些事情都是我亲力亲为。当年和我一起筹建学会的先生们，如今多已辞世。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只有高文先生、陈昌渠先生和我健在。对已辞世的先生们，我心存怀念。值此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杜甫研究学刊》即将迎来创刊40周年之际，我撰此文，忆述学会从筹建到成长的历程，既有纪念之意，还可为今后撰修草堂史志留下一鳞半爪的史料，亦是我撰文的初衷。

1979年，全国文艺复兴景象初露端倪。在学术界，学术活动日渐兴起，红楼梦研究学会宣告成立，《红楼梦学刊》创刊，学术界好评如潮。也就是在这年秋天，时任杜甫草堂文物保护管理处（后更名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任的李忠玉同志，专程赴京拜访时任中联部部长的李一氓同志，希望他能继续为草堂收集杜集版本及研杜资料，并征求他对草堂文管工作的意见。一氓同志既高兴却又严肃的对李忠玉说，之前我为草堂收购了不少杜集版本，如南宋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是在和北京图书馆的竞购中，因我主张《草堂先生》应重归草堂，才得以购得。你们只是保管在那里，并未开展研究工作，令人惋惜。如今后仍放在那里不做研究，我就不再为你们收集了（此乃当时李忠玉同志向我们传达的谈话大意）。李一氓先生，既是政治家，亦是作家、收藏家、鉴赏家，在文史领域造诣颇深，当时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组长。李忠玉同志将一氓同志的意见，如实向省、市文化局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各级领导对在草堂开展杜甫研究工作的重视。亦是在这年秋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来到草堂参观时就明确指出，在成都应当成立杜甫研究学会，草堂应当大力开展杜甫研究工作，这个指示与李一氓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1980年初春，为落实胡乔木同志的指示，草堂文管处李忠玉主任的继任者杨铭庆主任，直接向市委宣传部部长萧菊人同志作了要在草堂筹建杜甫研究学会的情况汇报。萧菊人部长非常重视，立即要求文艺处处长崔桦办理此事，崔桦遂派李得清同志多次到草堂协助筹建学会。同时，萧菊人部长又指示，由市文化局分管文管工作的副局长何惠林、社文科科长赵纯义主办此事，当然，落实到承办人就是杨铭庆和濮禾章了。当时草堂的门票是5分钱一张，收入少职工多，仅人员工资就占了收入的大头，经济状况入不敷出，仅有的一辆5座小面包车也破旧不堪。我们拟出要登门联系的专家、学者又居住分散，家中均无电话，且公共交通线路不多，尚无出租车开行。因此我和杨铭庆经常是一起或分头骑自行车去拜访专家学者，从无任何补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杨铭庆到川大铮园拜访缪钺先生的情景。缪先生是我川大历史系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对我很有印象。

我向缪先生谈起拟在草堂筹建杜甫研究学会，请先生领衔一事。缪钺先生非常赞同，并表示愿意出任筹备组组长，同时还向我们推荐了中文系的曾君一先生、陈昌渠先生，我们都登门拜访了，他们都表示支持，愿意参与筹建。

我们得到缪钺先生的首肯后，我和杨铭庆骑着自行车拜访了那时在城里居住的四川师范学院（后更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屈守元、雷履平、王仲镛、徐仁甫等先生。说起由草堂发起筹建杜甫研究学会，他们都热情很高，非常赞成，屈守元先生还表示，要在由他们相约、且习以为常的人民公园鹤鸣茶社茶会上提起此事，以广征会员。至于四川财经学院（后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唐诗研究专家刘开扬先生，成都大学的钟树梁先生，西南民族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李国瑜、祁和晖先生，成都教师进修学院（后更名为成都教育学院）的曾枣庄先生，成都四中（后更名为石室中学）的谷声漴先生等均由我前往拜会，商谈筹建事宜。这样做是因为杨铭庆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她既是文管处主任（即稍后改为博物馆后的馆长），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可谓党政一把手，主持草堂文管处的全面工作，怎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会筹建工作上。

我清楚地记得，联系专家学者的工作，历时一月有余，做得仔细而扎实，不少专家学者都热情很高。他们认为，这是继红楼梦研究学会成立后的国内第二个学会，虽由杜甫草堂牵头承办，却是党和政府为繁荣学术文化作出的重要举措。曾记得，屈守元先生对我们说，在成都，无论由哪一所大学来筹建杜甫学会，都不及杜甫草堂条件优越。成都草堂是伟大诗人杜甫的故居，“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成都草堂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圣地。1954年在草堂建立了杜甫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杜甫纪念馆在海内外广泛搜集了大量的杜集版本、杜甫诗意画、杜诗书法作品，以及有关杜甫和草堂的文物和研杜资料，确已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杜甫研究的资料中心。当然类似的话语，好几位专家学者都曾对我们说过。其中，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开扬先生的举例就十分真实而生动。他说，在五十年代，我就是在草堂才阅读到《杜臆》手抄本的，遂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作了介绍，后来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我和顾廷龙先生一起写了出版前言。

1980年初春，第一次筹备会在草堂召开，缪钺、屈守元、刘开扬、曾君一、钟树梁、王仲镛、李国瑜、曾枣庄、谷声漴、祁和晖、高文、何惠林、康明玉、赵纯义、杨铭庆、郭世勋、濮禾章出席会议。会议议定，由到会人员组成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筹备组，缪钺为组长，屈守元、刘开扬为副组长。下设筹备办公室，由杨铭庆、濮禾章负责，具体承办筹备事宜。按会议商定的原则，由我执笔起草学会章程，当时起草这个章程既无样本，又无参照文件，我们只知道有红楼梦研究学会，却没有读过该学会的章程，因此起草这个章程的确困难重重。我便以学会筹备办公室的名义邀请李国瑜、祁和晖、曾枣庄等来草堂谋划，方把章程草案写了出来。按章程各高校要具备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方能入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才能被选为理事，省、市文化系统，因未评职称不在此例。实践证明当时拟定的章程是有待完善的，后经多次修改，均已存档。学会筹备办公室按照《章程》（草案），经筹备组成员推荐，列出四十余人的会员名单。

1980年3月15日上午，在草堂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缪钺先生主持会议，议定了四件事。一、对《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章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待修改后提请会员大会通过；二、对学会筹备办公室拟出的会员名单、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理事的推举及候选人名单表示认同，拟提请会员大会推举及选举；三、会议决定1980年4月25日在草堂召开会员大会及学会成立大会；四、由学会筹备办公室按当时的程序完成建立学会的报批手续。

1980年春，省市社科联均未成立，民政部门亦未办学术社团的报批手续。学会筹备办公室遂遵照当时的特定程序，以学会筹备组的名义提出申请，报经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这件事是由到草堂来帮助筹建学会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李得清同志一手办下来的。后来办《杜甫研究学刊》创刊的批准文件，亦是李得清报经市委宣传部转呈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刊的，其批文原件均已存档。 

1980年4月25日上午九时，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即将在草堂召开，在会前开的预备会即全体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鼓掌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缪钺、屈守元、刘开扬、钟树梁、曾君一、雷履平、李国瑜、陈昌渠、高文、赵纯义、杨铭庆为第一届学会理事；一致推举张秀熟为名誉会长；冯至、萧菊人为学会顾问；选举缪钺为会长，屈守元为副会长；同时，会议还决定了两件大事，一是以学会和杜甫纪念馆名义，创办一个专门研究杜甫的学刊，定名为《草堂》，为双季刊。刊物的性质，既是学会的会刊，亦是杜甫纪念馆的馆刊。学会办公室即为学刊编辑部，以便于约稿；二是决定于每年春天由学会召开一次学会年会，除会员参加外，还要邀请国内外研究杜甫的专家学者与会。

当天上午十时，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名誉会长张秀熟，学会顾问萧菊人，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及新闻记者等80余人出席会议。缪钺会长在开幕词中说：“建国以来，成都地区各高等院校的教师以及社会上爱好杜诗的人士，都曾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过研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杜甫纪念馆也曾组织社会力量编写了《杜甫草堂史略》《杜甫草堂文献汇编》等书。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这种研究工作停止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提倡学术文化，贯彻‘二百’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才有可能在成都成立杜甫研究学会，大力开展研究工作。今天，我们举行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学会成立以后，希望全体会员联系社会上爱好杜诗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共同努力，使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工作得到一个新的发展，并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将杜甫诗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介绍于全世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缪钺先生对学会成立的深远意义作了透彻的阐述，后来这个讲话稿发表在1981年1月出版的《草堂》创刊号上。

学会成立后，要办的事情甚多，尤其是创办学刊，开辟高质量的稿源，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然而杨铭庆仅为学会理事，濮禾章连理事都不是，遇大事难以决策，都得到川大去请示缪钺先生，或到焦家巷去请示屈守元先生，我们只能是自行车往返，费力耗时确实很不方便，况且我们经常去两位先生家请示，难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休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亦为了名正言顺，就在这年秋天，在草堂召开的一次理事会上，由缪钺先生提议，各位理事赞同，增补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吴汉家为学会顾问，刘开扬先生为副会长（分管创办学刊），川大的成善楷先生、川师的王仲镛先生、杜甫纪念馆的郭世勋先生以及濮禾章为理事；增设学会秘书长职位，由杨铭庆任秘书长，濮禾章任副秘书长。此后，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各项工作方得以正常开展。

关于《杜甫研究学刊》的创业往事，我已于2009年学刊总100期出版时撰文记述（《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今值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我确实感慨良多，当年为了创建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创办《杜甫研究学刊》，实可谓艰苦备尝。那个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确是把这件事当作一番事业来做的。40年过去了，学会已历数届，学刊已出版145期，这个事业已经展露辉煌，可谓成果丰硕，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研杜人才，忆及当年为创建学会，创办学刊尽心尽力已作古的先生们，时时令人缅怀。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今天学会、学刊远超昔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着实令我心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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