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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人杰地灵 波澜莫二 ——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感思
Original
张志烈
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著按
: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4期,总第146期。文章因版式要求,有所改动。
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
我国传统文化中,谈到某种事物一定会出现时,常常用“应天顺人”“应运而生”等言词表述。这“天”和“运”的背后,其实包裹着对必然规律的悟知。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在解析其辩证精神时指出: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因为“现实性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产生它的各种条件聚合的结果。
张秀熟老先生(四川省杜甫学会名誉会长)在85岁时为《草堂》(即今《杜甫研究学刊》)所写《发刊辞》中说:“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即今四川省杜甫学会),应运而生,信非偶然。”
秀熟老先生所说的“必然”,见于他文章的开头:
杜甫一生,在蜀中流寓最久;杜甫诗篇,亦以在蜀为盛。寓成都有草堂,寓夔府亦有草堂,蜀已成为工部第二故乡,离夔东下,犹时想念。工部垂老不忘蜀,蜀之人亦永不忘工部,海内外有客来蜀,亦未尝不欲一游草堂;甚至谈蜀必侈谈工部,谈工部必想望蜀,蜀之名已与工部之名相联系,相互照耀于史册。
这段话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就是杜甫学会在那时“应运而生”的必然原因。“蜀之人亦永不忘工部”九个字,就包含了近千年的蜀中杜学研究史、浣花草堂兴建维修扩展史,蜀中涉杜文化活动史。每个方面都可以写出皇皇巨著。“蜀之名已与工部之名相联系,相互照耀于史册”,就是冯至先生说的谈杜甫你可以不说他的出生地与归葬地,但不能不提到成都的草堂。
学会首届年会
学会名誉会长张秀熟(右一)主持大会
人的因素第一。上述一切原因,归根到底,是杜甫的伟大人格,伟大著述散射的伟大文化精神,以各种方式积累传承,滋养哺育一代又一代的蜀中学者,从而薪火相继,文脉长流。由于草堂的存在,杜甫文化精神便与成都历史文化元素深度融合。自清末民初到现在,成都地区高校内外之文史学者,几乎人人必涉杜诗研究。我从1959年到成都上大学到在这里当教师,近60年来我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我的老师给我讲杜诗,老师的老师很早就研究杜诗;我给学生讲杜诗,学生的学生如今也投入杜学研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成都文化人群体精神生态的一个特点。
成都及周边地区,有这样一个学杜慕杜的文史学者群体阵容,是客观存在,而这正是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的基石。1980年4月25日缪钺先生在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建国以来,成都地区各高等院校的教师以及社会上爱好杜诗的人士,都曾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过研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杜甫纪念馆也曾经组织社会力量编写了《杜甫草堂史略》《杜甫草堂文献汇编》等书。……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式下,我们才有可能在成都成立杜甫研究学会,大力开展研究工作。”
学杜慕杜的文化人群体,是成立学会的最基础条件。缪老这样讲,当时参予筹建的老先生们也都有类似看法。如屈守元先生《〈杜甫研究学刊〉二十年志庆》云:
征圣明诗二十年,草堂杜学树新旙。流传四海成真学,远近千家诵杜篇。(其一)
二十年前忆一萧,起予专为树新苗。因推一老谦谦缪,四海从兹起怒潮。(其三)
第一首是回忆最早建立学会的重要意义。“征圣”“明诗”乃活用《文心雕龙》篇目的语言,是表达对组建学会的领导和学者的敬意。
第三首中“一萧”指萧菊人,“谦谦缪”称温厚谦和的缪钺先生,“树新苗”说成立学会有抓紧培养杜学研究后继人才的重任。
再如钟树梁先生《〈杜甫研究学刊〉创刊二十年,敬题二律步杜公在成都作〈登楼〉韵》之第一首云:
备见时贤慕杜心,柴门水槛尽来临。知人论世堪追古,传远将诗自有今。论简每观花叶布,学人多已草霜侵。匆匆廿载成新盛,翠篠高楠也感吟。
这里的“时贤”,主要是指常到“柴门水槛”的成都地区学杜慕杜的文化人群体。三四句指用正确方法、优良学风传扬杜甫文化。第五句是说研究文章写得好。第六句的“学人”是偏指他的同辈好友,即组建学会时的那批学者。“草霜侵”乃用杜甫《送远》中“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之意,这二十年来这些朋友都年岁渐老,希望学会要抓紧培养后继人才的急迫情怀,深为感人。
思考上述问题时,我忽然觉得,作为学会成立基础的这批学杜慕杜的文化人群体,从根本上讲,当然都是杜甫文化精神的启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养使然,但在具体形成的途径上,是否还有更实在的内容值得探求。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因为在川大、川师都读过书,所以对于成都学校圈中的师友甚熟。我记忆中当时参加学会成立活动的先生有这些:川大有缪钺、成善楷、曾君一、陶道恕、邱俊鹏、陈昌渠、曾枣庄。民院有李国瑜、祁和晖。财大有刘开扬、谭文兴。成大有白敦仁、钟树梁、徐艾。川师有徐仁甫、刘君惠、屈守元、王仲镛、雷履平、王文才。还有西师的徐无闻,南充师院的周虚白,家住草堂附近自号“杜邻”而早年曾任教成都高校的著名书法家黄稚荃,等等。
我反复观看这个名单,脑中不断闪现出一些生动画面。这些先生大多数都受教育于老川大和华西协合大学,又多从教于成都高校。我听过很多他们的课,也读过许多他们的文章和诗词唱和,也听过不少他们茶馀酒后的令人难忘的精采笑谈。把许多印象和见闻“理顺”之后,我脑中形成了一个判断:这批学者在学术思想上都普遍受到其前辈学人赵尧生(名熙,号香宋)、林山腴、庞石帚三先生的影响,而学杜慕杜正是其文化精神代代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先生生前,他们的重要著述,如讲义、文论、诗词名作,就在这批学人中传播。如赵、林都有对重要文籍的“批点”,在当时很多学友都有过录。三先生的著作,都由这批人整理出版。如《赵熙集》由王仲镛先生主编,王文才先生参同编辑。林山腴先生的《清寂堂集》由刘君惠先生主编,王文才先生任副主编,参加编辑整理组的有王仲镛、李仲璵、李国瑜、林德瑜、刘霁晴、魏炯若。庞石帚先生的《养睛室笔记》由屈守元先生整理出版,而完整的《养晴室遗集》则由白敦仁先生纂辑出版。
这三位先生对近世(晚清和民国)四川的文化教育界影响很深。赵熙先生和林山腴先生皆是清末进士,在北京为官,他们二人与当时京中诗坛名宿,结社交游,讨论唱和,留下历史的特殊迹印而且友谊持续终生。这些人中最要者有陈宝琛(陈寅恪之祖父)、陈石遗、罗掞东、林琴南、冒鹤亭、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梁众异、宋芸子、江叔海、江逸云等。赵、林两先生又都很关心四川的文化教育。赵熙先生1897年三十岁时,接受四川重庆府聘请,担任东川书院山长。1901年,赵熙先生应泸州知州沈秉堃聘请,回川担任川南经纬学堂监督。开放思想,经史之外,设数、理、体育等课,有志青年,来学者多(吴玉章即这时学生)。1929年,荣县筹建文学舍,赵熙先生被推为舍长,教学以经史诗文为主,并开英语、数学等课。先生亲自授课,《唐歌行》二卷,即此时所编教材。林山腴先生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在四川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12-1918年担任四川图书馆馆长,几年中聚书二十馀万册。后历任成都府中学堂(今石室中学)监督、华阳中学(今成都三中)校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教授,建国后任川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史概要》为成都各高校普遍采用,滋养几代学人。
庞石帚先生成为成都地区高校名师,与赵、林两先生的发现和推挹不可分。这是蜀中广为传诵的奖掖后辈学者的佳话。白敦仁先生在《养晴室遗集前言》中对此有情深文茂的叙述,兹转引如下:“先师綦江庞石帚先生,讳俊,初字少洲,慕白石道人歌词,更字石帚。先生亮节慷慨,率性而行,博极群书,文藻秀出,……而雅意深笃、尤在声诗。年十七,以家贫亲老,遂辍学就馆,为童子师。初在长姐家课外甥萧华栋读,继就名医沈绍九课其养子沈丁昌兄妹,继在张幼荃家课其姪。幼荃,香宋先生门下士也。1919年秋,香宋先生偶游成都,先生欲因幼荃就求墨宝,幼荃则怂恿先生以诗为贽。香宋先生得先生诗大异之,既依韵酬答,又遗书华阳林山腴先生,亟加称赏。山腴先生既得见先生,亦叹曰:‘郭有颜子而不知!’时先生才二十四岁也。是时山腴先生方长华阳县立中学,张重民先生方长成属联立中学,皆竞相延致,就教本校。1924年,巴县向仙樵(即向楚)先生则推荐先生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仙樵,亦香宋先生门弟子也。自是以后,遂往来执教于成都各大学,先后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光华大学(后改名成华大学,即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教授,席间函丈凡四十馀年。于时,成都龚向农、华阳林山腴、巴县向仙樵、向宗鲁、垫江李培甫、成都赵少咸、华阳祝屺怀、井研萧仲侖、中江李炳英、崇庆彭云生诸先生,亦先后执教诸大学,先生高揖其间,特以雅达广揽、文翰斐蔚见推侪辈。”
总之,三位先生在清末民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成都高校文科教师中影响力很大的学者。他们在研习、整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生涯中,学杜慕杜的精神与实践都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他们的教学工作和文化活动,对于培养和造就成都地区学杜慕杜的文化人群体,无论如何是有关系的。
《赵熙集》(巴蜀书社1996年版)有90万字,《清寂堂集》(巴蜀书社1989年版)有50万字,《养睛室遗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有80万字。三位先生的精神、意识在独特、丰富中又明显有相通相合的地方。所以,本文最后即以赵熙先生为例,根据他在诗歌创作中崇杜、慕杜、继杜的具体事实,以说明我的感受并非空穴来风。
一、同时代人对赵熙诗词的评价
(一)梁启超《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书讯往复,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诗,作于1910年,此摘录二段:
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节树蕃篱,艺林厚根柢。峨眉从西来,去天尺有咫。终古孕冰雪,元精逼象纬。御风向真源,独往恣所止。八十四盘陂,陂陂印屐齿。荡胸极雄深,即境领新异。所以其文行,邈与俗殊致。开元及元和,去今各千禩。君独遵何辙,接彼将坠纪。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拟。浩浩扬天风,郁郁裴兰芷。
释褐及中年,簪笔作谏议。上策皆贾晁,陈义必牧贽。遥遥千圣心,落落天下计。昔昔勤论思,字字迸血泪。亦知逆耳言,夙干道家忌。黎元正倒悬,斧锧安得避。
前面一段,说他的诗歌达到与杜甫一样的高度,文章达到韩愈的水准。后面一段说他作谏官时,所上谏书都同于贾谊、晁错、陆贽、杜牧,为了解民倒悬,不顾个人安危。这其实正是杜甫精神的另一种表现。“遥遥千圣心”类同于稷契之志。“落落天下计”,即“穷年忧黎民”也。陈衍《石遗室诗话》中对梁启超这首评价赵熙的诗,又作了深入的赏解:“尧生问学道义,相知者无不爱敬,而任公推挹之意,实逾寻常。非虚心求益之诚,何以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不足又咏叹之如此。第三韵所谓‘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信非欺人语也。然尧生为谏官,视国事如己事,任公眷怀故国,气类自极相感,所谓‘吾徒乘愿来,为此一大事’也。”从共同的忧国忧民的高度来理解梁启超对赵熙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二)沈其光《瓶粟斋诗话》:
香宋诗胎息少陵,而极其变化于诚斋、放翁,在越缦、樊山之外别树一帜。集中《江亭大雪歌》《元旦大雪怀江叔海》《说龙》诸五七言古,瑰丽奇崛,而《悼十九女》诗,哀痛至不能卒读。
此评语少而意极深,言其诗之内在精神和表现艺术都从杜诗中来,即得杜诗真传之意。又言其吸取了杨万里、陆游的优长,而与李越缦、樊增祥等同光派异趣。评语中所举《江亭大雪歌》,是1910年10月30日与陈宝琛、陈石遗、杨昀谷雪中登陶然亭之作,在写雪境中表现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很有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陈宝琛在同时所写诗中说“忧时阅道吟立就”,用宋人赵抃(字阅道)借指赵熙,说忧国忧民的赵熙很快就把诗写出来了。
(三)胡先骕《评香宋词》:
尧生有清末造名御史,与胡思敬、江春霖诸公同擅直名于时者也。非但此也,尧生且为戊戌党人也。维新党人之特征为疾视西太后。……亲见清室之覆,袁氏之篡。以及后日川滇之难、南北之争,其心之哀可知矣。故词赋伤乱,一如杜陵,可为诗史,初非词人泛泛之伤乱可比也。……杜陵一生之悲剧,伤乱与颠连而已,尧生之所遇,则乱离困苦之外,且有易代之痛,伤哉其言!
以上三家评论中,“诗撼少陵律”“香宋诗胎息少陵”“词赋伤乱,一如杜陵,可为诗史”,是异口同声有事实有根据的评议。
二、赵熙诗词中写“民间疾苦
”
篇章举例
作于1925年(民国14年乙丑)写的几首绝句:
隔墙乙乙纺车声,夜火牛宫泣到明。谁分灯花红满院,酒边银甲正弹筝。(《纺车》)
虎洞依山近县城,将军一过少人耕。老尼欲说兵荒事,含泪先闻念佛声。(《虎洞》)
读这些诗句,我觉得赵先生完全用杜老的精神和眼光在记录当前的现实了。
赵熙书法
三、赵熙先生反映社会现实诗词举例
赵先生
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许多国家社会的重大事件。杜甫当年从爱国爱民出发,诗歌关注时局,反映现实,爱憎分明,情感浓烈。赵先生集中也有很多这种性质的诗篇,如先生所写《戏题广和居饭庄壁上七律三首》《龙山会·九日雨中怀任父》《竹影摇红·答休庵》《春风》《织素》《来日》等诗词,都反映了一位老人的忧国情怀,十分感人。
《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四十年前在成都成立杜甫学会,是许多有利条件会合的必然结果。自清末民初以来,成都高校内外逐渐形成的学杜慕杜的文学史者群体,是其中一个很基础的条件。赵熙、林山腴、庞石帚先生长期在成都文化教育界的影响,与这一文化生态群体是有深刻关联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习认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新建树。人类的发展,总是带着已经获得的真善美成果继续前进的。回首四十年,我们更应该站在前代学者成果的肩头上,努力学习,求实求真,钻研探索,把学会承担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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