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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飞│ 良师益友 指路明灯 ——《杜甫研究学刊》之于我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总第147期。
王燕飞，西华大学副教授
一、我与《杜甫研究学刊》的结缘
我与《杜甫研究学刊》的结缘，可以追溯到2010年第一次向《学刊》投稿并被录用，到今年已经有十个年头了。我于2008年考到西北师范大学，跟随郝润华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2009年，先生开了一门“唐宋文学文献研读”的课程，课后要求提交一篇论文作为结课作业。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硕士论文的写作方向，同时也打算将小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撰写有机结合起来。根据郝老师研究和指导的方向，师门当中很多人以杜诗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和选题方向。当时，我在“国学数典”网站上下载了一些电子古籍，其中有多部明代杜诗学文献，颜廷榘的《杜律意笺》因为体量适中，笺注较有特色，并且周采泉先生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和郑庆笃等先生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二书对这部明代的杜诗注本评价尚可，但学界似乎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因此，经过对比，我决定对颜廷榘的《杜律意笺》作一番探讨。之后，我便将电子版的《杜律意笺》打印出来，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对照着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将和《杜律意笺》相同的篇目（杜甫的151首七言律诗）进行认真地对读，同时做了非常详细的阅读笔记，最后写成了一万多字的《颜廷榘及其〈杜律意笺〉》。作业交给郝老师之后，她给了我94分的高分，同时还建议我将论文修改后投给《学刊》。我将论文删减到8000字左右，并做了格式的调整和修改，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把打印稿郑重地寄给了《学刊》。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编辑部发来的用稿通知，最终这篇文章刊发在《学刊》2010年第2期，而且还收到了《学刊》寄来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第一次收到稿费！唐代诗人孟郊在进士及第后作有《登科后》表达他志得意满的心情，其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也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后来，我获得教育部高校古委会“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硕士生三等奖，主要提交的也是这篇论文。读博之后，我继续以杜诗学文献作为研究方向。为了更好地阅读、学习前辈学者和时贤的最新研究成果，了解杜诗学界的学术前沿，我将中国知网上能下载的在《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全部下载，建了一个文件包分门别类地保存，有时间就进行浏览和阅读。后来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并在杜诗学文献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收获，除了导师的谆谆教导，和《学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有密切的关系。2012年9月21日，“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因为在《学刊》上已经发表过几篇论文，所以我很荣幸地收到了杜甫草堂的邀请函，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是我第一次入蜀，来到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并怀着敬畏的心情拜谒“诗圣”杜甫。9月的成都，满街桂花香，而在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树木参天，茂林修竹，清幽雅致。后来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专门记录了游览草堂的心情：“2012年9月20日，我第一次来到美丽的蓉城，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参加杜甫诞辰1300周年的纪念大会。会议期间，我不仅结识了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对这片曾经抚慰杜甫心灵的文学圣地更是产生了深深的喜爱和眷恋。”在参观杜甫草堂的同时，我还专门找到了《学刊》编辑部的所在地，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刊》编辑部只有一块朴素的牌子挂在大门墙上的一侧，指明所在地。在草堂众多的古迹名胜、碑刻雕像中，编辑部就静静地坐落在那儿，不为人所注意。正如《学刊》一样，朴实无华，却醇厚浓郁。另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学刊》2015年第1期刊发了我的论文《俞浙及其〈杜诗举隅〉辑考研究》，不久之后，我接到了编辑刘晓凤老师的电话。她告诉我，浙江宁波社科院的俞建文先生读了我的论文后想认识我，希望通过编辑部获取我的联系方式。于是，在刘晓凤老师的引荐下，我结识了俞建文先生——他是俞浙的后人，正在整理先人的相关著作。由此可见，《学刊》在社会上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她不仅是杜诗研究者的良师益友，同时也是读者之间沟通的坚实桥梁。
二、《学刊》主编张志烈先生对我的“批评”与褒奖
我的大部分有关杜诗学文献研究的论文都是在《学刊》发表的，因为在我心中，《学刊》有着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尤其是《学刊》主编张志烈先生对我论文审稿意见的“严厉批评”，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同时也更加督促自己严谨认真。2014年10月17日，“杜甫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天水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甘肃天水举行。我有幸参与了此次盛会，并提交了一篇论文《俞浙及其〈杜诗举隅〉辑考研究》作为会议论文，这是我博士论文当中的一节。后来，《学刊》编辑潘玥老师联系我，问我是否同意将这篇论文刊发在《学刊》上。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因忙于手头工作，最主要还是因为懒惰，就没有对这篇论文进行认真核对和再次修改。不久之后，潘玥老师用拍照的方式给我返回了张志烈先生的审稿意见，其中有一条指出了我文中很多的断句错误，并且还有张先生严厉的“批评”，大意是：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论文中出现这么多断句错误，实属不该！看到张先生的“批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更为自己的疏懒而自责与愧疚！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手机故障不能使用，我所留存的先生的审稿意见也随之被永久封存。但是，先生的“批评”却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促使我在学术上更加严谨认真。我的另外一篇文章《诗梦草堂西，偏爱杜陵诗——论晚清四川女诗人曾懿对杜甫的接受》刊发在《学刊》2020年第2期，当时编辑张宏老师也曾将张先生的审稿意见反馈给我。在两页稿纸上，依然是先生苍劲有力、条理清晰、颜色分明的书写（先生用黑笔记录原文，用红笔圈出错误，指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指出我行文的一些不规范，有的纠正我论文中所引材料的错误，有的地方则提醒我注意诗歌标题和诗歌小注之间的互证，等等。这些意见，就像是语文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期刊都可以做得到的，也不是投稿给其他期刊的读者都可以享受到的“高级待遇”。其中有一条意见是张先生指出我文中所犯的低级错误，当时我和张宏老师都极为惊叹先生的心细如发和明察秋毫。在论文中，我提及曾懿作有《秋兴八首》是赓和杜甫的《秋兴八首》，在分析曾懿的八首诗时，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七首”。我和张宏兄均未能发现此处错误，却被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所以不由得惊叹先生“眼力真好”！
2019年7月，我出版了第一本杜诗学研究专著《明代杜诗选录与评点研究》（新华出版社）。趁着草堂开理事会的时候，我给张先生送了一本，请他批评指正。先生很高兴地鼓励道：“希望你能继承程千帆、莫砺锋和郝润华研究杜甫的传统，将杜甫研究好好做下去。”感谢先生对我的期许！我也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先生对我的“批评”、鼓励和提携是分不开的。我的导师郝润华先生也曾经回忆：“1999年，我的学位论文《〈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完成，由学校寄呈著名杜诗研究专家张志烈先生评阅，张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颇高。于是在莫砺锋老师的引荐下，我写信对张志烈先生表示致谢，并将我论文中一节加以修改寄上，很快，我的文章《〈钱注杜诗〉中的诗史互证与时代学术精神》便见诸2000年第1期的《杜甫研究学刊》。”我和导师都受到了张先生的教导以及《学刊》的滋养。由此可见，以张先生为主编的《学刊》在培养杜诗学研究人才方面功不可没，正如中国杜甫研究会刘明华会长所说：“学会和草堂，在团结研杜学人方面，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对年轻人的鼓励与支持。”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学刊》上，因为学会、草堂、《学刊》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如果说杜甫草堂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那《学刊》就是学会、草堂主办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品牌。除了张志烈先生，我所接触到的《学刊》编辑部的其他人，像彭燕老师、陈宁老师、张宏老师、刘晓凤老师等，他们在和作者联系的时候，往往会站在编辑的角度对论文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体现出一个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学识。
三、我对《学刊》的衷心祝愿
还记得我刚到成都工作，有一次去草堂拜谒，彭燕老师说过的一段话让我深有感触。她说：欢迎回家！我们都是研究杜甫的，都是杜甫的信徒，你们来到草堂，就是回到了家。还记得2015年10月，我们学院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承办“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暨苏轼与地域文化研讨会”时，张志烈先生不顾年老体衰，风尘仆仆地从另一个会议赶到我们学校，累得气喘吁吁，但仍然坚持参会的那种为了学术不辞辛苦、坚定执著的精神。张先生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他曾经将“杜甫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以张先生为代表的《学刊》人，不正是杜甫精神在当代的传承者吗？上文仅就我个人和《学刊》之间的结缘以及张志烈先生对我“批评”和鼓励的情况，做了一些片段记录和感性回忆，借此表达我对《学刊》的敬意和感念。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研杜学人或者对杜甫怀有敬仰的读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学刊》的滋养。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砥砺前行。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壮大，《学刊》已成为杜甫研究的风向标，也必将继续引领海内外杜甫研究的新方向。作为受惠于《学刊》的年轻作者和忠实读者，值此《学刊》创办四十年之际，我衷心祝愿《学刊》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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