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 与科研信息偶遇的校园：浅谈规划设计如何促进大学校园中的跨学科交流合作 | 邓巧明 刘宇波 纪绵

本期主题文章简介

当代大学的发展正在经历一场由多方面因素引发的深刻变革，这些因素包括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方式与知识传播模式的改变，研究机构与学科发展的变化，校园生活与社交空间的变化，等等。大学的变革也同时影响着校园空间的发展，本期主题聚焦于当代大学校园空间，这一主题涉及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和丰富的设计话题。

江立敏等人结合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研究，按宏观—微观、公共—私密、实体—虚拟的逻辑关系，提出校园空间进化的四个维度——城市空间、群落空间、个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尝试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大学校园空间整体观。杨一秀等人通过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校园历史建成环境的再生案例，提出以“评估—执行—后评估”为循环的动态规划策略，论述了整体、共享、复合的系统化再生原则，以及绿色可持续再生策略在校园历史环境中的应用。丹尼斯·派普斯等人通过Sasaki在美国、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实践案例详细阐述了后疫情时代校园发展的未来趋势，指出设计者必须在不同尺度和层面实践弹性设计，与教育者合作，共同创造21世纪灵活多变的“生—学—研”培养模式。邓巧明等人基于现有的人与人偶遇交流从而激发科研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提出人与科研信息的偶遇在促成科研人员彼此了解、交流进而合作方面的重要性，校园空间结构与布局对这种偶遇具有重要影响。罗伯特·西姆哈对比了不同社会角色影响下的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两种校园空间模式，认为大学校园的空间形态应当反映办学宗旨和组织结构，并为其时代使命服务。在王志磊对张永和的访谈中，张永和阐述了对本体建筑学、超越专业的建筑学、建筑育人的深刻思考，并介绍了由此思考而创作的非常建筑事务所的最新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主编：支文军教授

与科研信息偶遇的校园

浅谈规划设计如何促进大学校园中的跨学科交流合作

Encounter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formation on Campus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University Campuses that Nurtur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邓巧明    刘宇波    纪绵    DENG Qiaoming, LIU Yubo, JI Mian

Abstract

      大学校园是孕育跨学科合作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其不同的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对于知识在科研人员之间的传播和转移会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文章基于现有的人与人偶遇交流从而激发科研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提出人与科研信息的偶遇在促成互不相识的科研人员之间了解、交流进而合作方面的重要性，校园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对这种偶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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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相比于在已深耕多年的既有学科领域内寻求突破，打破学科边界的跨学科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往往就是新的科学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1]。许多重要的科学突破、知识创新以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都与跨学科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学校园在容纳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同时还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密集地容纳了众多的学科，这是它与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相比所具有的一个突出优势。这也决定了跨学科创新将成为大学的一项根本性的使命，而且这项使命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也必将对大学校园的规划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然而不论是世界上拥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校园，还是1949年前按照欧美模式、1949年后按照苏联模式规划建设的中国大学校园，除了麻省理工学院等少数成功案例之外，都难以为我们提供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经验。本文将重点探讨大学校园的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与跨学科研究行为的发生之间的内在关系。

1  关于创新与环境空间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

由于创新本身难以被准确界定和量化观察，所以在当代关注环境空间与创新关系的量化研究中，大多数选择被公认为利于创新又便于观察的交流互动行为作为一种中介性指标，形成了环境空间—交流互动—创新的研究模式[2]。

对于工作空间而言，大多数交流互动是由组织结构促成的。同一部门，同一团队，负责同一任务的小组成员之间的工作交流是最大量的。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空间对于交流的地点、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的质量也有着相当的影响。

最早关注工作环境中空间布局对员工互动影响的研究始于西方社会学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曾提出著名的“艾伦曲线”（Allen curve）的托马斯·艾伦（Thomas J. Allen）教授，他围绕物理环境空间如何影响组织内部的沟通和互动展开了长期的实证研究。他和学生通过长期的观察记录与访谈后发现，工作位置的物理距离与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次数呈现强烈的负相关，即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交流互动的频率呈指数下降[3]，也就是说，能否看到彼此对是否会开展对话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跨团队、跨部门的沟通类型来说，只有当两个人的工作位置非常接近时，才有可能发生非组织关系（即隶属于不同部门以及不同项目组）的技术交流[4]。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人们创造出非常复杂的组织关系，如部门、项目小组等，但却忽略掉物理空间的差异也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创意什么时候出现是无法预测的，但你能创造出一个让这种创意更易于形成的环境和空间”[5]。

“艾伦曲线”（随着距离增加交流频率呈指数下降）

在托马斯研究的基础上，鲁迪·莫纳特（Rudy Moenaert）、詹姆斯·思瑞克（James B. Stryker）等一批社会学领域学者的持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工作位置的物理距离、紧密程度、是否可见与交往空间的关系等物理空间要素对团队内部成员之间交流互动以及跨团队的沟通次数的重要影响[6-7]。

工作位置可见性、类型与交往空间数量对团队内部面对面交流的影响

与此同时，建筑规划领域的学者则更加关注环境空间的深层逻辑关系对人的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其中，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和阿兰·鹏（Alan Penn）认为随机性在科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作为空间组织者的建筑既可以是“保守的”（conservative），也可以是“生成性的”（generative）。保守的空间导致知识的重复生产，生成性的空间将带来新知识的创造。生成性建筑依赖于将其空间结构与随机性联系起来，更有可能带来新想法或新的社会关系[8]。他们通过对多个案例的长期跟踪与问卷和访谈调查，证明了空间整合度与办公环境中跟工作相关的技术沟通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整合度影响人的运动模式，而运动导致的偶遇将会促成更多跟工作相关的协作与互动[9]。此后，克里斯汀·塞勒（Kerstin Sailer）在空间整合度的基础上，又补充使用员工日常工作的可见区域来定义空间的接近度，其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空间组构关系对员工互动的影响[10]。

比尔 · 希利尔和阿兰·鹏研究的实验室平面布局、空间句法分析以及整合度与随机相遇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此外，随着仿真技术的发展，也有学者开始运用人流仿真模拟的方法量化研究环境空间对人与人相遇潜力的影响。例如，媒体实验室的城市科学研究小组在其研发的城市模拟平台“CityScope-Volpe”中，通过模拟人们在办公与居住建筑之间移动过程中相遇的总次数来评估该区域布局方案的创新潜力[11]。

CityScope-Volpe城市模拟平台

上述学者通过“人与人的交流互动”来研究创新，最后的案例甚至把“人与人的相遇”作为衡量创新的指标。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人与人”的相遇是不是一定会引发交流，尤其是对于创新来说有实质意义的学术上的交流？相遇引发交流的前提是他们彼此认识，已经具有一定的人际交往关系，他们可能属于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项目组，也可能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已经是朋友，或者曾经合作过等等，即彼此是否认识是引发“人与人”偶遇时交流互动的重要基础。那么对于不属于一个学科，大概率不会互相认识的师生而言，如何才会产生跨学科的交流呢？

2 从“人与人的相遇”到“人与科研信息的相遇”

2.1 从交往行为的调研看“交流互动”的前提

鉴于组织内的交流互动一般发生在组织所处的特定空间之内，笔者把调研的目光投向校园的公共交往空间，希望了解在这些公共的空间内是否存在着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由于偶遇或者交往空间的关系产生交流互动的案例。

通过预调研的初步观察和访谈，笔者最终选择了华南理工大学32—34号楼、博学楼两处公共教学楼内的交往空间和非用餐时间的中区饭堂和北区一饭堂作为调研场所。这几个交往空间都具备环境舒适、容易到达、人流量大的特点。调研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到2020年12月19日，公共教学楼的调研时间段为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以及晚上19：30—22：00，饭堂的调研时间段为非用餐时间的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30，以及晚上19：30—20：30，通过定时拍照的方式记录该交往空间的使用人数和使用方式，对有发生交流讨论行为的人群发放问卷，询问双方的社会关系、是否是计划中的交流以及交流的主题等信息。

左图：在博学楼5层的交往空间讨论小组作业

右图：非用餐时间在北区一饭堂一楼讨论数模比赛

此次调研观察人次共781人，发放问卷113份，回收有效问卷107份，有效回收率为95%。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见表1），教学楼交往空间的主要使用方式是自习，发生讨论的比例不超过10%，食堂非用餐时段发生讨论的占比为12.1%。从对交流者的问卷调研反馈来看，受访的所有进行交流讨论的群体中，讨论主题与学术相关的占63.5%，绝大部分是关于课程作业、复习、考研等内容，这其中事先约定好的讨论约占70%，其余的讨论组也全都是约定好要交流，因无处可去而临时选择该地点。进行学术讨论的成员没有组织关系的（属于不同学科、不同项目组）约占12%，但他们也都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朋友、情侣或者曾有过合作的经历。

表 1. 调查研究结果

从上述有限的调研来看，即便是在不从属于任何特定学科的学校公共交往空间里，发生交往行为的主体也都是原本就相互认识的人（师生、同事、同学等），他们将交往空间作为教室、会议室、工作室等空间功能的延伸，进行自习、小组讨论或社团会议等活动。虽然我们每天都会在教学楼、食堂、图书馆等校园空间遇到很多人，但对于不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如果没有合适的动机，即使是在精心设计的交往空间相遇，也几乎不会在这里交流互动。也就是说，单纯“人与人”的相遇很难引发学术交流与互动，想要激发和促进跨学科信息交换和思想碰撞，单纯依靠营造交往空间也是远远不够的。

2.2 信息是建立人际交往关系的触媒

人际交往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性，通常是由多个行为构成的连续过程。美国心理学教授莱文格·乔治·克劳斯（Levinger George Klaus）和斯诺克·迪德里克（Snoek J. Diedrick）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关系中的吸引力：对人际吸引力的新看法》（Attraction in Relationship: A New Look at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中以图解的方式对人际关系的各种状态及其相互作用水平的递增关系做了直观描述[12]。人际关系的状态根据双方相互作用水平从低到高分为零接触—单向注意或双向注意—表面接触—轻度卷入—中度卷入—高度卷入6个状态。人际交往刚开始时，彼此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双方处于零接触状态。只有当一方开始注意到另一方，或双方互相注意时，交往关系才开始确立，交往活动才开始展开[13]。可见，从“零接触”到实现“表层接触”状态，需要高度依赖于“注意”的发生。

人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6个状态图解

引起注意的本质是信息的传达与获取。外貌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轻易被相遇的人获取，就可以因此引起对方的注意。但本文关注的是学术交流而非其他与外貌有关的交流，与之相关的科研信息怎么才能被相遇的对方所获取呢？

传播学的研究认为，在人际传播中，大约有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表达的，而非语言传播符号有六种形式1，环境空间是其中一种，它是指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们对这种利用的感知。如果从接收者的角度看，非语言传播符号又可分为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两大类[14]。环境空间展示的信息就是利用环境空间进行视觉信息传播，在传播学中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传播途径。而且，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也普遍存在寻求信息的心理现象，被称为认知心理特征，即每一个接收者都有一定的求知欲，希望不断了解环境的变化，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14]。正如我们经过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会不由自主地观察两侧店铺的情况，如果某件商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许会引发想进一步了解的愿望，甚至是购买行为。而对于商家来说，他也会积极利用环境空间进行信息的展示传达，选择人流量更多的铺位、争取更多的沿街面、精心布置橱窗等，都是争取最大化环境信息展示效果的行为。而对于彼此陌生的科研人员来说，其工作空间所能展示的科研信息正是引起陌生人注意，孕育下一步跨学科学术交往与合作的重要媒介。

2.3 “人与科研信息的偶遇”是建立跨学科学术交往的桥梁

高校里各个不同学科专业的师生每天都在同一所校园中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教室、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校园公共空间虽然经常发生偶遇，但如果相遇时不能对对方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现状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注意到彼此，也通常不会引发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互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陌生人之间搭话的借口可以是他们专注的同一项事情[15]。对于可以促成跨学科合作开展的偶然交流互动来说，其互动的动机主要是双方在学术兴趣上的交叉点。师生日常活动中偶然遇到的科研信息将成为建立跨学科学术交往的重要契机与桥梁。日常路径上的师生可以看作是不断寻求信息的受众，此时环境空间中展示的科研信息是传播学术信息、引起受众注意的重要途径和媒介。特别是不认识的师生之间，如果能在校园的日常行为路径上，如上下课或去食堂途中等偶然遇到和注意到对方的学术成果及学术兴趣与自己的研究有潜在交叉点，使一方开始注意到另一方，则有可能诱发陌生的双方围绕共同的学术兴趣展开接触与交流，甚至是合作，帮助陌生的双方跨越组织边界、跨越学科边界，从不认识、零接触到开展实质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3 校园空间结构与布局对人与科研信息相遇的影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高等学府之一。其独特的校园空间结构以及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细节处理与其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3.1 承载科研活动的空间本身正是科研信息展示的最佳载体

对于在高校工作的人而言，展示其科研信息（成绩）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除了对学生的授课和对上级主管的总结汇报之外，发表学术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发言、受邀进行学术讲座、发布招聘博士后的公告等都是展示其科研信息（成就）的行为。但是常常被忽视的是，其所在工作空间也是一个展示科研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像“真人秀”电视节目一样，工作空间对科研活动的展示既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的生动直观的展示，也是一种陌生人仅仅路过就可以轻松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渠道。

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的主楼在建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启发无数创新思想的“无尽长廊”2 也跟一般的建筑内廊一样，冗长、单调且封闭。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办公室在1970年提交的走廊开发项目报告中，针对现有问题提出改造的目标是使这条走廊未来也成为一种促进交流与教育的媒介，通过增加便于张贴的广告板、艺术品以及采用不同色彩和数字的标识系统来改善现有问题3 ，此后又不断通过增加通透的玻璃展示柜和玻璃墙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走廊与两侧实验室等科研空间的视觉障碍。玻璃墙里面传递出的丰富生动的科研信息，成功引发了路过师生的兴趣，促进了科研信息在互不相识的科研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率。 

左图：改造前冗长单调且封闭的主楼走廊

右图：1970年走廊开发项目报告中“无尽长廊”改造效果示意图

左图：通过麻省理工学院9号楼内廊两侧玻璃墙清晰可见正在进行的学术讲座以及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右图：研讨室、课室也通过玻璃墙与走廊建立视觉联系

结合通透的玻璃墙，有些实验室设置了玻璃展示柜，展示本实验室最新出版的图书，透过玻璃展示柜可以看到工作区的小型仪器设备以及用于监测和记录试验过程的电脑显示器屏幕；有些实验室在临近走廊一侧布置仪器设备，需要安静工作的区域布置在里侧，实验室的讨论区也都尽可能将投影幕面向走廊展示。这些设计上的细节既生动展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使得路过走廊的行人可以很容易瞥见室内正在进行的讲座和讨论、实验操作过程等，同时也通过将部分工作区布置在里侧或封闭的房间内部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

各个实验室都尽可能将投影幕面向走廊布置

左图：“无尽长廊”两侧通透的玻璃展示柜

右图：通过玻璃隔墙看到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以创新能力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自成立之日起就形成了一种突出强调其科研信息展示的文化。媒体实验室不同于由军工需求支持，具有保密要求的林肯实验室，其研究主要是面向民用，主要依赖来自业界自发捐助的研究资金支持。所以，媒体实验室既为企业赞助商设有集中的开放周活动，也欢迎企业家随时来参观访问。这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最初的创意，在没有最终成型产品的情况下，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了名为“demo”（小样）的展示理念，通过富有创意的展示方式将创新理念的最吸引人的可能性展示出来。科学家和学生们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提升“demo”的吸引力，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资助和更优秀的人才加盟，以便将这些最初的创意变为现实。各个实验室都结合玻璃墙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成果，同时运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互动装置等创造富于吸引力的展示效果。“要么展示，要么毁灭”[16]，这已经成为媒体实验室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氛围激发了大量跨学科的颠覆性研究，触摸屏、GPS定位系统、可穿戴设备等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发明都诞生自这里。

左图：面向走廊设置的可以检测情绪的互动装置

中图：用实物模型、视频、照片文字各种方式展示最新的发明成果

右图：利用投影、电视等设备动态展示科研成果

3.2 校园规划的空间结构与日常生活中偶然接触到其他学科科研信息的机会

虽然高校师生了解科研信息的途径很多，如阅读期刊文献、参加学术会议、听讲座报告等，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也可以在网上检索到最新的科研进展，但这样获得的科研信息更多地集中在其原有的知识领域内。这就如同旅游中使用GPS导航可以精准地导向目标，但是却减少了与计划之外的风景“不期而遇”的可能性。在科研空间充分进行科研信息展示的前提下，校园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就为师生们提供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其他学科科研信息的渠道。

（1）串联式的建筑空间可以增加师生与其他学科的接触

区别于大部分的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校园，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空间十分紧凑密集，几乎所有的科研建筑都被一条内走廊连在了一起。一百年前，工程师约翰·弗里曼（John R. Freeman）为麻省理工学院新校园建设提交的“7号”研究报告4奠定了麻省理工今天校园空间强调水平向联系的基础。弗里曼主张采用集中式布局，希望通过建筑空间的联系建立一种跨越学科的联系[17]。而且，通过一条内部走廊就可以去到各栋建筑的空间组织方式十分契合新英格兰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师生们每天穿行于这条长长的走廊时经常会路过其他学科的科研空间。其中，“无尽长廊”作为联系校园宿舍区和科研区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联系城市公交站和地铁站的重要通道，是校园中最为繁忙的走廊。每天有大量的老师学生从这里走过，走廊两侧玻璃墙后是不同学科的实验室、研讨室等科研空间，使师生在上下班途中可以看到这些实验室展示的丰富生动的科研信息，从而获得新启发、产生新想法，甚至酝酿出进一步的跨学科合作。著名数学家、“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是麻省理工学院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教授之一，他的同事曾回忆，维纳非常喜欢沿着主楼“无尽长廊”散步以寻找灵感。他四处游走，非常关心除了数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经常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聊天、交流。大部分师生都反映，这种特殊的校园空间是最适合学科交叉的科研环境，也直接影响了今天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创新能力。

左图：如今MIT科研区的建筑几乎都被内走廊连接到一起，形成体量十分庞大的建筑群

右图：1912年弗里曼为MIT设计的新校园方案

（2）单栋高层学术建筑的失败

出于用地紧张的压力，以及对所谓“标志性建筑”的愿景，很多大学都拥有一定的高层建筑，常常是科研大楼或创新中心。麻省理工学院也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栋由杰出校友贝聿铭先生设计的20层科研塔楼，但该楼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饱受批评。师生们抱怨他们每天乘电梯直接到达各自的楼层，失去了很多了解其他实验室研究进展的机会[18]。高层塔楼改变了麻省理工校园建筑一直强调水平向生长、相互联系的传统，使得最活跃的步行网络与主要的科研空间相分离。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麻省理工学院此后改变了科研空间扩建的方式，宁可选择牺牲空间品质在原有的院落里扩建占地更多的多层建筑也不选择单独建设高层科研建筑。

繁忙的“无尽长廊”与两侧的科研空间展示的生动信息

笔者所在大学也如大部分高校一样，其校园空间结构采用“因系设馆”的分散式布局模式，师生的日常上下班和上下课的路径要集中在室外道路上，通常不会进入其他学科的科研楼。调研中一位建筑学院的同学提出：“校内唯一了解其他学科情况的机会是在饭堂前的活动摊位。”

每一种空间结构与布局都会带来不同的活跃步行网络，如果这些最活跃的步行路径与各学科科研信息的展示是分离的，显然不利于培养和孕育跨学科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水平绵延的主楼与高层塔楼对促进跨学科交流效果的区别正在于其不同的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所带来的活跃的步行空间与科研空间重合程度的差异，前者是人流最密集的“无尽长廊”与大部分带有展示的科研空间相重叠，而后者人流最常经过的空间是电梯间，割裂了与主要的科研空间的视觉联系，大大降低了日常路径上遇到科研信息的可能性。

MIT校园里唯一一栋高层科研塔楼

4 走向孕育和促进跨学科交流的大学校园

知识经济与创新时代背景下，跨学科科研合作可以有力地提升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然而，我们今天的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中，不同的学科往往被布置在互相独立的建筑中，彼此分隔的物理空间成了不同学科、不同学院之间天然的屏障，师生在每天的日常活动中很少有机会了解到其他学科的人，也不会主动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虽然组织结构与环境空间都时刻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模式，但对于不同学科，也鲜少有机会认识的师生来说，即使相遇也基本不会进行与学术相关的交流，因此，在研究环境空间与创新关系时，仅仅关注不同的空间结构与布局所引发的人与人相遇的机会仍然是不足的。

创新思路的出现往往具有偶然性，是难以事先确定的，日常活动中“不期而遇”的科研信息交流往往更有可能唤起灵感。关注不同的校园空间结构与布局对师生日常行为路径与科研空间重合程度的不同影响，通过“人与科研信息”的相遇为彼此不熟悉的科研人员搭建跨越学科边界、跨越组织边界的交流互动的桥梁，正是激发和孕育新的跨学科合作开展的关键所在。

（图表来源：分别来自于参考文献[3]、参考文献[7]、参考文献[8]、参考文献[11]、作者拍摄，图7：参考文献[13]、注释3、'Study No. 7' p25. MC0051, Box 42c, MIT Archives、作者自制、参考文献[18]，表1：作者自制）

注释：

1  非语言传播符号包括六种形式：（1）身体动作或运动行为，诸如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和眼睛活动等；（2）语言（又称附属语言），即音质、语调、音量、音速和其他功能性发声；（3）环境空间，即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们对这种利用的感知；（4）嗔觉，即经由嗔觉渠道传递的信号；（5）触觉，即经由触觉渠道传递的信号；（6）衣服和化妆品等人工制品的利用及其感知。

2  “无尽长廊”是指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中一条连接东西校区的直走廊，因其促进了新知识和新想法的传播，启发了无限的创新探索，得名“无尽长廊”。

3  参见：M.I.T. Planning Office. M.I.T. Corridor Development Project Report. MIT Archives.

4  “7号”研究报告是工业工程师约翰·弗里曼为麻省理工新校园建设完成得非常详尽完整的校园总体规划方案报告，弗里曼在报告的开篇便指出效率才是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关键，围绕这一核心思想分别从平面布置、结构设计、设备、材料和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在报告中强调的集中高效的平面布局、平面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等依然是今天麻省理工校园建设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 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01）：58-60.

[2] 刘宇波，汤阳洋，邓巧明.欧美国家以科研创新为导向的空间量化研究回顾[J].当代建筑，2020（07 ）：43-47.

[3] ALLEN T J. 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R&D organisation[M]. Cambridge, MA: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7.

[4] ALLEN T, HENN G. The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of innova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5] DIZIKES P. The office next door[EB/OL].（2011-10-25）[2021-01-1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1/10/25/21338/the-office-next-door/.

[6] VAN DEN BULTE C, MOENAERT R K. The effects of R&D team co-location o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mong R&D, marketing, and manufacturing[J].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1-part-2): S1-S18.

[7] STRYKER J B, SANTORO M D, FARRIS G F. Creating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y: Designing the Physical Workplace to Promote High-tech Team Communic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1, 59(4): 609-620.

[8] HILLIER B, PENN A. Visible Colleges: Structure and Randomness in the Place of Discovery[J]. Science in Context, 1991, 4(01):23-50.

[9] PENN A, HILLIER B. The social potential of buildings: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innovativemillieu in scientific research laboratories[C]// Ministère de l'équipement du logement et des transports. Proceedings of Corporat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inistère de l'équipement du logement et des transports: Paris, 1992: 38-43.

[10] SAILER K, THOMAS M. Correspondence and Non-Correspondence: Using office accommodation to calculate an organisation's propensity for new ideas[C/OL].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2019.[2021-01-15]. http://www.12sssbeijing.com/proceedings/download.php?lang=cn&class1=165.

[11] ALONSO L, ZHANG Y R, Grignard A, et al. Cityscope: A Data-driven Interactive Simulation Tool for Urban Design[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systems.Use case volpe: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Systems  Cham: Springer, 2018: 253-261.

[12] LEVINGER G K, SNOEK J D. Attraction in Relationship: A New Look at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M].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2.

[13] 郑全全，俞国良. 人际关系心理学[M]. 第2版.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14] 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M]. 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5] 戈夫曼. 公共场所的行为: 聚会的社会组织[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6] 弗兰克·莫斯. 魔法师与他的学徒们[M]. 上海：中信出版社， 2016.

[17] 邓巧明，刘宇波，罗伯特·西姆哈.“7号”研究报告与百年MIT剑桥校区建设——工程师视角下高效率大学校园的规划与建设[J].建筑师，2019（3）：70-75.

[18] SIMHA O R. MIT Campus Planning, 1960-2000: An Annotated Chronology[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1年第2期  当代大学校园空间研究 邓巧明、刘宇波、纪绵《与科研信息偶遇的校园：浅谈规划设计如何促进大学校园中的跨学科交流合作》，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邓巧明，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宇波（通讯作者），男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纪绵，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78268，51978269）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019Z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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