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凌：跻身高收入国家进程中不能忽视财富积累效应

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意味着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意味着国民综合财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明水平、幸福指数、国际地位）位居世界前列，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与社会分配公平、国民教育与国民素质、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乃至社会清廉与政府效率、国家安全与国际影响力等综合因素。然而，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并非易事，不仅要努力探索和熟练驾驭经济增长规律，还要深刻理解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经验，寻找适宜的实现路径。

一、高收入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问题

跻身高收入国家不应囿于“收入”这一概念，更不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战略目标与狭义上的“较高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简单划等号。我们期待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一个综合性的高收入国家概念，既包括国土面积、资源等先天自然禀赋，又涉及人均收入、人民素质、制造能力、科技水平，乃至政府效率、国际影响力等后天因素。先天禀赋无法改变，那么民富国强的重点就落到提升这些后天能力。结合发达国家的共有特征，我们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较高的人均收入或者说人均GDP水平。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概念，也是高收入国家的核心。只有收入水平上去了，国家富强才有坚实基础，不富裕则很难强大。如何持续较快地实现经济增长仍将是今后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充分挖掘各项潜力空间，认清并利用好方方面面战略纵深带来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长远持续增长。

第二，人民整体素质。人民素质水平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人力资本是构成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体系，即使国家富裕了，也是难以持续的。但遗憾的是，由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并且回报难以定量衡量，因此在短期利益驱使下经常被忽视。提升人民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中国对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长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未来须着力改变。

第三，科技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在高收入国家中，区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重要的标准可能就是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卡塔尔、科威特等中东石油富国人均收入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它们只富不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并不具备较高的科技水平，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第四，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很多关于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都落到意识形态上，实际上这过于“钻牛角尖”。更务实的做法是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体系。换句话说，既然意识形态不能随意变换，那么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清廉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怎么样，政府清廉程度和行政效率是一个重要指标，事关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能力。

最后，国际影响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经济发展必须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实际上也不止经济方面，像政治、文化、军事等都需要建立起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为国家发展获取外部市场、资源以及政治外交环境等各方面的战略空间。美国之所以强大，其国际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较长时期，我们都需要在这方面下更多功夫。

从国际经验分析的角度，任何一项关于国家崛起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美国。自独立以来，它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以下几点则十分关键：

首先，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审慎的对外政策。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两次世界大战均未祸及其本土。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审慎的对外政策，一直避免同其它主要大国直接正面对抗。美国19世纪中叶就已成为地区大国，但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同列强的关系，特别是极力避免与英国正面冲突，直到一战后才乘机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审慎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经济发展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其次，始终引领科学技术创新。美国是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战场，在这期间，它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该地位。百年多来，美国先后引领了电力、化学、能源、通讯、原子能、航空航天、生物工程、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创新，在企业管理、金融创新等方面也处于领先位置。这是其崛起并辉煌至今的关键因素。而自由市场模式和高质量的教育则构成技术创新的关键。自由市场模式带来充分竞争，激发创新动力。而教育则通过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各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01—2014年，美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4.94%—5.77%之间，位于世界领先水平。

再次，虽然是自由市场体制的典范，但却从未抛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美国更像是一种“混合型经济体制”，美国政府每年都有巨额资金投向经济系统的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学科研究和技术研发支持等。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相互补充，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久发展。

最后，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强大的国家吸引力。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制度、经济、文化、语言等多方位的国家吸引力，其政治领域三权分立和经济领域自由竞争制度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世界的典范，文学、影视、音乐、体育、时尚等文化软实力十分强大，“美国梦”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全球各类人才。强大的国家吸引力增强了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拓展市场的能力。

再来看看日本：日本作为与中国文化相似的东亚国家，二战后通过一系列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经济学家多把美国的大力扶植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复兴的原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其自身也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战略举措：

首先，另辟蹊径，由国外引进带动自主创新，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与美国不同，几次科技革命都不是发端于日本，但它却能够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加以吸收和改良。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抓住机遇，制定“科技立国”战略，并走出了一条“引进-吸收-改进-创新”的特色道路。这是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生产率的关键。1956-1964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

其次，紧抓国际市场，推行“贸易立国”的经济战略。日本经济发展条件实际上不如中国，其国内资源贫乏，市场规模也较小。针对这样的缺陷，日本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战略，促进国际贸易并积极投资海外。该战略在日本战后复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再次，在适当的时间成功进行了经济转型。日本政府没有固守促成其早期高速发展的偏粗放的增长方式，适时实现了向市场主导和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最后，重视教育。日本是全世界最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之一。即使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61-1970年，教育经费增速也超过GDP增速。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前苏联:前苏联与中国拥有相似的社会制度，其兴衰路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前苏联官方统计，1951-1980年的30年时间里，经济平均增速超过8％，鼎盛时经济总量曾达到美国的约70%。应该说前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各项资源能够快速实现产出；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吸引力为苏联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很多盟友，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客观地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样的战略方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先进性。但到80年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计划经济的缺陷愈加凸显，最终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和苏联解体。

首先，严重忽视市场机制。由于整个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资源、经济管理都高度集中，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引导消费等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使得苏联始终停留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技术水平提升缓慢。苏联也曾尝试过进行一些体制改革，但收效甚微，而后期的改革又过于激进，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其次，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加上与美国军备竞赛，民用工业愈发薄弱，经济结构从失衡走向崩溃。

再次，苏联一直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使得民族矛盾激化，加上过于强硬、缺乏弹性的对外政策，其初期所拥有的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也不复存在。

近期西方学者对于印度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寄予了厚望。印度经济成败不好定义。一方面，它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学者都认为它未来能够与中国并驾齐驱；但另一方面，印度建国较新中国成立稍早，也没有经历大的战争和政治波动，发展至今日，人均GDP却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同时，印度经济发展还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作为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具有相似性的大国，印度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我们具有警示作用。

首先，中央政府过于弱势。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权力分散的国家，中央政府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推动作用，加之过早推行民主化政治，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得到快速解决，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缺乏执行能力，民间协调成本高，使得大规模投资难以实施。

其次，糟糕的周边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印度周边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与其有领土冲突。

再次，较弱的对外吸引力。印度社会给世人以“脏、乱、差”的印象，没有太多人愿意到印度留学和投资，这对于印度利用全球市场有着很深的负面影响。

最后，落后的教育。印度教育属于精英型教育，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达到26%（2011年），大学入学率不到20%（2013年），落后的教育制约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经济增长缺乏有力支撑。

大家更熟悉的是拉美国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难言成功的。拉美国家大多很早就实现了国家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均未祸及，同时这些国家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也比较合理，可就是在这样出色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其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错误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都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政府控制大量国有资产并直接参与各类产业的经营。到80年代后，拉美各国开始意识到需要提升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们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却过于猛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阿根廷，其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时阿根廷政府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行完全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排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短短几年里，将水、电、邮、运等公共基础设施都卖给国内外私人投资者。例如，1995年阿根廷前十大银行中本地银行有六家，现在只剩下一家。这种大刀阔斧卖掉国资并引入大量外资的方式让阿根廷吃尽苦头，公共外债以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到2001年攀升至GDP的40%以上，使得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其次，对外经济战略失误，并未能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目标是用本国工业产品生产替代进口。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高关税、进口配额、提高本国币值等保护手段，结果却导致了先进技术既不能引进又不能自主创新的局面，错过了全球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绝佳机会，产业未能实现升级，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再次，政局动荡不安。上世纪80年代后，阿根廷、巴西等国先后经历政局动荡，直到本世纪初，情况才有所好转。

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重视GDP的财富积累效应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用了二十多年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高于4085美元）。进入新世纪后，又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再上新台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低于全球1/10的自然资源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却提供了全球近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其中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供给量的1/2，是美国的8倍、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占世界总产量的1/2，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船舶、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回顾过去四十年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两次跨越，可以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增长呈现高速度，经济总量迅速扩张，GDP总量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GDP衡量的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产出总量，其高低固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产出水平，但经济学家不仅关心GDP的多少，更关心GDP的构成以及怎么分配和使用，尤其是作为“流量”的GDP能否转化为“存量”的财富积累，使国家“变得更富”。从财富积累的角度讲，高GDP当然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同样GDP由于分配结构和使用方式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积累效果，譬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例越大、消费中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等的比例越高，同样GDP下形成的财富积累就越快。尤其是最终消费总量里，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体育文化、甚至信息消费等所占比重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快，社会财富积累也会越快；相反，奢侈品消费比例偏高、公款吃喝的比例偏高，无助于长期财富积累。即便是资本形成，不同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式，其财富积累效应完全不同。中国过去不少地方热衷于大拆大建，修路建桥是GDP，破路拆桥也是GDP。虽然有着很大的当期产出，但是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看，贡献几乎为零。反观有些国家当期GDP水平并不高，但基础设施建成项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社会财富积累和社会福利改进具有很大贡献。据报道：我国房屋建筑平均寿命为25-30年；美国为74年；英国为132年。当然，还有更深远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成本问题。由于目前GDP核算中较少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但这些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以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GDP，综合来看对财富积累没有太大作用，长期来看甚至是财富净损耗。

因此，从广义、动态的财富积累角度来观察，GDP的质量十分重要，高质量GDP要重点关注价值链结构、资本形成、消费质量以及对能源环境的消耗。一方面，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布局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会直接影响GDP质量。中国多处于生产下游，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美国处于上游，借助其知识产权、技术和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例如苹果手机，虽然生产线在中国，但主要利润都体现在苹果公司。这必然影响到GDP的质量。观察中国和美国GDP的构成，不难发现美国在研发支出、知识产权等软实力方面的构成远远大于中国。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74%和2.11%。到底是“硬”的好些，还是“软”的好些，大家众说纷纭，例如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倾向于鼓励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而中国则选择结构转型，大力发展新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另一方面，评价经济增长既要看数量，更要看结构。1840年，清朝的GDP是英国的6倍，占世界的33％，而英国只占5％，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从当时中英两国GDP结构看，英国GDP结构中钢铁、机器制造不断增加，向西欧国家输出蒸汽机，各种技术装备，机器制造的棉纺织品。相比之下，中国GDP结构中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如棉布手工机械纺织），出口的是瓷器、丝绸、茶叶、桐油。目前，我国GDP在总量上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结构上不如日本，日本高新技术产值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很多工业品技术含量比中国高。根据美国《2018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尽管中国在许多技术密集制造业中已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国，但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地位仍未步入前列。同时，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仍依赖于低附加值的活动，譬如在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生产中，中国依赖于国外公司提供的半导体；在医药行业中，中国制药企业大多生产非专利药，而生产设施的建设则受欧美企业掌控。

深入分析发达国家财富积累经验，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财富积累有不同的重点。18世纪以前，人类生产财富的主要方式是农业。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使制造业迅速取代农业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信息时代，科技、创新成为新经济的代表。与此相适应，GDP的核算范围和方法也会与时俱进发生变化。最近的一次大的改变是2013年初美国经济分析局将研发投入和娱乐、文学、艺术产业的支出等原本纳入成本的部分，以及养老金赤字、住宅所有权转移成本等计入GDP核算范畴，由此美国2012年的GDP总量增加了3.6%（5598亿美元）。在美国GDP的新核算方法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统计数据，另一个类别将包括电影、长期电视节目、图书、录音等，此外，包括房屋交易时的多项税费和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赤字等也将并入计算，这些“无形资产”被纳入GDP以反映美国经济产出构成的不断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测算一个国家“软实力”投资的价值，符合当代世界经济由知识或创新主导增长的理念与实践，这是美国经济对创新价值的高度重视。美国经济分析局特别将这些“无形资产”称作“21世纪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知识产权产品的尊重与鼓励。美国将逐步完成经济形态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的全面转变，按照新的GDP统计方法计算，知识产权产品在GDP中的比重将高达40%，预计未来知识产权产品比重还将增加。中国的GDP核算中这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全面考虑，需要在方法上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竞争。

未来中国财富积累应重点关注生活环境的改善、高质量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软因素。例如农村基础设施（干净的水、方便的交通、舒适的房屋、丰富的娱乐选择、教育文化设施等），城镇生活设施（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水电气暖供应），社保水平的改善等，都是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教育消费，意在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德国、日本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而且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两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教育立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本国人力资本、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真正实现“民富国强”的捷径。结果，德国、日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迅速崛起，一举超越英、法、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世界列强。不仅如此，即便在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德、日两国依旧能够凭借悠久的教育传统和人力资本存量，取得了持久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并重新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从更广泛的视角审视，发展教育不但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具有显著的社会综合效应。随着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重视教育的国家在环境保护、法治观念、社会公德等诸多方面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极大地提升了软实力，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受收入水平、消费文化、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不仅消费率较低，而且消费层次更低，并同步伴随着畸形消费；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公款消费在财政支出和公司成本中的占比较高，不仅挤占了财政支出中本应该提供给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也带来了中国消费市场“未富先奢侈”的畸形发展，并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消费浪费虽然也可以拉动GDP，但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消费提升的人力资本。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界对劳动者素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公民群体也自发产生了丰富阅历、开阔视野、增强个人素养的深造需求，由此催生大量潜在的教育消费需求。教育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扩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附带的收费服务（如中小学的课外课程），而是面向有收入人群提供职业教育、文化和技能培训，引导主动消费，确保消费的质量和体验。引导教育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人群素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研发占GDP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财富的积累能力。多年来，虽然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但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并不低，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很高。近年来，中国已经认识到其中的意义与差距，正在奋力追赶。据初步统计，201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38.1%，年均增长11.4%；按汇率折算，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比2012年提高0.17个百分点，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水平的提高为科技创新实现“并跑”和“领跑”创造了有利条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逾1.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40.3%，年均增长11.9%；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为77.4%，比2012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150.9亿元。企业研发人员约为425万人，比2012年增长26.2%。截至2015年底，我国累计认定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为1187家，比2012年增加300家。截至2015年底，建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177个，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36.8%；建在企业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144个，占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41.6%。2015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资金总规模556.8亿元，比2012年增长92%；累计投资创业企业1233家，比2012年增加995家。

2015年11月10日，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该报告每五年发布一次，由教科文的国际专家小组编写，报告在大量数据基础上对全球科研与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并提出针对性建议。该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数据是：目前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占世界人口67%的其他地区仅占全球研发投资的23%。此外，目前全球约有780万科研人员，其中欧盟占比最多，达22%，其次是中国(19%)和美国(16.7%)。

中国研发支出的绝对值虽然高，人均却不高。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美国、中国、欧盟、日本的研发投资分别占全球的28%、20%、19%和10%。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欧盟的2.6倍、日本的10倍，所以人均研发支出只是美国的18%、欧盟的40%和日本的20%，有非常大的提高空间。此外，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刚刚超过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下10个科技产出最高的国家在2012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是：中国1.98%，美国2.79%，德国2.92%，日本3.39%(2011年)，英国1.72%，法国2.26%，加拿大1.73%，西班牙1.30%，瑞士3.41%，韩国4.04%(2011年)。韩国的比例最高，所以它在近40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从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国家一跃成为造船、汽车、手机、面板业的大国，值得我们学习。

三、养老金积累具有“富民强国”的战略意义

观察发现，养老金积累是国民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GDP大国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富国，甚至人均GDP也不代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一个国家要成为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不仅要看新增财富流量大小（GDP），还要看国民财富积累速度以及存量积累的规模。观察当今世界，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根本区别，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人均国民财富的差距。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比另一个家庭更富有，不仅看当期的货币收入，还要观察家庭财产积累水平；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更富有，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国民财富积累的途径很多，养老金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而且养老金积累的社会财富规模巨大。从发达国家实践来看，养老金积累的金融发展支撑与经济发展效应最为显著。

怎样评价一国养老水平？分析现实，决定一国养老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人均养老金积累水平，即人均养老财产准备水平；二是即期养老费用给付底线，即当前养老保障最低门槛；三是养老保障提升潜力，即养老金保值与增值、新增收入、未来预期收入增长趋势等，表明提升能力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分析，养老水平与养老财产积累有关。广义养老财产由三大支柱构成：一是公共养老金，即法定互助、财政预算的公共准备；二是个人养老账户，即个人与雇主依照法律强制积累、并由税收优惠引导的属于个人未来支配的养老准备；三是个人自愿准备，主要是中高收入人群为了保障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准而在就业期间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形成养老金准备。决定养老金良性循环与否基本因素：效率、效益、安全。之所以称之为基石，是因为三大支柱良性循环都有这些共同要求，而且缺一不可。

金融业具有满足养老金良性循环的天然条件：满足效率要求的金融业务逻辑、满足效益要求的金融业务逻辑、满足安全要求的金融业务逻辑。因此，在养老金融发展中必须重点关注三个主要关系。

一是信托关系与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成员供养的养老模式所占比重很小，主要依靠财产养老（包括公共养老财产积累和个人养老财产积累），养老财产的效率效益和安全性要求必然产生养老金融服务需求，而养老金融不同于其他金融服务，主要业务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信托关系之上，因而相关法律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是产品、技术创新与市场监管，主要是安全性关注驱使严格的市场监管，包括监管体制与监管规制怎样既能够满足安全性要求，又能够促进养老金融业务创新，这也是养老金融不同于其他金融服务之处。

三是养老金融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与税收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金融发展水平与成长速度对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至关重要，而加速发展养老金融业必须解决利益驱动问题，仅仅停留在理论、号召、向往层面是无济于事的。同时，国际上也提供了这样的经验，对于养老金融的利益主体、各类养老金融产品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引导养老金融业务健康快速发展，还可以增强体制的可持续性、增强国民财富积累能力、增强社会发展能力和社会稳定性。从养老资金属性看，居民和社会储备的养老基金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更加符合资本市场的资金需求偏好。在发达国家，养老基金往往成为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如美国养老金基金的规模较大，并对资本市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999年美国政府退休基金与私人养老金的金融资产总值达6919.6亿美元，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其占比超过商业银行。截至2013年9月末，该值高达16.1万亿美元，市场占比达20.5%。另外，寿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也来源于私人养老金计划。累计算来，养老基金的投资占到美国全部机构投资约50%左右。

四、黄金的财富积累观正在复苏

作为最古老的财富积累手段，黄金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变化的只是表现形式与市场重心。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黄金市场重心正逐步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 “一带一路”新兴经济体。这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一种长期趋势？

全球黄金市场逐渐活跃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各类市场主体纷纷认识到黄金价值所在，以黄金为载体的衍生工具不断丰富，黄金的货币属性正在逐步复苏。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细微但很重要的变化，影响着黄金市场。政治上，民粹主义抬头，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美国出现反移民、逆全球化呼声，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导致非美货币和黄金重新定价，黄金逐渐成为非美货币币值稳定器。尤其是危机后，全球央行成为黄金净买家，全球增量央行储备几乎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多国经验表明，外汇、黄金储备水平凸显对本币币值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性，近年发生本币崩盘和国内恶性通胀的国家，普遍不注重黄金、外汇储备。危机后，中国、俄罗斯等增持黄金储备，在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环境下，其币值相对坚挺。2016年，美元大幅走强，上述三个国家的货币跌幅均在10%以内，与巴西、阿根廷等国货币20%以上的跌幅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近二十年，珠宝首饰品贡献了全球黄金消费的大部分，占比始终高于70%，中国和印度是其中主力，民俗、婚嫁、馈赠等社会性目的支撑了这块需求持续增加；金融危机后，珠宝首饰品贡献快速下降至当前的40%左右，与此对应的是黄金ETF、金条、金币等需求增加很快，其中来自欧美国家的黄金ETF投资是一大亮点，这与黄金的金融属性复苏有着直接关联，是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投资行为。

美元和黄金都是重要的财富积累工具，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其实，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也开始逐步丧失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缺乏约束机制，美国滥用铸币权、过度举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其实体经济已不足以支撑美元所占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严重过剩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还通过逆差向国际输出大量美元，引发全球性通胀，威胁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和财富安全。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通胀导致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削弱不可避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通讯技术进步，出现了去中心化的P2P 通讯技术与区块链技术，比特币、莱特币、Ripple XRP等区块链货币纷纷出现，使得非国家化未来货币在技术上有了现实可行性，但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仍然前路漫漫。一是交易具有延时性。区块链记录在所有节点中，依托区块链货币的交易依赖系统中所有节点对交易的确认。如果要确保区块链货币支付交易的不可逆转，还需等待多个数据区块的确认，确认的区块越多，交易被篡改的可能性越低（比特币平均每十分钟产生一个区块，大额交易通常需要至少6个区块确认）。二是交易仍具有安全隐患。区块链货币依赖独立、对等的P2P 网络节点来保存所有的交易记录，从理论上来说，若有人能控制所有网络节点的半数以上，则可以修改现有区块链货币的交易记录，形成“51%攻击”问题。三是货币系统控制权非国家化。现行大多数区块链货币，货币的生产、转移支付，都由相互独立对等、去中心化的P2P 网络节点共同完成，没有一个明确的发行、结算、控制中心。四是区块链货币的铸币收益分配与主权信用货币体系有很大不同，主要被用来吸引、奖励本货币的早期应用和生产者，推广本货币的使用与交易，维持本货币运转的系统开销。随着这些技术障碍的不断攻克，可以预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受到更大的挑战。

非美元货币可能在国际储备、支付清算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非美元货币国际化不仅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等，还需要增强相应的物资保障，这种物资保障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国际公认的国际储备资产——黄金，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当货币危机发生时，人们更愿意接受具有实物价值的黄金。实践反复证明，黄金确实是国家金融安全、经济稳定的“压舱石”，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时，没有黄金支持的钞票很可能会变成废纸一堆，国家持有足够的黄金才能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要树立和强化“藏富于民”“藏金于民”的理念。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储备资产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受到广泛重视, 在增加国家储备黄金的同时，同步鼓励居民储藏黄金。“藏金于民”为国家实现黄金储备的合理增长提出新思路，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型储备模式。要引导居民由奢侈品消费向增加黄金储藏转变；引导国民、企业和社会机构广泛持有黄金，增强企业、居民应对外部经济金融冲击的能力。要合理利用国内金矿资源，根据储备量和消费量的需求适度开采，不可竭泽而渔；要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黄金价格走低的重要窗口期，增加实物黄金进口量，提高实物黄金在储备中的占比，同时将存放在境外的实物黄金储备逐步转移至境内，确保国家重要财力储备不因国别风险而流失。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编辑/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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