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分析哲学在两方面有明显发展:一是在五六十年代,早期逻辑分析被日常语言分析所替代,而是分析哲学在美国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以语用学为特征的意义理论。
后期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引用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一段话,并把这段话解释为奥古斯丁图画。奥古斯丁图画是对语言的一种狭隘见解,是禁锢思想的枷锁。他用“语言—游戏”说来反对这一点。
“直接指证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是用直接指示事物的方式来定义一个名称的方法。
按照传统形式逻辑,如果一些个体具有相同的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把这些个体事物归为一个“属”,如果一些属具有相同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一个“种”。维特根斯坦反对这种形式逻辑的认知方法,他认为应在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来把握事物间的类似关系,即“不要想,但要看”。
使用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语言,语言将会变成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如果任何规则都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把自己的行动解释为符合规则的,这样就没有规则可言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一悖论产生的根源是用解释代替了规则。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行为,人们不可能“私自”遵守规则。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解决和消除哲学问题为己任,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实际上没解决什么问题。哲学的困惑是一种瘤疾,在其他学科中,困惑可以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消除,但新知识不能帮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对理智进行蛊惑的战斗”,人们把这种哲学称为“治疗型的哲学”。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他开创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首先在英国流行开来,50年代,受这一哲学影响的英国哲学家分为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是威斯顿,他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他认为哲学是指引人们摆脱思想困惑,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而不是解释世界或自我的形而上学体系。
牛津学派更注重理论建树,影响更大。赖尔,奥斯丁,赛尔都属于牛津学派。
赖尔认为身心二元论是一个教条,它引发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笛卡尔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相信机械论,把人的身体也看做一架机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认为人不同于机器,人的心灵不同于身体。笛卡尔相信心灵也要服从于某种不同于机械因果律的因果律。赖尔认为因果律实际上属于物体的机械论范畴,身心二元论将本来不属于机械论范畴的心灵的概念放在这一范畴中。
赖尔认为心灵这个概念所指示的事实只与人的行为有关,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事情时所具有的能力、倾向与爱好。心灵的性质既然只与人的行为有关,当然也与身体和身体活动相关。心灵的性质表现为复杂的语言行为,并不一定是物理或生理活动。
奥斯丁主张对日常语言进行透彻的分析,对语言用法进行分类和归纳。奥斯丁把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发展为“说话就是做事”。语言是一种行为,语言本身包含着行为的力量,不同的说话方式有不同的力量。
斯特劳森对于牛津学派的贡献是,他既克服了全盘否定形而上学的倾向,又纠正了分析哲学家零星、琐碎的作风,他的思想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建立形而上学理论的方向。
斯特劳森认为,逻辑不是先验的,它与语言不可分割。在《真理》一书中,斯特劳森提出了执行式的真理论,他认为真理不是一种逻辑力量,当人们说某一句子是真时,他们在接受“同意”,“承认”,“担保”等行为。描述性的形而上学揭示我们的思维结构而不是修正我们的思维结构。斯特劳森把自然等同于实际立场,与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如出一辙。
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
二战后,分析主义与实用哲学合流,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
蒯因承袭的是早期分析主义哲学家,特别是罗素的逻辑主义思想,但不接受早期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
蒯因引用杜威的话说,“意义不是心理的存在,它主要是行为的特征”。他把实用主义、整体论和行为主义结合起来。蒯因给予意义以整体论的解释:场合句、固定句和恒久句组成一个语言系统,单个句子的意义由系统决定。
英美哲学界一直存在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戴维森提出的“异常一元论”是一种有调和倾向的物理主义。句子有意向句和非意向句的区分,但这两类句子的区分并无本体论意义。从本体论证上来说,只存在着物理事件和状态,心理事件和状态是在头脑中发生的极其复杂的物理事件和状态。在本体论上虽然不存在物理和心理的鸿沟,在语言上却存在着两种解释和预测的方式,一种是严格的决定论方式,适用于物理事件,另一类是大致的概括,意向句即属于这一类。
戴维森的“好意原则”肯定一切信念体系都是在自然进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原则。戴维森等人的学说通常被称为大众心理学,它与科学心理学不同,途径是通过合理但非科学的解释,把人的行为和意图理性化。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
分析哲学在“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持肯定态度的实在论,另一种是持存疑态度的彻底实证论。
反实在论者杜麦特通过对弗雷格的研究,阐发了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意义。
普特南原来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提出过关于指称的因果理论。这一理论用外物和名称的关系解释名称的意义。
罗蒂的后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的讨论越深入,哲学的范围也就越狭窄,哲学家过去是智者贤人,现在却像是律师。这种专业化倾向引起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家的不满。他们提出超越分析哲学,返回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新概念。罗蒂自称“新实用主义者”,他的学说也被称为“后分析哲学”。他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在欧美哲学界引起震动。
罗蒂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被“心灵是世界的镜子”这一比喻引入歧途,以认识为中心的哲学传统通过笛卡尔和康德的工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罗蒂问道:人类的知识为什么需要哲学作为基础呢?从实用主义观点看,知识的效用就是对其正确性的证明,然而,哲学家却以必然性、普遍性、客观性等作为知识的真理标准。
罗蒂否认这面镜子的存在。在罗蒂之前,分析哲学向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认识论传统提出挑战,并自诩为一场用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的革命运动。但在罗蒂眼里,这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分析哲学一开始就没有摆脱笛卡尔—康德模式,只不过用语言分析方法代替了认识论的分析方法。
罗蒂称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三人是“把我们引入哲学革命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发现了哲学的主题是人的语言、存在和行为,而不是认识论。欧洲大陆的文化哲学兴盛,一方面显示出作为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哲学正在消亡,另一方面也揭示哲学正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融合中获得新生。新哲学不是体系性哲学,而是启发性哲学。罗蒂把启发性哲学等同于解释学,它的作用好似诗,具有创造和欣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