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学西方哲学的人看起来,德国哲学或德语哲学至少占了近现代哲学的一半。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直到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家都被认作是头等重要的哲学家。我们缩小范围,只讲古典时期,从康德到黑格尔。即使如此,题目还是太大,尤其是太深。所以我想还是讲些一般性的,讲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
德国的第一个重要的哲学是莱布尼兹(1646-1716)。他是德国人,也是哲学家,叫他“德国哲学家”当然错不了,不过应当说,莱布尼茨属于欧洲而不是属于德国。实际上他的大部分著作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发表的。当时欧洲的格局就是这样的,民族还没有费希特后来强调的那种强烈意义。各国王室之间的联姻,各国贵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各国文人之间的联系,多于一片国土之内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新教和天主教斗争,往往比国家间的斗争更重要。莱布尼兹属于欧洲,还因为他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莱布尼兹成长时,德国没有什么哲学,那时的文明地带主要在法国、英国以及荷兰。当然再早是在意大利。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是几百个小公国,都住了些农民,科学不发达,文化也很落后。莱布尼兹本人虽然在德国大学受的教育,拿的博士,但25岁时就来到巴黎,并曾访问英国和荷兰,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重要人物,如哲学家Malebranche,神学家Arnauld,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还有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世所知的成就,差不多都是他在西欧的时候做出来的,他发明了一种计算器,比帕斯卡尔所发明的更进一步,能作开方,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微积分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回国后,他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是用法文和拉丁文写的,因为当时德国人没文化,高深的哲学和科学没什么人读,读者都在西欧呢。不过,莱布尼兹当时对欧洲的影响也很有限。当时,整个德国文化就没有什么影响,当时英法和德国间有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文化是从西往东流,从英法往德国流,不会有英法人到德国去寻找学问。莱布尼兹和牛顿晚年时为了微积分的发明权打了一场臭名昭著的官司,后人经过细密的考证,确认他们是各自发明各自的。而且莱布尼兹设计的符号比较好,我们现在使用的微积分符号基本上是从莱布尼兹这一路传下来的。可是当时人们觉得在德国这个地方,怎么能有人来和牛顿争呢?于是都对莱布尼兹印象很坏,乃至后来他的恩主汉诺威的Brunswick公爵到英国去当国王乔治一世,却没有带着他去,怕英国人反感。莱布尼兹当时在汉诺威当图书馆馆长,知识广博思想深刻成就巨大,但当时对世界上影响不大。当然后世的看法不同了,我们现在都知道莱布尼兹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莱布尼兹之后,有一个沃尔夫学派,沃尔夫比莱布尼兹小30岁,自认莱布尼兹为老师,这个由他创造的沃尔夫学派被认为是一个折衷主义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把莱布尼兹的哲学变成了一种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体系,统治德国一直统治到康德出现。在沃尔夫学派统治德国的几十年中,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思想家出现。
下面这一段德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我想用歌德的两个年代来标识。一是歌德21岁的时候,1770年的狂飙突进运动,另一个是歌德去世的年代,1832年。这六十年是德国文化的全盛期。
Der Sturm und Drang是德国的一个重大的文化运动,主要的参与者有歌德、赫尔德尔、克令格尔、楞茨这样一大批人,其中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仍然人人都知道的,肯定是歌德和赫尔德尔。狂飚突进主要是个文学运动,不是今天要讲的内容,我只想讲一讲到1770年时德国的文化状况就是什么样的。从莱布尼兹传下来,德国文化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人物,但有两个人肯定要除外,一个是莱辛,一个是康德。康德那一年46岁,但还是一个远居边陲不为人知的教授,还要等11年才写成并发表他的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70年以前这一段,莱辛是德国文坛中唯一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年他41岁,已经发表了《寓言》、《拉奥孔》、《汉堡剧评》、《军人之福》,马上要发表《迦绿蒂》和《智者纳旦》。莱辛对狂飙突进运动影响甚深,但自己已经不是狂飙突进的年龄了。这个运动是由一些很年轻的人折腾起来的。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赫尔德尔,那年才26岁。歌德那一年是21岁。赫尔德尔的《论语言的体系》,歌德的《冯.伯利欣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是紧接者1770年写成的。
不过我挑选1770年作为一个标志,不只因为这一年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这实在是德国文化史上一个奇特的年头。贝多芬、黑格尔、荷尔德林都出生在这一年,他们三个,在很多眼里,一个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是重要的哲学家,一个是最出色的诗人。拿破仑是在头一年出生的,不消说,那也是个顶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个人。拿破仑本人和整个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古典时期的思想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还可以提到好多名字,费希特、洪堡特、大小史雷格尔、诺瓦利斯、谢林,这些也都是世界历史人物,也都是在1770年前后出生的。从1770年到歌德谢世的1832年,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文化场,造就了文学、哲学、音乐等诸方面的全盛期。
歌德
我选了歌德一生中的两个年头来作标志,这当然因为歌德是那个时代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那个时代,老天爷真的不拘一格降天才,世界文明史上少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些研读世界文明史的人,说起这样的时代,禁不住砰砰然而向往之,这和我们这种时代出几个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完全是两个世界。当然,认真说,这些人物不是碰巧先后出生,他们互相结识,互相影响,合作、争论、冲突。而在那个一个个天才横空出世的年代里,歌德仍然是领袖群伦的人物。莫扎特比歌德小7岁,歌德少年时候曾出席神童莫扎特的演奏会。歌德和席勒的关系格外密切。贝多芬曾是歌德的崇拜者,后来又和歌德闹翻。黑格尔奉歌德为德国的精神之父。歌德曾夸奖过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叔本华十分感激,因为当时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个后生。海涅成名后曾拜会歌德,把他看作奥林匹克山上的神明。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曾有记载。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曾与歌德有亲身交往。特别值得一谈的是歌德与席勒。两个人有深厚的友谊,有过十年之久的合作,但也有疏远的时候,内心的不快。席勒比歌德小十岁,他当时在德国诗坛的地位也很高。歌德虽然是文化界的主导人物,但他的性格非常平衡,对于很多热情洋溢的青年人来说,平衡得太极端了。席勒呢,理想主义色彩浓重得多,有不少年轻人特别推崇席勒,多多少少也是以此对抗歌德。
我们再来看看1832年歌德去世的时候,那时康德和席勒已经去世近30年了,贝多芬和黑格尔也已去世,施莱尔马赫,还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造者,在此后两二三年后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叔本华虽然正在盛年(44岁),但默默无闻,要等到另一个时代来欣赏他的见解。我们再看看新生的一代,歌德去世时,马克思已经是个能读书,在思考的小伙子了,尼采还没出生。这两个人对本世纪思想的影响极大,但他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古典全盛时期就是歌德所代表的那个时期,《浮士德》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集大成者。大约随着歌德去世,这个时代结束了。
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年代大致也就是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全盛时期。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在1781,它标志着德国哲学的开始。在那之前有莱布尼兹,我上面说了,莱布尼兹更多是属于欧洲的,而不是属于德国的。除了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哲学,对德国思想发生较大影响的另外一支哲学是斯宾诺莎的思想。斯宾诺莎主义在德国的影响特别重,比笛卡尔重得多,赫尔德尔、歌德、费希特都曾信奉斯宾诺莎主义。它总体上也是一个唯理主义体系,但其中有一种近乎宿命的崇高精神特别能打动德国人的感受方式。
总而言之,这种思想传到了德国,康德大吃一惊。他自己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了。和休谟那些奇思怪想相比,沃尔夫哲学真可谓死气沉沉。上边有个上帝,下边有个世界,上帝和世界都很有条理,于是人也要多讲理性,多守道德。就是教科书那一套。就像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那样,唯物唯心两大阵营,辩证法三大规律,毫无生气。相比之下,休谟他们的思想颇有点“后现代”气息——你们想想:物质也没了,心灵也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康德是在沃尔夫传统里长大的,可以设想休谟那一路的思想对他的震动。
康德
康德很受震动。但他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他接过了休谟的挑战,年复一年思考、工作,直到他将近60岁的时候,才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他又作了很大的修改,好几年后又出了一个改动很大的第二版。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康德是这样解决休谟难题的:现象内容本身,的确像休谟说的那样,没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然而,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从来都是已经具有形式的现象,这些形式包括空间、时间、因果必然性等等。这些形式是属于主体的。法则不是自然加于理性的,而是理性加于自然的,这就把常识性的看法倒转过来了,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样,因此,康德自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体系的确既恢弘又精细,不过他也遗留下了重大的困难。一个困难是,尚不具有形式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康德叫它“物自身”,按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物自身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既然我们对物自身一无所知,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它的存在呢?后世的新康德学派主要从这个困难入手尝试发展康德哲学。另一个困难是,认知形式属于主体,那么是属于你的主体还是我的主体?费希特和谢林主要是沿这条线路来发展康德思想的,在他们那里,小我和大我这些“自我”概念成为思辩的首要课题。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已是狂飙突进运动后的十年以后,德国在文学和一般性的思想上都有了相当的建树,虽然一时还说不上有世界性的影响,但是它自己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气候,然而,这时还没有出现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纯粹理性批判》很艰深,一开始没什么人读得很明白,但几年以后,康德的思想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重视,特别是受到了席勒的推崇。对抽象的思想,席勒比歌德的兴趣要浓重得多。歌德对德国思辩哲学,特别是后来黑格尔的哲学,一直不大欣赏。歌德虽是说德语的巨人,但他的性格和典型的德意志性格不大一样,德意志那种对绝对的崇敬,那种求深到了有点阴沉的程度,在歌德身上体现得不多。席勒与歌德相反,他喜欢读哲学,自己也写过哲学。康德被整个德国文化界阅读、思考,有席勒的一份影响。
所以,德国的启蒙运动,和从前英法的启蒙运动不完全一样。首先在气氛上,它不象英法启蒙运动那么乐观,它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自身反省。这种反省精神既使得德国哲学特别深刻,也使得德国哲学有几分沉重。而且,理性一旦开始了自我批判,我们就不能保证它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那时候,人们虽然用理性来批判一切,但理性并非只被设想成一种工具,实际上,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所以,即使用理性来批判自身,人们在精神上仍是有依托的。等到理性不再是一种精神力量而只是一种批判工具,反省和自我批判就不一定带来不断更新的健康,结果倒可能是瓦解。不过这是后话,恐怕是德国古典哲学始料不及的。
我再讲第二个方面的转变,即科学的发展。到了德国古典时期,各行各业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突飞猛进。1809年洪堡特创立了柏林大学,改变了传统德国大学的保守作法,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学科和研究方法。有点像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对课程等等的改变。德国的科学研究可说是后生可畏,本来大大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几十年后就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却一开始出就对科学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和理性的自我批评有关,但此外和德国人的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有机主义也有关系。科学把生活中的事物和我们的心灵隔开,把它变成赤裸裸的物质,然后再分解成为质量、力、空间等一些数量加以计算。这让德国的思想家感到忧虑。我记得歌德和席勒本来关系不大融洽,他们成为亲密友人的机缘是一个科学会议,散会时在门口见到了,歌德话在嘴边,立刻对席勒讲起了他对科学的担忧,批评自然科学正把自然象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席勒积极地响应歌德的批评,两个人就在街上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谈得很投机很忘我,从前暗中的隔阂一下子消失了。歌德本人酷爱科学研究,甚至做出了一点成绩。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对科学还有更进一步的抨击。对于自然科学的警惕,在德国哲学中一路都可以看到,一直到后来的海德格尔这些人,英法在这个方面,至少在那个年代,不是很明显。
就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变化。十七世纪时或者再早一点,哲学家和科学家基本不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家或数学家。读到笛卡尔他们关于真空和媒质的旋涡运动的争论,或牛顿和莱布尼兹关于极限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科学和思辩还不能完全分开,和常识性的思考或谓“自然理解”还连在一起。例如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多半以为它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其实在莱布尼兹那里,他同时是要解决物理宇宙理论的一些根本难题,例如,运动停止时动量哪里去了?你不能说动量消失了,因为这样就失去了连续性。那时候的科学讨论和自然理解没有完全分开,经常会使用“自然是连续的”(“自然无飞跃”)、“自然害怕真空”这样的命题来进行推理。微积分两三年时间就发明出来了,但微积分所依赖的无限概念有没有合法性,却讨论了两百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科学是有效的,那么它就是对的。这个想法是后世发展出来的,人们最初一直指望科学的进展能获得自然理性的支持。现在,自然科学和自然理解可以说完全脱离开了。只要这个东西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可以预测出来,它就是合法的,至于我们能不能理解大爆炸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至于四维空间的旅行是不是可以理解,都已经不是问题了。自然科学完全专业化了,我们普通人不再努力物质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只等着科学技术为我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来就好了。这是本世纪的情况,但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康德对自然科学还有过贡献,他提出星云假说,比拉普拉斯还早,不过他那个假说主要靠思辩,没多少科学证据。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就纯是哲学了,没谁会在其中挖掘自然科学的内容。马克思还有个早年数学手稿,当然对数学毫无贡献,但那个时候哲学家还有那么一点野心去设想通过思辩推进科学,因为他们之前的一两个世纪的确曾经是行得通的。到了我们今天,疯子才会设想通过思辩来从事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你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实验和大量的计算才能提出和证明一种理论,科学已完全成为专家的工作,并且不是一个专家的工作而是一个专家集体的工作。与此相反,哲学思辩仍然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和哲学彻底分离,这个对哲学的影响非常大。夸张言之,从前哲学通过真理确定意义,今天哲学直接追问什么是意义,真理被降了一格,因为我们首先要问真理的意义是什么。
哲学转变的第三个方面是专业化。这跟上面讲的一条直接连着。自然科学专门化了,哲学也不得不专门化。尤其突出的是,哲学变成了一些教授的职业,这之前不是这样的,培根是个官员,笛卡尔的外部生活像个八旗子弟,当过小军官,要么就闲住在公寓里,斯宾诺莎磨镜片为生,莱布尼兹当图书馆馆长,总之,没有谁是教授。而且在他们都从事科学和数学研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那些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同时是诗人、历史学家、法学家。那时候,即使我们不说哲学是种副业,但是绝对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专业。到了德国,康德已经是个教授,后来所有这些人都是教授,包括特别讨厌教授的像叔本华、尼采,自己仍然短期长期地当过教授。这个职业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各行各业都在职业化。刚才讲到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哲学的专业化是与之相应的。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候,你已经不能说你是个哲学教授了,只能说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而且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还太宽,你可能专攻解释学这一支,专“搞“海德格尔,等等。
早先,学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学,一个是王公贵族的宫廷。但好的学问主要是在宫廷里而不是大学里。文化集中在宫廷里,文人墨客、音乐家、雕塑家、画家都是王公贵族养的,老百姓谁花得起钱请你画“蓬巴尔杜夫人像”?大学里教的多是因循守旧的学问,先进的思想,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稀奇古怪的想法,甚至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的构思,往往先在宫廷人物的圈子议论、流传,这些还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思想要是拿到大学里教,就成了毒化青少年的自由化了。哲学也是这样,象笛卡尔、莱布尼兹的那些文著,好多就是写给王公贵族特别是写给贵族夫人的,或者由他们资助出版。单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况到了德国就完全变了,最优秀的哲学跑到大学里去了。其间原因很多,只提一条:从表面上看,德国哲学不像从前的哲学那样带有前瞻性,革命性,德国哲学看上去是挺保守的,不像是在闹精神污染。德国古典时期对大学教育的讨论非常之多,形成了一种大学的自我主张,把学问、精神放到大学里,保持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校长立北大的学说就是从洪堡特当时的主张来的。当然,欧洲的大学对社会都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过,由于德国的民间社会和宫廷比起英法等国都落后闭塞得多,德国大学的独立性就格外重要,也格外显眼。
哲学成了学院里的工作,产生了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从正面去看,也可以从负面去看。这个特点就是,德国的哲学特别深奥。这可能和德语有点关系,但主要和哲学的学院化有关系。深奥的东西需要在学院里学。黑格尔和胡塞尔的文本,你要读懂文本就得五年,一个年轻人必须在学院里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才能设想去读这样深奥的东西。宫廷式的深刻不能是这样子的,那些贵夫人倒是有相当的学养,但她们可没耐心一口气听你讲什么原理讲上三年、五年。德国哲学敞开了一个更深刻的世界,但反过来,它的直接的力量确实就少了,不但比不了苏格拉底和斯多哥学派,而且也不能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斯宾诺莎比。而且,那个深奥晦涩的哲学世界和通常的生活世界是怎样联系的?有人把尼采说成纳粹主义的来源。其实尼采本人不大喜欢德国,这在德国思想家里是很少有的;他也不反犹,他的权力意志和通常的权力欲也差得很远,但把他和纳粹思想连在一起不算全错。这还只讲思想联系,像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就涉及到本人的经历,他事实上和纳粹有点牵连,这毫无疑问,史实俱在;但这里要问的是他的思想和纳粹主义有没有牵连,若说有,对海德格尔当然不利,但是说没有,也不好——你的思想和你生活中的重大抉择都没关系,那它还和什么有关系?人们有时说,学者坐在书斋里,冷眼旁观外部的世界,会看得比较公平,其实,坐惯了书斋的人,平常不在社会里的人,包括你们大学生,一旦投入政治生活,特别容易激进。倒是那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碰到大事件,态度往往比较温和,因为他从实际生活经历中知道,生活是混杂多端的。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提德国哲学里的民族主义。开始我们讲到莱布尼兹的时候,我介绍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文化格局,那时候哲学是文化人之间的事,不是民族的事。可在德国启蒙运动之初,莱辛等人就已经开始张扬一种叫德意志精神的东西,当时主要表现为向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挑战,反对拉辛、高乃依的形式主义,推崇莎士比亚的实质性——莱辛、赫尔德尔、歌德这些人看来,法国文明有点过度成熟了,德国是初起的文明,形式上不那么完善,但有实质的力量,所以他们越过法国去和莎士比亚套近乎。不过,那时候的气氛,是民族精神的觉醒,不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歌德推崇世界主义,康德也是这样。到了费希特那里,哲学才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这条线一直传到海德格尔那里。德国和英国、法国是具有同样实力的民族,但是在历史上阴差阳错,它总是落在英法后面,这造成了德国人心理上的一个情结,一个complex,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和这个情结有关。中国人的自我期许和实际上的国际地位相差也很多,也有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