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批判”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因为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清理工作而享有崇高的哲学地位。与康德的“三大批判”遥相呼应，现代西方哲学实际上也因为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三大批判”而引人注目。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富于批判性的现代哲学家在每个环节上都向传统哲学提出了根本挑战，从而走上了对实体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三大批判”。

一、实体主义之批判

从本体论上看，西方古典哲学是一种实体主义。古典哲学起初立足于自然世界的“水”、“火”、“气”等寻找万物的始基，继而发展到力图研究一切存在的起源以及最终基础，即力求寻求一种绝对不变的能决定一切而又不为一切所决定的绝对实体，并把这种绝对实体理解为最根本、最终极的存在，理解为绝对超验物。高于现象而永恒在场的实体是最高的真善美。传统哲学一直津津乐道的就是这超时空的绝对实体。在泰勒斯那里，实体就是“水”；在柏拉图那里，实体就是绝对理念；在中世纪，上帝成为实体；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就是实体。从柏拉图开始的实体主义是贯穿西方哲学整个发展过程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西方哲学。西方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可以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现象世界只是一个幻灭无常的虚假的表象世界，本质世界才是最高的客体范畴，本质世界高于现象世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这本质世界当成是真实的实体世界加以追问。

在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给实体主义的打击最为有力。哲学是存在论，但问题不在于哲学是否研究存在，而在于怎样研究存在。尽管自巴门尼德以来，“存在”已经被确认为最高的和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但“存在”从来不是作为“显现”、’出场”，而是当作“存在者”、“对象”。如亚里斯多德就把“存在之存在”作为“对象”进行把握。因此，传统哲学即使经常谈论存在，但它只是把存在当作存在者（Seinde）来想象，始终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上，始终不是超物理学而恰是广义的物理学，不仅不曾触及存在问题本身，相反使存在问题的遗忘不断加深。海德格尔说：“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解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在海德格尔看来， 传统哲学无论是把存在领会为理式还是绝对理念，都是把存在客观化、实在化，必然导致存在（Sein）的遗忘或存在问题的耽搁，并使哲学走向实体主义。而实体主义从存在者出发并始终依存在者制订方向、理解存在，实际上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完全把存在与存在者混同了。海德格尔把实体主义对存在的遗忘，归缘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区别的遗忘。于是，现代西方哲学超越实体主义的工作极大地被海德格尔所作的存在和存在者的著名区分所彰显。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有根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论差别”。海德格尔强调，必须区分“存在的事实”和“存在论的存在”，必须超越存在者而达到存在的深度。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但存在并不是从一切存在者那里抽象出来的普遍本质，不是什么实体性的“东西”，而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存在者得以可能的条件。哲学不研究“是什么”而研究“何以是”。“是什么”就是追问存在的属性，是科学要回答的；“何以是”就是追究存在如何“显示”、“展示”，领悟存在的真理和意义，才是哲学要回答的。实体主义混淆“何以是”与“是什么”，必然使内有领悟变成外在规定，使我们的思想远离源初的轨道而走上一条难以回归的歧路，从而忘却人的存在，成了“无根的本体论”。基于此，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问题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建立起“有根的本体论”，这个根就是作为此在（Dasein）的人。所谓实体世界乃是由于人的此在而被揭示、照亮。此在是世界万物展露自己的场所。海德格尔指出：在没有什么Dasein之前，就没有真理；在Dasein不再存在之后，也将没有什么真理。这样，海德格尔便通过对“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的现象学分析，把人们从实体主义的迷梦中召唤醒来，从而点亮了那蔽而不明的存在之光，使存在的意义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使存在之思占据了自己全部哲学的重心。

现代哲学不关心所谓实体世界本身的含义，只关心人自身的含义，努力在实体世界之外发现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向生活世界回归”的潮流。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在反省欧洲文明的现实处境时断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危机来自欧洲文化危机。正是欧洲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据主流的实体主义遗忘了价值意义，扼杀了人文精神。他认为要用生命意识来超越实体世界，把实体世界“悬搁起来”并“加上括号”，让“人文世界”，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来完成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和对价值世界、意义世界的占有，挽救文化危机。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卡西尔的“符号世界”就超越实体世界而言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都反对实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认为生命才是哲学的唯一对象，生命的背后没有物自体也没有理念实体。

现代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尽管在哲学观点上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具有同样的超越实体主义的愿望。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要求终结实体主义哲学的“急先锋”，它们几乎把“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最响亮的哲学口号。孔德实证哲学把人类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话阶段即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即抽象阶段；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他认为实证哲学才是人类智力达到的最高阶段，形而上学只是从神学过渡到实证哲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和意义。斯宾塞实证哲学也认为，哲学和科学一样应该研究有限的东西，所谓终极原因、绝对知识和抽象本质，不是哲学和科学研究的问题，也是哲学和科学无法回答的。马赫主义为了反对形而上学，提出“感觉要素论”，认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我们来说，世界并不是由一些神秘的实体构成的，并不是这些神秘的实体与另外一种同样神秘的实体‘我’的交互作用产生出唯一可以达到的‘感觉’。”（注：《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3页。）逻辑实证主义也表达了要求冲破实体主义的呼声。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非科学的，没有实际内容，经不起逻辑分析，因此应该从哲学中排除出去。把哲学中关于非科学的部分清除出去，剩下的就是唯一科学的逻辑部分，这样，一切哲学问题就成了科学的逻辑分析问题，哲学就成了科学逻辑。现代英美哲学拒斥实体主义的一个关键之点在于，认为只有经验事实才是最实在的东西，不存在现象之外或超现象的东西，而实体主义追求的却是超经验的抽象本质。

传统哲学以实体作为价值表格上的最高理想，而现代哲学对实体概念的质疑，显然是对传统哲学价值根源的根本否定，表明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势不两立。在现代哲学看来，实体世界不过是传统哲学家编造出来的神话。所以，现代哲学提出了“哲学终结”的惊世之论。哲学终结不是要埋葬哲学，只是要走出实体主义的牢笼，终结传统形而上学，而重新为形而上学奠基或重建哲学的辉煌。哲学终结在罗蒂那里，只是意味阻止哲学走上实体哲学的大道；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是意味“存在之思”的开始。

二、理性主义之批判

传统哲学从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必然走向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因为，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主张正是实体主义达到超验的实体的理论依据，对人类理性的最高信仰正是实体主义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现代哲学超越实体主义必然同时超越理性主义。超越实体主义就是超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而超越理性主义就是超越传统哲学的认识论。

理性崇拜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性完全从无意识的原始水准超拔出来，乃是希腊人的成就。”（注：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文艺复兴旨在复兴希腊文化，反对信仰主义，走向了对理性的强调。理性在构成科学知识中的强大功能，坚定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信念。启蒙思想家把理性树立为最高权威，一切都得向理性看齐，在理性的审判台上接受检查，理性充当了解答一切问题的最终标尺和模式，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18世纪是理性以自已的结论绝对正确、普遍适用自居的时代。不仅唯理论者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中建造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理性灵塔，而且经验论者如洛克的理性色彩也十分浓重，以至克罗齐说：“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笛卡尔一样，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注：克罗齐：《美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凭借理性认识能力，透过变化不定的经验现象，获得普遍必然的关于最高的本体的知识体系——这构成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主题。传统哲学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理性，人被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硬壳之中，仅被设想为一个认知主体，仿佛人的唯一使命就是认识世界，认识是第一性的，人首先是认识着的人，然后才有意志、情感。

20世纪是一个全面反理性的世纪。如果说，存在主义彰显了实体主义的纰漏，那么意志哲学率先在现代宣告了理性主义危机的到来，开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叔本华认为，理性主义者把认识和意志的实际关系完全颠倒了，人是根据自己的欲求和意志来认识事物的，先有欲求后才去认识。他第一次大胆地说出了人的意志、欲望才构成人的本质。他说：“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1页。）尼采指出，知识不是人的最高目标，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必然消解掉人的生命意志，然而正是生命意志才是人的本质，正是超越理性之上的酒神精神才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

此后的现代哲学更为尖锐地向理性合法性提出怀疑，认为理性本质不足以成为一种哲学中通行无阻的硬通货。理性的特点在于寻求包罗万象的普遍图式，并把个别的东西归于一般且从一般的规则推演出来。理性哲学认为，普遍性、同一性高于特殊性、多样性，并主张以普遍性压制特殊性、以同一性牺牲多样性。结果，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的普遍性减少了压在西方人身上的沉重负担，成了对人的独特性的巨大威胁。现代哲学家如拉康以“主人话语”揭露了这种哲学的压迫性、专制性。基尔凯郭尔针对黑格尔的普遍主义观点，提出“特殊性高于普遍性”的论断。萨特认为，绝对理性吞噬了孤独的个体，人成了“理性的狡计”的玩偶，理性的最大原罪在于败坏人的本能、情感。存在主义强调人不应该是绝对理性的环节，并直接探讨了个人的存在及其本质。霍克海默揭示了启蒙理性的极权主义本质。阿多诺把启蒙运动的理性称为“同一性逻辑”，认为哲学应从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中解放出来。尼采寄希望于艺术挺身而出来捍卫人的个性，抵抗逻辑对人生的压迫。罗蒂质疑理性主义的统一观念，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无主导性的“后哲学文化”。埃伦费尔德呼吁理性应该加强与情感的合作，反对了“人道主义的僭妄”。叔本华、尼彩对理性主义的有力震撼引起的现代心灵的无尽共鸣，标志情感的黎明时刻的到来和理性万能时代的终结。

现代哲学宣告了理性的苍白和破产，也宣告了理性万能是18世纪没有根据的臆造。现代哲学指出，理性主义强调认知理性的功用效能，是一种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异化了的客观力量，必窒息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没有立足之地。理性主义把人的精神和灵魂从哲学中驱赶了出来，使人类不能成为精神的主人，丧失自我生存的内在根基，沦为无根的精神飘泊者。理性主义把人还原为没有精神的客观物质，人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失去生命的乐趣和自由而单面化。现代哲学把人的价值和命运以十分尖锐的形式突现出来。面对人类的悲凉处境，法伊尔阿本德说：“不频频弃置理性，就不会进步。”（注：法伊阿尔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基尔凯郭尔批评理性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哲学”，它只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的本原及其认识问题，根本忽视了人的存在这一基本前提，要求把哲学的目光回转到了人的生存、人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以“此在”取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认为Desein是最原初的、最根本的，是一切知识的根据。韦伯把理性区分为用途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反击了启蒙运动的用途合理性对自由民主与人的生存的威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之中是造成单面文化、单面社会、单面人的思想根源，必须以价值合理性取用途合理性而代之。马尔库塞寄希望于用“审美之维”取代“理性之维”，来表达人性的崭新层面，为新的感性的到来开启新的亮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更为广大且更为根本的“无意识”世界，从而动摇了理性主义的根基。在柏格森那里，理性主义的批判和直觉主义的申扬是同步的，柏格森是一个直言不讳的非理性主义者，他否认理性的绝对权威，认为生命是生生不息的绵延过程，只有直觉才享有进入这高贵的生命大厦的特权。

如果说实体主义导致了哲学的终结，那么理性主义导致了“主体性的黄昏”。现代哲学中，主体概念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尼采的人生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都从各自的角度消解着主体，经过胡塞尔、萨特、庞蒂之后，主体观念便愈来愈失去统摄力量。福柯将尼采的“上帝之死”发展的“人之死”，并不是要否定人的存在及其价值，而恰是要重振人的雄风，挽救人性的危机。“人之死”象征理性文化的腐朽和生命意志的创生。“人之死”只是否定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宣告至高无上的、先验的、超历史的主体的死亡，让人成为活生生的新感性的人。这就是罗蒂所说的：“借助异常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5页。）

三、科学主义之批判

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是一体化的。恩格斯说过，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丹皮尔也说，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自然科学原则明显地支配着希腊哲学及其所有分支，古希腊哲学乃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科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近代哲学是一个自然科学“不断地获得日益迅速的成功”（恩格斯语）的时期。以数学为基础的牛顿力学成了科学的典范和知识的榜样。卡西尔指出：“在近代的开端，知识的理想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析、力学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当得上‘严格的科学’之称。因此，对于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似乎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注：卡西尔：《人文学的逻辑》，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页。 ）近代哲学让自然科学方法占据了思维的中心。近代哲学正是由撰写了方法论名著的培根（《新工具》）和笛卡尔（《方法谈》）开启的。这方法论表现为无条件地承诺了这样的结论：主体和客体属于相互分裂的两个世界。近代经验论者培根把科学主义方法比喻为为在黑暗里前行的人照亮道路的灯塔。近代理性派哲学更是迷恋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无所不能之中。在近代哲学看来，“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超越实体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的客体概念的超越；超越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的超越。传统哲学的客体和主体概念共同的问题就在于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传统哲学的客体概念恰恰是把主体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主体概念恰恰是把客体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均走向了主体与客体的坚硬对立。既然主体和客体概念已经被超越，那么主客对立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接着被超越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在现代哲学看来，古典的实体主义和近代的理性主义共同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假设一个客体和人处于一种外在的对立之中。现代哲学超越科学主义不过是开辟的和实体主义、理性主义完全相同的战场，进一步清除掉所有传统哲人加之于“思”之上的逻辑性质和科学性质，回溯到思的源头处。现代哲学超越传统哲学就是超越主客对立的思维方法。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方法的突破的历史。维特根斯坦认为，时代的病要通过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来医治，哲学的病要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医治。在现代哲学看来，以“科学之科学”自居的传统哲学似乎一直就在做不该做的事，恰好是伪科学。超越科学主义的现代哲学要求原则上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不再相信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所谓优越性，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具有全新的出发点和方法。胡塞尔说，在现代哲学这里，“根本谈不上哲学在方法上要向精密科学看齐，根本谈不上哲学必须把精密科学的方法当作楷模，也根本谈不上哲学应当根据一种原则上在所有科学中同一的方法继续进行在精密科学中所进行的工作，并且完成这些工作。我重申，哲学处于一种相对于所有自然科学来说的新尺度中。”（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26页。）

传统哲学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人体）在另一个现成的东西（世界）之中，人似乎独立于世，世界似乎碰巧附加于人，彼此外在。主体怎么能够从他的内在之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外在的客体？这是科学主义面临的深不可测的困境。于是，海德格尔把主—客体式的“在之中”转换为“此在和世界”的关系，这里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在另一个现成的东西之中，而是人“融身”在世界之中，同世界万物“打交道”，对世界万物有所作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主客式“在之中”不仅不同于“此在和世界”的“在之中”，而且主客二分以主客不分为根基，主客不分先于主客二分，没有主客不分就没有主客相分。现代哲学超越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后就走到了在直接性瞬间把握自我与对象、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本源性关系之中。现象学要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主客体融通无碍的人源性存在，表明：世界不是我的对象，我与对象是同一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

现代哲学紧紧围绕超越科学主义这个主题来运思，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走向了主客不分的本源性情感体验，确立起创建诗化哲学的新信念。诗化哲学要求哲学从原则上与任何逻辑方法区别开来，而回归到审美体验或艺术隐喻。诗是本源性的，本源性的诗不是主客分化后的科学式的、概念式的，而是隐喻的、存在性的。诗人的眼睛解构了主客二分的逻辑，最能看到主客之间的相通性，最能牢牢地保留起人与自然的原始关联。超越科学主义之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定是一个主客不分的审美世界。过去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搭上认识之桥，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个超越主客二分的更高的人生境界，而现代哲学的最高任务就在于去体验这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主客不分的本源状态。这种状态先于一切认识和意志的展开方式，是一个情感、概念、感觉尚未分化的状态，处于“前科学”、“前认识”、“前道德”阶段，既不是理论理性的对象也不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根本就不是对象化了的东西或一个知识性的什么，因为此时根本就没有物我之分或主客之分。传统哲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以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方法来把握这本没有分别的存在。

与现代哲学提出“哲学的终结”、“主体的死亡”相比，约翰·霍根发出的“科学的终结”警告同样引人注目。然而，就像“哲学的终结”不是取消哲学，“主体的死亡”不是打倒个人一样，“科学的终结”无意摧毁科学本身，而是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方法的批判，为主客不分的诗化哲学的到来作方法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