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为政方略是其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也遭到了误解乃至曲解。这里,首先要纠正单以读书、教书论孔的偏差。胡适讲:“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此论赞同者众,似乎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亦可归咎于孔子及其开创的教育传统。
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吏文武不分职,从王公卿大夫到各级地方官,平日理政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则为统领所辖区域士卒的各级将领。当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是文武兼备的,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皆为“士”之基本功与必修课。孔子是陬邑大夫之子,早年习得六艺,“射、御”娴熟毋庸置疑。《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按此折算其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谓“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可见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这是冷兵器时代超常的军事资质。子曰“我战则克”,并非盲目自诩。《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孔子将“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列为必备素质。《述而》记“子之所慎:斋,战,疾”;又记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是慎战,好谋而成是积极谋划争取胜利。《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精湛;此篇记述孔门射艺教学,孔子不仅有动作示范,还有射箭要领讲授。凡此足以证明:孔子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孔门颇有武艺传授。与此相关,孔子的为政方略也是文武兼备、宽猛相济的。
孔子的为政方略,在《论语》中表现为答弟子时人问政。由于对话简略,时间地点阙如,可发挥的空间很大,哪些有具体针对性不可以泛化,哪些属于一般性论述,需要谨慎区别。通常来说,孔子回答诸侯卿大夫及其已出仕弟子问政,都有特定背景和具体针对性。如鲁哀公、季氏多次问政,孔子都是针对鲁国当时的情况作出回答;齐景公问政,答语则针对齐国的突出弊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是针对蔡避楚而迁州来,哀公六年楚招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今信阳市)的时局;总之都有特定背景和针对性。回答尚未出仕的弟子问政,则多为一般性论述而有普遍意义。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两章,即孔子从不同角度谈“为政三部曲”的两章,对流行的误解略加驳议。
先看《颜渊》篇第七章: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章着眼点是政府和执政者,其“足食、去食”,所足、所去究系谁之食?从汉唐注疏到宋儒集注,都含糊不清;直到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才说清楚:“足食者,《礼记·王制》云:‘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周官·仓人》云‘掌粟入之藏,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去食者,谓去兵之后势犹难已,凡赋税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谓‘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又发仓廪以振贫穷……是凶年去食也。”这就阐明:“足食”是在农人丰收季节“善藏其余”,使政府仓廪实;“去食”是去府库所藏,不仅是缓征公粮,还要放粮赈灾。然而现代论者多无视刘氏注解,仍将“足食、去食”释为民食,进而批判孔子“道德至上”“道德第一的思想”;断言“在孔子的观念中,民众信任政府并不是建立在‘足食’、‘足兵’基础之上的,‘民’乏食,也可以信任政府。”这实在是学术的退步。
但凡平心研读,仅从孔子答“子贡问政”是就为政者而言,即可看出:“足食”指政府仓廪实,“足兵”指国家武库充足,“民信之”指执政者对民守信、取信于民。接着“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是说遇到灾荒饥馑,要缓征军赋、公粮,不仅缓征,还要开仓放粮,以保民生、安民命。总之,“去兵、去食”,皆为军备官储,并非民食。知此,则“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绝非要求民众宁可饿死也要守信,而是说“去食”之后,执政者顶多饿死,但宁死也不能丢弃民众信任这一立国之本。因为国家社稷存亡,远比君主或执政大夫个人生死更重要。君主卿大夫为国而死,虽死而大节不亏;只要有民众信任拥护,就可以选君之兄弟子侄另立新君,从卿大夫家族选其继任者,以维系帮国不亡、社稷犹存。这是春秋时代不断上演着的历史活剧。作为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正是看明了这一点,才将“民信之”作为为政立国最不可缺少的要素。既然最不可少,为何放在“足食、足兵”之后?因为取信于民必须有物质基础。若遇到灾荒饥馑无以养民,有外敌入侵无以抗击坚守,那就根本不可能取信于民。所以,此为政方略,是把备荒备战作为基本国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无可挑剔的。它不仅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它隐含着对民众在国家兴亡、政权更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肯定。这分明是民生至上、民众至上,岂能与“道德至上”混为一谈!《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是这一为政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后来汉儒提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则是对于孔孟的正确理解和发挥。
再看《子路》篇第九章: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章孔、冉对话的着眼点是民众,所谓“庶—富—教”,是说为政要使人口众多、民众富裕,然后施教。至于“教”字的解释,多数论者释为教化、教育,如说“使庶民富裕起来再施以教化”,或曰“在先庶先富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惟有赵纪彬、古棣等人释为“军事教练”“军事训练”。赵氏讲:“今日所谓‘教’,在《论语》中不名‘教’而名‘诲’,其中‘教’字与今日所谓‘教育’,字面虽同而实质大有区别……富而后教,是主张在民足基础上,使之以时,可以富国;在国富民足基础上,即应教练其民,俾可即戎。”此论有一定道理。《子路》篇还有“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可见“教民”与兵戎、战争密切相关,释作“教育、教化”不够通顺,释作军事训练则比较贴切。但是,春秋战国毕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语言词汇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对社会各方面的巨变势必会有所反映。赵氏指出《论语》中“教、诲”含义有区别不错,却没有注意到字词含义也在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有将此区别绝对化之嫌。这样既难以自圆其说,如其分析《论语》中七个“教”字,面对《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很难说此教全无教育的含义;也无法解释孟子时代教、诲已可通用,教育已经构成一词的现象。我认为,教的含义文武兼备,单从一个方面加以解释,都显得片面。
如果能够注意到字词含义也在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变化,就会发现教的内容、方式等,早已显露出变化的端倪。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述晋文公、子犯君臣所施“文之教”,就是城濮之战前几年间的军事准备。其中记述晋侯“教其民”二年,欲大举用兵,子犯认为教得还不够,又补上“利民”、使“民怀生”与知义、知信、知礼等内容,使军事训练之教开始具有礼乐教化意味。虽然施教仍是军事方式:“出定襄王、伐原取信”是实战中练兵,“大蒐礼”是大阅兵仪式;但“文之教”已有礼乐教化的内容和目的,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发展到春秋末年,不仅孔子设教授徒文武兼备,孔门为政教民显然也是文武兼备的。这从《论语·先进》篇子路所言:“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即可看出。他使民有勇,就要军事训练;使民“知方”,则须礼乐教化,文武两手缺一不可。可以看出:从晋文公的“文之教”,到孔子的“庶—富—教”,其间继承与发展的脉络显而易见。
总之,孔子的政治哲学是集夏、商、周三代之大成,既继承了“民惟邦本”“明德慎罚”“用康保民”等思想精华,又借鉴了齐桓、晋文的治国方略。他汲取《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政治智慧,又调整“文之教”的次序,把利民、富民、使“民怀生”调到“教民”参战之前,使之成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前提,使教的内涵由偏重军训,发展为文、武并重;更提出“有教无类”,在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同时,下功夫搜集整理古文献传授于弟子,推动文教内容丰富发展下移于庶民。其进步作用与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应当为有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而自豪,从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