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干春松、张志伟、彭永捷、李河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一：学术规范与超越学科界限

陈嘉映：有这样一种说法，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这个概括的准确性可以商量，但我认为学术和思想的确不尽相同。“从学术到思想”这种转变有一个很大好处，九十年代之后，专业研究者对于不是下过相当功夫的领域，基本上不可能写文章，当然更不可能去讲课，不可能去讲演。也就在饭桌上可以聊聊。所以，比方请一个人来讲唐史或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他高明不高明，但他一般不会骗咱们，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样一来也有个坏处，那就是人们一般不会对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发表意见。我也许只敢谈维特根斯坦，而且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科学哲学或者和宗教思想的联系。学问就越做越专了，可是学无止境，你做得专我比你更专，在这个小领域里，除了我谁都别说话，是吧？可我在另一个领域里不是专家，但我可能有某种看法非常有意思，甚至专家听了也觉得受启发。对此我有点困惑，怎么能够把两个好处都捞来，既有一个自己的专门领域，又能有时对专业外的问题说几句。

干春松：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困扰着陈老师。最近有一次，陈嘉映老师、孙周兴和我在上海聊天，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专业化时代如何关注超学科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学者的角色困惑，像陈老师，他算是做中国哲学的吗？他把维特根斯坦、把海德格尔介绍进来，已经成为我们大多数做哲学的人所采用的思想的资源了。然后有趣的是，因为他基本上使用汉语写作的，他写完不是给老外看的，更多的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看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让中国的学者了解或者是从中受到启发，但这有点令人想起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在中国”和“中国哲学”的话题，像他那样对中国人介绍西方哲学的人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算是“中国哲学”。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是在中国做西方哲学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伙人呢？

现在有很多西方哲学背景的人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如张世英先生、王树人先生，稍年轻的有张祥龙、赵汀阳等。就我个人的想法，应该让更多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来主动地说中国的事。就好像冯先生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写中国哲学史，就是由陈黼辰这样完全的中学背景的人来写，那么《中国哲学史》可能会是什么样呢，或许这个学科就没有了。

学西哲的对于中国古典的文献也许不如我们做中国哲学的人那么熟，但客观的结果是，往往学西哲的人来说中哲的事能给我们看中哲带来特别多地甚至是我们自身无法产生的一些东西。

彭永捷：的确，我也有这个体会。现在真的从不同侧面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开的会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谈着谈着就说起来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到底在哪，开始就变成这个问题，这都是相关的。

陈嘉映：今天咱们的中国哲学这个概念跟比如说德国哲学这个概念不一样，跟法国哲学的概念不一样，法国哲学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法国人做的哲学，虽然吧我是读胡塞尔的，我是读海德格的，回到法国我用法文写作，我就是法国哲学家。咱们不是那样，你读的是海德格，你就不属于中国哲学，虽然你是用中文写作。

李 河： 这几年我比较关注解释学与后解释学研究，其中，选择一个话题就是翻译问题，把这个嘉映提到“语词”问题拿出来专门谈。在我看来中国特别独特现象，就是中国哲学指称歧义性。这个指称困难呢，正如金岳霖在那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所提到的，对一般科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哲学，比如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能不能被称为“中国哲学”。或者用现代西学的观点来讲，或者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或者“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就是加上地缘性的定语，这几者说实在的都是问题很大。

我一个强烈感觉就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加上我们所说的特别是理论的外语词，这种情况非常多。后来我去看一些实证材料的时候呢，我也真的是特别明显的注意到，比如在谈翻译的时候，西方人的翻译讲的是外向翻译，中国人讲内向翻译，这两个是对应的。所以翻译从来不是像季羡林他们说的是双向的交流，翻译经常是单向的，是跟一个背后的结构有关的。

所以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讲的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用文本形态说是文本流传，以流传为特征像包括伽达默尔讲的Ueberlieferung也是以谈论流传为特征的。后来布尔迪厄在《语言与符号》中间有一大章就是讲语言的交换,他特别讲文本的流通，我们进入了一个文本流通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呢，旧的文本它能不能继续流传通常取决于它进入流通的能力。我们同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境况比人家更复杂。

其实，中国哲学还有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从目前来说是学科分类学科划分很明显，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必定要生成这样的东西。将来怎么说怎么发展，我是觉得在一个常态的情况下，其实像你(陈嘉映)翻译的那个《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讲真的区域化或者是科学分类的这种东西，是西方人们在谈论在者的存在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果我们就按照严格的学科化的发展去接触任何哲学的学问，那我们就是西方的严格的东西的延伸。可是真正我们回到比如启蒙时代，看卢梭的东西，你就能看到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学科限制，包括百科全书的时代呢，那是开放性的，那是形成它一个地域性的自主性的思想和基础。在出发点上它应该有那种思想的东西也好，或者宏大叙事的东西也好，或者跨学科的东西也好，它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我觉得只是那个东西最后能不能有效，或者谈多了就糊里糊涂了越谈越傻，那其实是跟一个学术评估体制就是非常形而下的东西有关的。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后都要有理论的解释竞争出现，但是解释竞争的环境如果不良的话，那肯定留下来的就很糟的东西，好的东西出不来。所以我更多地感叹现在这种理论竞争的环境经常不具备。

二：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张志伟： 刚才大家谈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和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它和十九世纪以后，学科分化制度化之后有关系。你学就要分成学科，你现在做学问肯定像刚才讲的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但是你就像跟往前推，比如你说卢梭也好，你像往前甚至讲到康德，你也不会去非要追问他要有多少哲学史背景，虽然他的确要解决那个时代要面临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后，康德之后你哲学家出在大学教授，大学教授里边它那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不过但现在好像咱们对哲学家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我不是非要求你哲学家要熟悉那么多，但反过来你不是哲学家，你是研究的学者，那你就得对你的学问有一个要求。这样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究竟你是要哲学还是要哲学家。这一点德格最明显了，他对前苏的解读包括对康德的解释好多哲学上的解释，在哲学里面绝对有启发性的，但对那些专家来说绝对是不看的。你这样一来我就觉得有个问题了，就是做哲学的基础训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基础训练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最后能不能有一个大的哲学平台提到我面前？如果没有，那就永远是分开的，你搞中哲的就是中哲，我搞西哲的就是西哲。甚至西哲你还要分，你是西方哲学哪一块儿，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学科分化的一个恶果。

陈嘉映： 对，这里有个一般的问题，不过，每个学科还有每个学科比较特定的问题。这也有点好玩。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历史。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对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宏观印象，当然你不敢讲课，咱们都不是专家。但比如说你现在到美国去了，有那么几个哥们说你给我讲点儿中国历史，咱们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点儿，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写成文章。

学科的门槛不是我要反对的东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学科门槛之外，另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有时能就其他领域谈谈看法。可以分出层次，哪些是专家在谈，比如说我现在发表一个关于宋史中某个年代的考证，那就是专业，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免开尊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层次，你不是专家也可以谈谈宋史，比如说赵汀阳也能谈中国思想史里的天下观念。

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不一定非要那样较真他的所谓学养。当然了，我觉得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我是在处理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赵汀阳谈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

李 河： 赵汀阳这个他自己就明确这一点，他自己说我看的书其实比我注释表现出来的要多，注释的也不够。我认为这个有评价标准了，这个标准哲学还是跟具体经验科学比如物理学不同的。但哲学的话尤其是对当代中国人，不是用对象来定义一个学科，它是用提问方式来定义学科的。但是我想更多的一类问题，就是敞开的一个论域，在其中所有熟悉的不熟悉的现象因为这一个问题而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了。这样，roblematic ，现在他们也推荐用。如果是这样去界定的话，其实我们缺的不光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开始的那个学科分类，我们还缺的是整个的一个问题区域敞开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的西学也不是西方语义的西学，典型的标志我那个时候说的叫集体的自言自语，绝大部分做西学的人都不跟西方学者交流。所以如果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赵汀阳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敞开一个问题领域的能力还比较强，但是在敞开它的时候和具体材料掌握的分寸、火候和尺度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我认为就与学术评估机制有关。如果你就取一个简单的史学的标准，非常经验的或者史实性包括训练性的标准，那赵汀阳真的是一无可取。那这是不用批评，这是明摆着的，你看哲学界老前辈叶秀山，他是一直在做哲学史，他原来对赵汀阳批评也是这样，但是时间长了他跟他交流多了，他也说赵汀阳东西挺硬，挺硬，他老爱用这词儿，硬。那硬是什么他也没给个具体的说法，他仍然没接受他那种做事方式，但是他又感觉到他很硬。我想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感觉到他虽然很粗梳那种方式，但是赵汀阳简洁，他经常问题非常简练，他可能敞开一个话题。

干春松： 我觉得李河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哲学家可能应对的是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一个问题，他很多的观念或者论说是从他所面对的问题出来的。到我们这儿以后就变成一个他在怎么想，而我们就不再想我们面临的事，他们那套东西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那个赵汀阳的事。今天我一直说赵汀阳不来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正面反面的教材都是特典型的。因为他的《天下体系》我是写过一个很长的书评，我理解，他自己也说不是要讨论“天下”这个东西怎么，他是要提供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观念的模型，我个人看完他的东西还真挺有启发。

李 河： 类似于“天下体系”这种努力呢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过去我们谈论中国的东西总是有一个特别的强烈取向,一说谈就回到源头，我们总是用过去式的方式去看它，所以讨论就特别关心 origin 那个源头。但后来无论如何还是靠这个提问 beginnings ,在谈那个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beginnings 这样一个概念，不管是文本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不同东西到达的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资源呢，你谈源头是一种经验考虑，或者是那种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断地作为一种叙述的开端性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可能敞开变成其他的 reference ，它可以带进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生存，但是你始终就知道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你顶多就是西方人一个copy，我就是说自主性。因此两种思想之间原来那个distance那个间距随着理解应该消解的，但是消解间距不是唯一的，消解与不能消解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自主性，他是有关系的。后来我看那个包括翻译理论中说，一个原本A在这个地方，如果另外一个alternative是完全等于原本的话，它就没有必要存在，它就完全可以成为被替代的东西。从这些角度看呢，我觉得中国的传统资源应该进入叙述，传统利用我们对我们言说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经常发生啊，中国主流的声音是不允许传统进行言说，我们只要看网上的儒学的讨论就会明白。但是对于做思想来说，我觉得提问的方式还是应该更多地去讨论。八十年代起时有一批这样的人，也还是有这个想法，去想去找到自己那个领域，其实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

陈嘉映： 我把哲学理解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问题。如果学术里没有非专业的问题，就没哲学了。

广义上说到哲学，我指的就是那种东西，指的像赵汀阳的这种东西。要把学问式的做法和哲学思辨分开。我做考证，你别管我有没有思想，我考证得对，我考证出的东西你们以后谁做思想都得承认这个东西。专家不思考哲学问题照样做贡献。我读庄子就得读注释本，那里面都是专家的劳动。

但是我们也不妨碍别人去利用这些东西去讨论问题，敞开问题。反过来说，这些敞开问题的人我泛泛的叫做哲学家，不是说在哲学系上班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在从事思辨的时候。哲学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公共平台。你愿意叫它思想也行。专业不需要对话，是思想需要对话。你哪个专业咱们不管，你从这个专业开始他从那个专业开始，但这个思想是一个共同要交流的东西。我始终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专业。哲学是那个去除专业的东西，提供这么一个公共平台。要说我们学哲学的人也有点什么专业知识，就是哲学史的知识，比如说你是读康德的我是读海德格的。哲学史家可能不是出色的哲学家，他可以像历史学家一样，像文献学家一样，是专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学家不一定比一个哲学史家少哲学。很多思想是我们共同能交流的，基本上不受制于你的专业。不管你是做清史的还是明史的，你要谈一个历史思想的话，你就应该让我们这些不大懂清史或者明史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加入一点儿来谈这个问题。你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你讨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利弊，你是专家，你是有根有据地说，而你也得允许我们无根无据地听。

张志伟： 不过它可不可以类似比如研究古希腊，你有古典学的研究方式：小学功夫、考据、文献，也有研究希腊哲学。就是我读柏拉图我不是非要按照那个，但是你反过来说呢，古典学可以为研究希腊哲学提供一点东西那是可以的。

陈嘉映： 那绝对的啊，那绝对是能够提供。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有两种人写的哲学史，我多半向初入门的青年推荐那些不是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反过来，罗素写的哲学史，更多是他的一家之言，不是相对客观的哲学史。大哲学家不大可能写出相对客观的哲学史，他太想论证他自己的东西了，很难透入与他自己观点不和的那些思想，相对客观去理解迥异的思想。

张志伟： 你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学术评价的问题。咱们做哲学包括这些年中西马对话，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直面理论问题。你不要讲你是搞这个还是搞那个的，咱们面对这个问题咱们去，你可能背景不一样，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你想你讲这个问题域是开放的，你不要把自己封死在只能在这个角度来谈。这样一来实际上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学科建制里边，你只有引经据典你才是有学术水平。你一个评价机制，如果我不引经据典，我不使用任何哲学概念而在谈论哲学，其实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你的，可能是网上的，就是说我要是讨论哲学问题，我一定要用日常语言能跟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我首先要道歉，是因为我没办法用我语言给它表达清楚，是吧？

陈嘉映： 对，其实这话我还想说得极端一点，我引用卢瑟福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是不能对大一的学生讲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我是自己没有完全弄懂。卢瑟福不是矫情，那是有体会的话。卢瑟福是物理学的顶尖专家，他说的这个弄懂，肯定不是指在物理学层面上的弄懂，那他是很懂，他是用数学的语言弄懂的。物理学家在写科普著作的时候都会说，这问题我要是用数学语言讨论起来太方便了，但是呢我想给你说清楚，我不得不放弃数学语言，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但反过来像卢瑟福那样说，说如果不能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讲清楚，那就是他自己也没完全弄懂，这里就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了。

三：“哲学问题”和“哲学史课题”

彭永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开始探讨这样一种问题，中国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没有出现大哲学家，是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这里面可能有各种原因，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思考的中国问题可能不具有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它是一个独特问题，具有地域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作为哲学家来说，哲学引进中国才没有多少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中国人不是按照中国人原有的思维方式去创造，而是在模仿，模仿怎么可能模仿出大师来呢。这个是个问题。那么再第三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和我们思想的自由的程度，我们社会给这个思想家的可能都有问题。

近年来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这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和话语体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包含着多重的含义，既有这个身份的危机，还有一个意义的危机。如果我们整个人文学科都是对西方的一种模仿，通过我们不断的模仿能不能有一个自我创新的能力，这就成了一个关键。

从学术上来讲真正妨碍我们从事自由创造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一个是学科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你是治西方哲学的我是治中国哲学的，这是我的一种身份，也是我的地盘，我只能在我这个地盘里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关涉到一起就是我们哲学教育，我们现在也在酝酿进行哲学教育改革，因为我们都是已经狭隘到了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里还分若干专业领域，培养出来的是具有单一哲学背景的学科背景的人才。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只能说一个方面，其他的我不通，知之甚少。而且我们在大学里还一心一意地在制造这种人才，不断让他复制。如果哲学教育上不能从根本的入手，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说汉话胡说，这是一个问题，反驳的就一个当然的理由，你不汉话胡说不你让我怎么说，实际上用“你让我怎么说”来掩盖这个问题,这个不恰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和哲学教育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学术的视野，举个例子我们治中国哲学，我们参考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后来我们眼界进一步拓宽到港台的学者，再拓宽一点就成了欧美一些汉学家，参考他们怎么治中国哲学。可是我们真正研究学问发现，我们探讨的很多问题韩国学者也类似探讨过，或者人家已有成果，日本学者也有。所以像台大的黄俊杰,他就提出过东亚的儒学和诠释学，实际呢诠释是一个现象，传统文本像儒学呢是一个国际性学说。在历史上。对同一个问题的诠释，有中国的诠释，有古代朝鲜的诠释，还有日本的诠释还有越南的诠释，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诠释才能看出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可是我们的学术的视野呢，由于我们这种教育的水平，学术训练水平不够，往往不能从一个国际性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

起码说，治中国哲学的人至少应该治东方哲学，因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一个是从哲学教育入手，一个是从学术上解蔽。现在我们之所以有跨学科对话，是因为单一的学科训练模式已经把我们训练出了每个人有一种身份，就你带代表那个学科我代表这个学科，你代表那个专业我代表这个专业，所以我从我的学科背景出发我们跨专业，你的训练作为毛病的地方现在反而成了你的依据。因为我代表中国哲学，信息不对称你说的，你对中国哲学了解不如我多，我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如你多，所以我们可以对话。前一段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汉学家,也是美国的一个《当代中国思想》主编叫戴卡琳，他在我们这儿做一个报告，说西方人最为欢迎的思想家是什么样的，是四处乱窜的，就是他突入到很多领域里边去使他的思想非常的活跃，他打破了那些束缚他的东西，所以给人很多启发，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话语。我们现在感觉到，没有谁去束缚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束缚太多。那么怎么样去打破束缚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对我不懂的东西就可以胡说呢，我觉得也不能这样。不管我们现在的人多大的腕儿，实际上都是在很狭隘的范围内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一方面成就很高，你更多的是欠缺。这种治疗呢应该从自我的治疗开始，比如我现在要去谈论海德格，首先得有胆量去谈论，这个胆量建立在我真正的得去治疗我自己，去认真地阅读海德格，并不能说应该跨学科对话，我就随意的去谈，脱离开一种学术的严肃性。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我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去认认真真地补这课。研究西方的学者也是一样，我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个不断的程度问题，但是我是严肃认真态度。

再说一点我最近在看以前也看过的很薄的章太炎的《国学概论》，前边有他的弟子曹聚仁写的序，他说一个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为什么“大”？就是给人们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以前人们没做过这个他做了。从哲学上来说呢，像胡适、冯友兰就是这样的人，以前中国人都做经学，他们开出一条新的路。这个新的路就是后来所谓中国思想中国哲学。

我们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一个是开辟新领域，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开辟中国人做哲学的新路径。比如说，志伟有一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以前我们一个是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这就叫让哲学说汉语，这个层次已经做到了；现在用自己母语，不光是日常语言，更多是哲理化的带有深厚资源的这样一种语汇去从事哲学思考。

四、哲学系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张志伟： 刚才我们跟嘉映下面还在讲，任何一门学问你扑下去十年二十年，不敢说话的。这样就涉及到理想状态的确如此，它就涉及到从一开始的培养机制，怎么来一个过程让你能够既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不能是一种学科壁垒。从一开始就好像你有一个主干，我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副业我做什么。就是一开始就没有，你像西方人它又没有这个，它培养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不是你非要去从事这个或者那个，它的教育的系统是一个我们所谓很宽的基础。当然到后来你自己可能有一个偏重，但是那个偏重可能会在哲学的某个分支，而不仅仅是哲学中的某一个人上面。也就是说它是作为哲学的知识基础，但你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另一回事。就是说我的基础知识训练不能当作你的研究对象，如果你研究对象只是你的知识基础，那你就永远是一个学者。就变成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中国做哲学就涉及到有一个中西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说你做哲学你那个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在中国做哲学，我研究的老子庄子，研究的海德格康德，那肯定就不对啦。那只能说是你的知识背景和基础。

彭永捷： 对，我最近网上看一篇文章和这个类似，探讨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后来就反思这个哲学教育。我们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一个哲学研究者，研究某一个对象，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培养我们学生从事哲学。假如我们一个学生硕士论文写的一个哲学话题，建构自己的一套哲学，我们要么是冷嘲热讽，要么就是学生不自量力是吧，要不就是你这东西像个哲学爱好者的产品。

讲到哲学爱好者呢，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爱智论坛”里这个哲学爱好者对哲学的热情，包括哲学大会我们能够看出来，超过了专业的哲学家。但我发现当我们总是想搞得专业一点排斥哲学爱好者的时候，发现哲学爱好者身上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这可贵的东西呢就是他敢于哲学创造，而我们就被限制在所谓专业的知识里边。可是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如果拿到现在来看全是哲学爱好者，我们说梁漱溟写那个《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拿过来看，什么《人心与人生》这些拿来看是不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放到一个专业的队伍里看那绝对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用我们现在来看会不会说冯先生写这个没学问，确实他这个误解很多，但是你说他那套心理学观念，再者就是哲学，你说我们张先生这个“和合”学，拿到我们一个非常专业的哲学系要求，也可能认为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这所以被接受呢，可能跟他们身份有关，他是在著名大学哲学系里边，因为他从哲学这一点来说已经没有疑问了，大家都认可他了，那么他在从事写一些哲学爱好者干的事情，大家说这是哲学家干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呢他没有获得这个身份，他做了这样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说这些是哲学爱好者。

陈嘉映： 彭教授说完了，我有好多想补充的。最近有个学生写论文，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什么是语言”，是我指导的，我看了说我知道你比一般的本科生想得多，认真，爱好，这是件好事。但是你这种写法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你写了很多关于语言的思考，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思考和哪儿连着。他说我就是不要和已有的提法连着，我想从头思考，我就从语言本身思考。我说，但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也从头思考，那个同学也从头思考，每个人都没有reference，每个人都从头思考，就形成了昆德拉所说的局面：“我们人人都是作家但没有读者”。你不能指望老师来从头弄明白每个学生自己的思考，是吧。有些民哲或民间哲学家就是这个路子。但你得从某种我们熟悉的东西开始，或者从某个哲学家，或者从常识，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你那里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思考根本上是一种对话，是在某种特定的传统中开展的。常识也是某种传统。我觉得冯友兰的情况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所依赖的知识是我们共同知道的，所以你可以说他错，可以去反驳他。但若真的各说各话，你就无法争论，无法反驳。

另外你说，你要谈海德格你就该好好去读海德格。我和志伟中午正好说到这个，就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现在读过几年书了，我们就太知道了，读什么容易啊，八十年代容易，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好歹我溜过一遍，那我就是海德格专家是吧，那我就敢讲海德格哲学。今天的确是不可能了，往少里说，你不下个三五年功夫，你就别说你读过海德格。那我们还怎么来进行学科间对话？我要跟你中哲对话，我花三五年读了中哲，你说你先回去三五年读朱熹，三五年你就读读王夫之，先秦我是不敢说三五年的，那完了呀，我就这么几年，还对什么话呀。

有的人就这么说，你要读海德格尔，你不读胡塞尔你懂不了海德格尔，当然如果你不读新康德学派你怎么弄懂胡塞尔？不读康德你懂什么新康德学派啊，那你不读休谟你懂什么康德，最后你不读前苏格拉底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那种就有点太吓人了，你知道吧，它就有点超过我们凡人能handle的那个东西。只能在一个小领域做一点专门工作。然后我们大家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有共同问题就有学界，要是没有共同兴趣，我们就最多有些专家，没有一个所谓学界。这就是李河所讲的现象。

我觉得学科间对话这个提法本身也许有点问题，至少在理解上稍微有点问题。我想所谓学科间对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对话，而不是要强调学科背景。学科里面的工作是不用对话的，我好好注一本庄子，做了大量新考据，你干吗让我对话，你们爱读你们就去读，我不跟你们对话，我就是做庄子。但庄子里的哲学问题却不是庄子的问题或哪个学科的问题，道是可言还是不可言，这不是庄子的问题，是咱们大家的问题，你觉得庄子讲得挺透，我觉得王弼讲得透，他觉得海德格或维特根斯坦讲得透，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王弼、维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来对话对话了。不是说我硬要跟你对话，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那个问题把我们领到一起对话。对话如果失去问题主导，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

你考据庄子文本中的问题，你不找我对话，我也没资格和你对话。如果我真想对话，我就好好读庄子。但你和我讨论庄子里的哲学问题，你就很宽容，你知道我不可能有时间把世界上的书都读了。可言不可言，那问题在那儿，对话呢一定要是问题导向。

我说问题导向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话不依赖各自的理论。我建立了个和理论，你建立个场论，在我看来那不叫哲学创造。各自抱着理论就无法对话了。我们要讨论道可言不可言的问题吗？你说你先得把我的场论弄清楚，我说你先来把我的和理论弄清楚，这坏了。以前我们只有康德和黑格尔，现在好了，我们又有每天花样翻新的新理论，没有通通读懂就别谈问题。我恰恰是说，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好好去研究，到了问题上，我们是平等的。

讨论可言不可言，这哥们说哎呀你没读通庄子这问题你就别谈了，那哥们儿说禅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我说维特根斯坦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那就没有对话了。我们之所以要走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不能等我们书都读了共同的我们再来对话，那就晚了。不管你自己构造了什么理论，不管我读了多少书，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咱们就像你没理论我没读过书似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各自所长拉出来降到共同平台上。

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当然还是有用的，但是在对话中，我的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内在的。你的专业内在地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我们各自把这个问题收到我们各自的专业框架里面去。不管你书读得怎样多，理论多高深，你觉得我还配来跟你对话，就说你这事儿没想通，想着虽然陈嘉映没读过这些，但他读过一点儿维特根斯坦，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贡献。

最后一点就是李河所说的德勒兹那个所谓geophilosophy，我觉得这个概念的确是很重要。我一向觉得，哲学大会上是不可能对话的，我们都开过大会，纯粹都是在走形式胡闹。今天我们六个人关心一个问题，挺好。用不着六百个人，倒是壮观、热闹。我们六个对完话呢，也兴许我们三个又找另外三个对话，为什么呢，因为那六个人关心那问题，这六个人关心这问题。若说哲学是对话，那是一个连环套的对话，并非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哲学，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就是这些局部的哲学思想，通过连环的对话联系在一起。

彭永捷： 这个我再补充点儿，刚才也很有启发。刚才李河也说，我综合一下，就是把这个学科对话看成一个暂时现象。我们说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内在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同学科的，因为都是专家，等于说专家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更引申一下，为什么这个不同学科的专家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根本性的还是要意识到，身份的变化。从哲学史的学问来说，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讲王弼讲语言，我讲清楚就完了，但是我真正认识到我要做一个探讨，我就像刚才说那个哲学爱好者似的同学似的，我要研究语言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意识才突出出来。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自觉转换，本不会去看到那个问题本身去。我最多就问问你这个王弼时怎么理解，海德格维特根斯坦，我因为要了解维特根斯坦才问这个问题。

陈嘉映： 对，有时我要请教专家，给我一个专业性的指导，这不是对话，是学习。

彭永捷： 我觉得这个有个，因为你在从事教学，你在塑造一个，不是说你要从她这儿得到什么，这老师从学生那儿可能有时候得到东西，可能有时候得不到东西。但学生能得到什么，就是说这个学生对于你来说是个好苗子，你可以引导她。就是说你的进入哲学史的训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对一个学生来说开这个课是个seminar,探讨颜色是什么，我们那个论坛网上大家也看到，颜色是什么，也可能只是哲学系的人才无聊到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说颜色就是光和波，是属性（哲学史上的一种观点），另外他会说是感受性，有的说是观念，通过这个就可以引出不同的哲学家。哲学上的问题往往是永恒的问题，可以不断地思考。让他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哲学的训练。我们现在教学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排斥那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哲学中最缺乏的。我们首先就想培养一个学问家，有没有想到学生一起来和我思考，就哲学上的探究，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做这样的工作。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做的也就是研究一个人怎么说，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风气，到学生一做这个的话，我们总觉着你哲学史还没弄明白呢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在这个思维方式上我们就已经不可能去培养一个从事哲学的。

陈嘉映： 在教育上我倒不是说专业教育太多通识教育太少，说得圆滑点，两个都太少。

对话时来不来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是吓唬人。对哲学思考来说，无论你学的是海德格还是康德，最后要学的都是人家那个理路啊，这个理路不一定非学海德格不行，学康德就不行。这是个基本训练。关键在于不要把专家和问题混起来。

李 河： 是超越它的问题，因为“超”呢比“非”还好一点。因为这涉及到学术判断力问题，复杂的还是专业训练这点。专业训练第一个，是说你树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那个先放一下，倒先放一下。第二个，这个树业专攻不光涉及到，我记得那个？？(01:45:50)讲到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里头区别俩概念，也特别他的meaning和significance这两个词区别。meaning你谈这个东西它内在的意义啊，内在的含义啊，这是你自己要花很多功夫去谈的；但是这个significance呢，经常是涉及到它的影响问题。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意义或者什么，但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你的树业有专攻的时候，你得到的那种训练和你跟着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去面对他的问题，这种训练才使你不仅有背景也有能力去面对其他的超专业的问题。

陈嘉映： 不要把自己的专业背景看得太重，但是要把自己的专业调动起来，就是专业训练起作用了。

李 河： 专业训练在这里才起作用。一个是学术判断力的生成，比如你刚才讲学界，或者共同体，都是一个。共同体的人不管他来的具体专业背景不一样，但是我想他们在学术判断力上应该有类似接近的地方，不管是家族相似，或者是类似的。他们能听得出来，就哪些东西是有意思的，哪些可以继续展开的。

张志伟： 不过也可以不这么理解。比如我想，我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没有终极答案。当然哲学家都要回答，他可能路子不一样。那我跟着任何一个哲学家最后面对的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引导上路的方式。你的那个基础的训练，就类似咱们老说那个理论思维训练，其实就类似，起码它最基本的那个消极意义。但你训练的结果就不是说把它当作一辈子的对象，而是说我去引向那个问题，其实我读海德格，我就可以和维特根施坦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就有一个对话的基础。但我对话的时候我如果引经据典，用海德格和他去，那我其实是个专家，我根本不是一个面对问题。

陈嘉映： 我听你们两个发言，我能理解到的就是，要把专业训练带进来，但不要把专业态度都带进来。

彭永捷： 对

陈嘉映： 引用康德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简便，而不是为了造成障碍。我引用康德，那我是假设你知道康德，一引用就省了好多话。我引用康德并不是因为非得懂康德才行，如果你不熟悉康德的话，我应该能够用别的话说出我所要说的。刚才我引了卢瑟福的话，我们应该能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话说一遍。

彭永捷：这就是我想说超越。现在学术界关于问题对话已经很多了。就是说怎么样超越，改变学术生态。我可能现在着重某个学科背景训练，但是我要自觉地接受更多的训练。我的打破这样一个学科界限，就是我也要了解很多美学的东西，要了解一些逻辑学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搞中哲的有时候这方面不够，希望哲学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有意识的自我超越、完善，我逐渐地打破这个。我不可能整个的西方哲学都很熟悉，你们搞西哲的人都不能做到，何况研究中国哲学。但是我认真去读一两个人，读一两本书，这可以做到吧。这就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远远超越我原来只有一种训练。

其实你就说那个困难对任何专业都一样，我搞中国哲学的人我专门搞宋明理学，搞宋明理学的那么多人我又怎么可能都熟悉啊，但只是一种专业的训练。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超越，我不能仅仅依靠我搞宋明理学的训练就够了，然后我还要自觉去接受其他的训练。这个就走向我们说这个第二种哲学对话，这种哲学对话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哲学生态，把这种学科壁垒首先从主观上就消除掉它。不要总说我首先是一个西方哲学专家，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在西方哲学之外也去做一个中国哲学专家，我就认真研究那么一两个人物。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能改变我们以前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我们搞哲学研究的模式，咱们是不是说，这方面也讨论讨论。

五：学科对话与学术共同体

干春松： 我个人觉得，陈嘉映刚才清理了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一说起学科对话，那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要跟你对话，中西马，好像是说我又懂中又懂西又懂马，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今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学科对话可能并不是说，我要跟你对话就把我自己变成一个维特根斯坦，变成一个刚才说的“超”的境界。还是接李河说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的建立是依托于一个什么问题才有可能，但现在生态里很重要的问题刚才李河说到，就是：中国人说的事，中国人从自己的源头说出来的事没人管没人理。这是没有共同体，没有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写文章也是这样，引的人越老越好，腕儿越大越好。我们为什么说赵汀阳那个东西值得花功夫去弄？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意识去培养所谓的“界”，就是共同体。我觉得杂志的功能可能要自在这里，杂志的功能当然要发表一些专业的文章，但是要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可能依托的东西。你或者说它是一个小团体，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那问题是，它就自觉地会出来一些事，有不同的背景的东西。可能我读海德格尔和你读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意义都不一样，我去读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成为，我可能乱翻，我可能一下翻到300页，我不从第一页读，它可能就哪天哪句话蹦出来了，这句话可能甚至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原义。

彭永捷： 我们想一下这个操作层面，假如我们对话，比如我要探讨语言问题，你跟我讲一讲海德格的论述语言。假如我对海德格一无所知，你对我所说的话一无所知，我们根本就没法讲清楚。我们说可以交流呢，实际上我要先了解一下海德格，你才能给我讲清楚，然后我研究中国哲学你也了解点儿中国哲学的背景，然后用我们比较能沟通的语言。实际上对话过程中呢是一个相互学习，我也了解一点儿海德格，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我多少对他了解，而且你要真明白海德格对那个问题是怎么论述的，你不去看看海德格至少论述这个问题的章节，至少我去看一些一般介绍性的文献，我怎么可能海德格这个问题对我有所帮助呢。难道我只是说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取引几句话吗，肯定不是这样。我说往操作层面走的时候，肯定都会超出我原有的界限。我是这么一个意思。当然我根本不敢说我读一读海德格，我就变成海德格专家了。

张志伟： 对。其实有一个点和面，就是说我这个面的知识应该是哲学史的，不是一个人的。但是呢你毕竟总要对其中的某一个人，你那个上路总有一个人引你路。

陈嘉映： 学生问我要参考书目，我说你先把哲学史先读一遍。他问哪个哲学家最重要，我说无所谓的，你读哲学史你觉得哪个你最有感觉，你就去多读一点，读得成了个准专家。然后你可以自己思考了。不一定，你说谁最重要，康德最重要还是黑格尔最重要？

彭永捷： 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强调这个哲学训练，训练的就是学生一想到就是“谁怎么说，谁怎么说”，从来不想“我怎么说，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往这儿想。如果从来不这么想就永远从事不了哲学，做哲学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所推进，不一定给出新的答案。你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发现别人思考的有什么更多启示，把那些地方更多地说上几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所谓一个哲学家的，或者哲学上的创造。

另外我刚才接着干春松说这个学术共同体，这个话题再往前说一步就涉及到这个学派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缺乏争论，第一个就是没有学派意识。只有帮派意识、宗派意识、门户意识，但没有学派意识。最明显就是我们现在哲学家太少，假如出了那么几位哲学家，这构成一个小哲学生态，这个哲学之间才有互动。我们现在情况呢就是刚才李河说的，没有回应。我们现在一种学术的氛围主要是对西方的一种引用、注解，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边，我们总想到西方出了什么新观点，赶紧去研究他然后来引用他。我们自己国内的学生又想到什么问题，在这个形势下，国内人想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这个要改变一下，应该有意识的营造一下这个氛围。第二个就是正因为这样的人也很少，也形不成这样一个可以互动的生态，以后是不是要鼓励很多人，特别像赵汀阳现在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他做这件事，这个身份转换本身，他要做一个哲学的研究，在现在的学术界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假如出现一批赵汀阳，那可能我们哲学界就很热闹了。他们之间就互相问辨去，很多观念不同。你看宋明理学家经常搞这个什么鹅湖之会啊，讲辩论，为什么啊，学派太多人物太多，有可以辩论的东西。

陈嘉映： 我补充两小点儿。一个是，现在呢，连哲学家都没有把哲学当作一个公共平台，哲学家都是我来谈海德格尔你来谈康德，却没共同问题。第二呢，就是我老说，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咱们不说是全民的问题，至少是学界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讨论哲学问题。比如中国，我们面临好多观念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哲学家才有资格来谈，历史学家，什么家，不管是做什么专业的，只要有学术训练，有一种思考的严格性，就能够来谈。倒不是人太少，是各自做专业，不面对共同问题。在这点上应该给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个肯定，他做这种努力的确是现在比较少的一种努力。做的方式你不满意，你可以批评他，没谁拦着你批评。更主要的是没人拦着你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但不要拿出专家的身份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