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丨 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

终结还是转变?

在后现代的话语中, “哲学的终结”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否认本质、消解结构,得出了一系列的断语: “上帝死了”,“人死了”, “作者死了”, “读者也死了”;这个被消解了的对象系列的终结点是: “哲学消亡。”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在哲学家的面前: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原则和价值(上帝和人),没有了意义和真理(作者和读者),那么, 哲学将何为?哲学将何用?

“哲学消亡”论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 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 危机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越演越烈。在20世纪后期, “哲学的危机”、“哲学的终结”成了西方哲学界的热门话题。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分别代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他俩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反映了人们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和论辩传统的失望态度。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直截了当地宣告了哲学主题被消解的命运: “哲学的正确方法固应如此:除可说者外, 即除自然科学的命题外, 亦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外, 不说什么”。换言之,哲学不应有自己的问题和命题, 它只是揭示科学命题的意义以及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的分析活动。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 继续宣扬这种哲学观, 如说: “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哲学活动最后应达到“完全的明晰性”,但“这不过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消失”。如果哲学有什么真正发现的话,那只是“使我能够在想从事哲学时终止哲学,让哲学安息”。维特根斯坦还说: “没有一个哲学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为“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 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 “哲学病”被治愈后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 由此,又有人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叫做“自杀性哲学”。

海德格尔早年企图通过批评“本体论—神学”传统建构自己的存在论体系,但预期的哲学体系始终未能建成,他于是悟到, 已不可能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力量框架中建立任何新体系。在1966年发表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尔提出, 哲学已经穷尽了发展的最后可能性。“终结”一词在该文的法文本中用的是achèvement, 德文本用的是vollendung, 其中都没有“消亡”的消极意义, 而是指一种完成状态,海德格尔明确地说: “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点, 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终可能性。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样的聚集。”他甚至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的根本变革: “随着卡尔·马克思业已完成的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最后可能性, 步入了最后的阶段,”以后的哲学都不过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学说的模仿,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即使聚集着哲学最终成果的终结点也不在哲学理论之中,而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中。按他的分析,哲学的终结与技术的胜利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哲学的终结证实了科学技术控制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

更多的现代哲学家持“哲学转变”论,不同意“哲学终结论”。比如, 哈伯马斯要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目的理性”,把理性主义改造成社会交往理论, 使哲学在克服社会危机的同时克服自身的危机。这是“转变派”的一种典型的做法。

现在的哲学家颇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在苦苦思索“是生, 还是死”(tobeor not tobe)的问题。两者都在思考哲学问题, 不同的是, 一个人不必时时思考个人生死,但哲学的最终归宿却始终伴随着哲学家的思考。这是因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出入危机、兴衰交替的历史。

第四次哲学危机

从哲学史上看, 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 每次危机之后, 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原则在公元前5世纪时遭到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和功利精神的挑战, 这是第一次哲学危机。危机之后, 出现了古代哲学最为辉煌的成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被伦理化, 罗马官方哲学家的道德洽谈和虚伪说教造成了伦理化哲学的危机, 即第二次哲学危机。新兴的基督教以信仰的决定性和道德实践性满足了人们对普遍原则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曲折之后,基督教哲学在13世纪的大学里达到了顶峰。但经院哲学随着“千年王国”的衰落而进入危机期。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是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但却是第三次哲学危机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具有前两次危机时期的哲学的特征:新旧学说交替, 真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 哲学的功能和信誉下降。直到17世纪之后, 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 哲学才又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近代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哲学确如黑格尔所说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但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第四次危机时期。

虽然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物以及号称哲学家的数量超过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但是, 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 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 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 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 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从历时性的观点看,现代哲学的危机有与前几次危机相同的两个特征:哲学在实践上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理论上步入相对主义的误区。哲学在失去了“第一科学”和“科学之科学”的地位之后, 只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通的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 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 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才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卡尔纳普曾揶揄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 他们现在更接近于不赚钱的律师。哲学家确有律师那种互相攻讦之能事,但在更多的时候, 他们以邻为壑。相对主义于是蔓延于一切领域:真理观、意义观、价值观、伦理学、科学观、方法论, 等等。相对主义的结果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不是彼此对话的宽容,而是画地为牢的狭隘。

从共时性的观点看, 世纪之交的时候, 物理学、数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理论学科都发生了危机。所不同的是, 物理学和数学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机, 而20世纪的西方哲学却一直没能摆脱危机的阴影。究其原因, 哲学危机的性质比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更为严重,它所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尚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来解决, 但如果一门学科失去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 它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了。西方哲学在失去了三大传统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 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正如本书力图展现的那样, 现代西方哲学都可以看做为摆脱哲学危机而做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向即是寻求新的研究对象, 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大致与哲学对象和领域的更新是一致的。具体地说, “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阶段在逻辑、语言、数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之中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二战”之后的哲学把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交流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70年代以来的哲学在文化领域开拓新的哲学对象和跨学科的新领域。

但是,上述努力都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 因此都未能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的困境。不过, 这些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哲学革命”阶段

20世纪初肇始的两大哲学运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虽然分属不同的传统和阵营,在其后的发展中更演化为互不对话、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不同派别、学说和倾向,但在本世纪初的理论条件下,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创始人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研究的共同课题包括:(1)数学基础问题,(2)反心理主义,(3)逻辑性质问题,(4)语言意义问题。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为数学博士,其处女作是研究数学基础问题的《算术哲学》。在其开创现象学的著作《逻辑研究》的导论部分, 他对心理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批判,接着阐述了纯粹逻辑的构想,并把语言意义作为纯粹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受过严格的数学和逻辑训练, 对上述几个问题都有系统的论述。所不同的是,胡塞尔由语言意义问题进入对意识结构的分析, 采用现象学方法建立意向性理论,进而建立先验哲学体系;分析哲学家们却采用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意义的分析, 解决或消解传统哲学的问题,实现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更重要的是,两者都企图通过各自的哲学革命来解决哲学危机。他们一方面按照严格科学的要求改造哲学,另一方面, 又以哲学为科学的基础提供新的论证和解释。两者的思路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近代认识论的“基础论”和“哲学改造论”的窠臼。更为严重的是, 它们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注定了“哲学革命”失败命运的矛盾,这就是方法与目的的矛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方法的基本特征是还原主义,而还原主义注定不能达到论证科学基础的目的。

逻辑分析的方法把一般命题还原为简单命题的逻辑函项,与此相对应, 经验事实被还原为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逻辑分析的终结单位越是精确, 它的应用范围也就越是狭窄。“感觉材料”、 “逻辑原子”、“简单记录句”的适用范围都只是个人的直接的主观感觉,它们如何能为科学概念和命题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提供基础呢?这是困扰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动摇于“强化”和“弱化”的标准之间, 对原子命题的解释动摇于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之间;罗素对自己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困难的揭示、维特根斯坦对逻辑主义的自我批评,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追求严格精确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与为科学提供坚实的普遍基础的目的之间的矛盾。

胡塞尔的现象学遇到类似的困难。他使用现象学还原把意识的一切经验内容都“悬搁”起来,剩余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先验自我”。为了避免“先验自我”的唯我论内涵,胡塞尔用“交际主观性”说明自我意识的性质, 又用“生活世界”说明自我意识构造活动的共同背景和界域。现象学的关注焦点由此从科学基础问题转向了人的生活世界。

哲学投身于社会的阶段

“二战”到60年代之间, 分析哲学的主流是日常语言分析学派, 现象学运动的主流是存在主义。英美与欧陆哲学的差别很大,几乎不可能对话。其实, 两者的差异主要是风格上的差异, 它们有着扩大哲学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共同目标。日常语言分析的对象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的规则就是社会生活的方式,奥斯丁把语言当作一种做事的方式。通过分析语言的各种类型,可以达到对人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和社会现象的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但也仅仅是理解而已。维特根斯坦说: “哲学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至多只是描述用法。它不提供任何基础, 它使一切保持原来的面目”。这句话典型地表达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与社会实践相隔阂的保守态度。虽然这一学派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表达方法有一定的影响, 但始终未能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

存在主义不止是一种社会思潮, 它一度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生活方式。萨特恰如其分地说, 存在主义是“一个行动的学说”,但存在主义并不关心集体的、外在的活动, 它所谓的存在主要指他人不能取代的经历和体验。站在不同立场的存在主义者强调不同的存在状态,存在或是宗教意识, 或是死亡意识,或是反抗意识, 或是道德良心,或是绝对自由感。存在主义担负着“二战”和战后生活给欧洲人的精神压力, 这里既有消极的绝望、恐惧或百无聊赖等情绪,又有觉醒了的道德主体感、责任心以及自主意识。存在主义者政治立场差异很大;总的说来, 左派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能适合战后青年一代的心理。

法兰克福学派是与存在主义相呼应的人道主义, 它以激进的批评理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60年代, 各种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激进哲学理论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构成了“对抗文化”的主旋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1968年爆发了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是一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转折点。在此之后, 大批知识分子或倒戈反对马克思主义,或隐退学术界。这一变化标志着西方哲学家企图摆脱哲学危机的努力再次失败。他们为了克服前一阶段哲学革命的狭隘性而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结果。这是因为, 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 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 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比如, 马尔库塞、弗罗姆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伽缪的反抗意识被通俗化为无政府主义的发泄。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如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分析的那样: “没有被这种群众消费刺激起来的享乐主义, 工业消费商品就会崩溃,因此, 资本主义的文化对立面的最终结果是:当资本主义失去了原先的合法性之后,它采用了一种形式上反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对抗文化的另一后果是关于文化的学术研究的真空状态。对抗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自身的理论又被商业化, 这就造成了没有理论的文化的畸形现象。对抗文化造成的真空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下一阶段的哲学转向文化研究,试图以此开出哲学的新局面。

哲学与文化融合阶段

关于文化的哲学研究有很长的历史, 但只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法国的结构主义那里,才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哲学。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化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正如自然科学的对象可被概括为自然, 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也能被概括为文化。结构主义者看到哲学危机来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挑战,他们于是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寻找出路, 把文化作为哲学的一般对象。考虑到这一动机,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总是涉足一门或几门学科,却又做出与这些学科的专家们根本不同的事情。

结构主义代表了西方哲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全面渗透的新趋向。60年代之后出现的哲学理论和派别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使得它们在大学里的语言文学系、社会学系、公共政治系和历史系比在哲学系有更大的市场。伽达玛的解释学分文艺、历史和语言三部分, 哈伯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涉及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理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属于文学批评理论范畴。即使在一向囿于语言分析的英美哲学界也出现了不再纠缠词义、深入具体学科、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后分析哲学”的倾向。罗尔斯首先在政治哲学领域突破了语言分析方法,利用古典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理论, 解决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科学哲学领域, 从库恩开始的社会历史学派抛弃了科学逻辑、命题分析等路数, 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 解释科学家思维方式的社会文化背景。像知识论、心灵哲学这样纯粹思辨的学科, 关注的问题也转向了认识的发生及其模型、程序等认知科学的问题。不论在欧陆还是在英美哲学界, 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和影响与按照传统哲学方式进行的“纯哲学”捉襟见肘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开始提到的“终结论”和“转变论”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两种主张:一是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一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

回到原来的问题:哲学是否会终结?我们的结论是, 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里, 关键问题已不是哲学是否会终结,而是:融合在文化研究之中的哲学是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成为跨学科的综合学科, 或是被分化为各种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现在对这些问题做出结论尚为时过早。但是, 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 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 这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在一百年间所遗留的各种问题、理论和观点、方法, 对未来的人类具有启迪和教益作用,这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