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前已有以儒为职业的，但他们还不成为学派。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开门授徒，以他的思想体系教人，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学派——儒家。孔子和儒家有不可分割关系，是大家公认的。后来宋朝兴起了儒教，儒教奉孔子为教主，教主出现在孔子死后若干年，孔子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儒家与儒教不是一回事。

北周时已有“三教”的说法（三教指佛教、儒教、道教），北周国祚短促，没有引起注意。隋唐时期“三教”之说已很流行，唐朝凡遇国家庆典，诏“三教”辩论于殿廷。儒、释、道三教为自己的“教”争荣誉，争地位，都推派代表积极参加。

   唐朝不少排斥佛教、道教之人，最为人所知的有韩愈。韩愈排斥佛教（也反对道教），韩愈排佛教，在于用儒教代替佛教和道教，为儒教争地位。象韩愈这种主张的人，唐朝占少数，社会上多数人承认三教鼎立这样的事实，认为孔子、释迦、老子都是“圣人”，都值得尊敬，释迦的身份从南北朝起，人们已不把它当作外国人看待，佛教经典也取得与儒家经典同样合法的地位，建立了“佛教经学”，普及程度超过了儒家经典。

儒教成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这不是什么名词之争，它实在关系重大。为了说明事实，先从中国的国情说起。

唐虞三代的历史资料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从秦汉说起，秦汉奠定了后来二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即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秦汉以后的许多朝代，直到清末，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向前走的。二千多年来也有分裂的时候，不过为期不长，即使分裂期间，从人民到统治者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统一才是正常的。二千年多年贯串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封建经济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产品为了自己消费，不为流通。经济交流、手工业品基本上是封闭的，只有供上层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带有全国性的流通，南海的珍珠、丝绸，北方的毛皮都集中到宫廷贵族手中，丝绸之路还远达欧洲。但这也限于奢侈品，不能与后来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相提并论。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多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儒教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

封建社会靠什么统治？像中国这样纵横数千里、上万里的大国，光靠武力、政治的权力是办不到的。除了政治军事力量以外还得有宗教来配合。世界的三大宗教都是在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这不是偶然现象。封建社会需要宗教。如果仅仅是个人的需要，它带有主观因素和偶然性，可以不必太注意，如果出自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不能看作主观的、偶然的，它具社会性、群众性、客观性。宗教的产生和流行，即出于社会客观的需要。儒教就是出现在中国古代这块土地上的特殊宗教，只有中国才能有的宗教。

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外壳部分，是它的组织形式、信奉的对象、诵读的经典、宗教活动的仪式，等等。这些方面，因教而异，各不相同。宗教之所以为宗教，还有它的本质部分，本质指它所信仰、追求的领域是人与神的关系或交涉。用中国古人习惯的说法即“天人关系”。宗教涉及的范围既在社会生活之内，又在社会生活之外。宗教要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吉凶祸福问题，同时又要借助超实现的外在力量。“天人关系”涉及两个对象，“天”和“人”，两者之中，有一头是虚设的——天；有一头是实在的——人。这必然造成它的虚构性与实践两者的奇特的联系。

有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主宰者，创造世界的主宰者是什么形象，是慈祥还是严厉，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形还是无形，这都不重要。宗教与哲学都讲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但两者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哲学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去探索，分析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宗教以信仰和直观来探索、解决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哲学至少承认有些问题还搞不清楚，不便贸然下结论，宗教不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搞不清楚的问题，人生中遇到的一切疑难大症，宗教都能手到病除。由于有这样的差别，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以后，与科学的关系较密切；宗教从本质上与科学对立，因为信仰主义不允许怀疑，崇拜的对象决不允许当作研究的对象，走的是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也有的宗教哲学用理性主义的形式把人引向信仰主义，佛教中某些流派就是用思辨为手段，把人引向信仰主义的。理学，我叫它做儒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手段，最终把人引向信仰主义的。宋儒教人读书要善于怀疑，朱熹关于读书法讲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但不允许怀疑人为什么要孝，为什么要忠。对忠孝发生怀疑，等于禽兽。王阳明算是最大胆的反传统的怀疑者，敢于对孔子的话进行考虑后才相信，不盲从。但王阳明也不敢怀疑，人是否要忠，要孝。认为忠孝是天性，是良知所赖以发生的根荄。

宗教提倡禁欲主义，并有一系列遏制欲念的训练方法，儒教也是这样，“征忿、窒欲”是儒教修养的一项基本内容。哲学教人服从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朱熹遇到小人当道，对他进行压迫时，他没坚持斗争，把上奏皇帝进行申辩的稿子销毁，自称“遯翁”，这是他占卜以后受到神明的启示以后做出的决定。主宰命运的是“天”，不是“人”。对待“天人之际”，最后屈人以顺天。

儒教除了具有宗教的一般本质以外，儒的外壳，也有宗教的特征。它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教共同诵读的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是封建宗法制下，自天子到老百姓按等级制度举行的儒教祭祀仪式。童蒙入学塾读书，开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时，对孔子牌位行跪拜礼。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府县都建立孔庙，为孔教信徒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正因为它是一种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宗教，它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吸收了佛教、道教中的一些宗教修养方法（如禁欲主义、静坐反省）它千百年来，培养、锻炼出了大批愚忠、愚孝的典型，载入典册，铭于金石、祀于廊庙。儒教有时以反宗教的面貌出现，实际上用适合封建宗法制的民族形式的宗教，以更加入世的姿态把人们引入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

儒教建立后，历代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它的主张，用科举考试鼓励青年人钻研诵习，耳濡目染，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人们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