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丨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

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陈少明

中山大学教授 陈少明先生

经典解释学不一定是哲学史研究，但时下推动这一学术方向者，则多同哲学有深刻的渊源。至少，从汤一介先生的呼吁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等刊物发表的相关专辑，可以加强读者在这方面的印象。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疑惑：难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就不是经典？虽然我仍未读到对此进行质疑的文字，但这种怀疑很好理解。事实上，即使支持经典解释学发展的人，也未必都对这一区别或转变有自觉的意识。这从经常有人在新名词下重复老套路这种现象就看得出，毕竟学术也有时髦的问题。 

要理解经典解释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区别，得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史说起。现在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哲学史”不是传统文史或经子之学的自然延伸，典籍中连“哲学”这个字眼都难找到。它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代哲学）的示范下，对中国传统的经子之学进行剪辑、改写的产物。其作用在于，从深层次上找到比较或沟通中西文化的学术途径，以及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为中国文化的前景进行定位提供论说的方式。至于如何通过哲学史的学习来推动哲学创作的问题，则不是它的初衷。结果是，在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自然之镜”的对照下，中国传统中没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可发现。从胡适、侯外庐到任继愈等的著述，很难让人感受到古典中精彩的一面。任何读流行教科书的人，再读原著时一定会有对不上号的印象。这导致“中国有哲学吗”的疑问的重新提起。从哲学史研究走向经典解释学的人，具有摆脱上述困境的意图。两者的差别，不是体现在阅读对象，而是思考方式上。 

那么，是回到传统经学吗？也不然。传统经学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范围不包括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道家与佛教，以及诸子之学。其研究方式依历史的发展而形成三种不同的学术或形态，分别为经世、考据及义理之学。在“五四”之后的后经学时代，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对传统政治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经世之学急剧衰落，而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考据之学同以讲义理为专长的宋明理学，则分别汇入现代史学中的古典文献学及现代新儒家哲学。今日兴起的经典解释学，从视野上看自然不应局限在儒家经学的围墙之内，儒道释及诸子都是这个传统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在方法上当然包括，但又不应停留在古典文献学上。如果经典解释学只是古典文献学，那“五四”以来，在胡适派的影响下，又得益于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这一方向从未中断，从而也就无须专倡。同时，古典文献学以经典为文献、史料，不一定得回答经典的思想意义问题。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致力于诠释儒家经典文本的思想内涵，方法是借助于西方尤其是康德哲学框架对之作新的表述。这是把经典解释同哲学研究结合的重要创获，但是，这也只是心性论的翻新而已。 

用经典解释学代替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或不应）疏离哲学，相反，如果出发点在于从中挖掘新的思想，那更需要哲学。不过，那得在另外的层次上理解哲学的涵义。我们可以从外部与内部两个层次，观照经学的思想蕴涵。从外部看，则要把经典解释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反思。进入内部，则可以研究经典文本所体现的生活方式。 

经典文本是那种提出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给予某种原创性的论述，从而启发后人不断去领会或讨论其思想含义，由此形成重要的思想传统的作品。但是，单有原创性论述的文本，并不能保证成为经典，只有不断被解释、特别是被进行同样有原创性的解释，由此而被传播、被尊奉，才有经典的地位。如果没有被讨论与解释，无论《论语》还是《老子》，都不会是多少人顶礼膜拜的经书。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创获，就是通过对经典的解释而实现的。而对经典进行原创性解释的作品，本身也可能成为经典，如魏晋玄学中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宋明理学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皆是例证。中国文化中，经典不是单数，而是群经，经与经的功能不一样，地位也有差别。但这种关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人重五经，宋人则重四书，经典地位的变化，正是解释的力量造成的。因此，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对原典的诠释上。解释这一现象，包括经书与解释的关系，解释的创造性如何体现，解释对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等等，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用黄俊杰教授的说法，这是“第二序”的研究。 

中国文化中，无论儒道释，不仅经不是单数，而且体裁是多样的，有诗、有史，有言、有论。从解释学的观点看，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不同的解释方式。诗、史有别大家都知道，言、论之分则得分说。言指对话体，如《论语》（包括各种语类或传习录之类），论则指论说体，如《大学》、《中庸》或《荀子》。区别在于，论是作者观点的系?表述，同时没有特定的受众，而言则是对话者之间的问答或辩难，对话者的身份与语境是理解语义的重要条件。从言语行动的观点来看，对话就是处事。故言与史相通，都有人物、有情节，都是“事”。经典所记述的事，就是古典生活方式的直接呈现。把言归入事而非归入论，表面上看，是移离哲学的视野，其实不然，这是对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种贴近。平心而论，如果从近代西方哲学那种系统论说的眼光来读《论语》，其感觉即使不是不成体统，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种读法当然不得要领。《论语》作为儒门第一经，其要义在于“教”，它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经验告诉我们，教养的形成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在尊者、贤者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的结果。而教养的目标，有深度的高尚或有魅力的人格所包括的各种道德特质，也不是一个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无法形成像当代规范伦理学那样的理论，而规范伦理学并不能代替传统德性伦理的思想功能。因此，研究《论语》的思想意义，同研究其中所体现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对其它立言的经典作品也一样。从记事经典中研究生活方式的哲学问题，是另一层次的哲学研究。 

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经典，是我在展望经典解释学的前景时特别想提出的期望。不是说，传统的经史之学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它缺乏一种系统的论说，从哲学的立场上也可以说，没有完整的理论。严格的学理说明，当在对它有充分的研究之后，但先把它提出来，以示努力有自觉的方向很重要。 

不消说，今日经典解释学的兴起，有西方哲学特别是解释学近20年传入中国的背景。西方也有它的经典解释传统，包括宗教与哲学两方面。怀特海就说，一部西方思想史也是柏拉图观念的注释史。与中学相比，西学不仅同样有经典解释的实践，更有丰富的解释理论。西学有深厚的述理的传统，解释理论本是为解释实践服务的，但顺理论的逻辑，附庸蔚为大国，竞变成自立的学科。不但有方法论，而且有本体论，哲学解释学即循此而来。西方解释学是多种多样的，近日刘小枫引介的施特劳斯的政治解释学就别具一格，大异于伽达默尔或利科的路向。以西方解释学为参照而发展着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究竟要发展到那个层次，现在无从断定。也许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心愿，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警觉，就是已经出现望文生义侈谈解释学的现象。弄不好，它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 

提倡经典解释学不是排除哲学，而是放宽哲学的视野，赋予它新的含义。从西方哲学史看，哲学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未必有套各家各派都首肯的知识系统。用近代理论哲学的眼光衡量古希腊哲学，也可能很成问题。哲学的灵魂在于寻根问底的态度及相应的理智探索的思想方法。一种学问是否是哲学，不在于它是否使用现成的哲学概念或讨论了既有的哲学理论，而在于它是否具有深刻透视经验现象，激发思想的热情的作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其实就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深入而激发起来的。显而易见的，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观点，等等。如果我们对经典解释的传统，对古典生活方式有足够深刻的反思，同时展现出足够精深的分析、论证能力，也有机会在此开辟新的哲学论域。如此看待哲学，既表达了哲学在经典解释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信心，也意味着哲学不能垄断经典解释学。在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中，文载道、史也载道，如果道也是现代哲学关切的目标，那么，这样的经典解释学正是提供恢复文史哲对话、协作，从而激发人文学术新的活力的途径。

本文转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