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丨解读福柯《话语的秩序》
从构序到祛序：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
——福柯《话语的秩序》解读
内容提要：
这里的话语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让你能说(能思、能写)的功能系统。就在你说、你写、你思时，它突然在无形的支援背景中被建构起来，成为支配你思想构境的隐性系统，就在你的话音(思绪、书写)落下之时，它应声解构和消失在黑暗之中。话语有一个物质性的支撑(说、想、写)，可它并非实体性的物质实存，而是一个瞬间建构—解构的突现和消失的功能场境。正是它，向我们呈现了通常人们每时每刻在不经意使用的言说、写作和思考的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抑制和排斥性的压迫。
1970年春天，刚刚当选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①院士的福柯②作了题为“话语的构序(L'ordre du discours)”的就职演讲。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文本。因为在这里，福柯第一次明确指认了构序(ordre)是一个象征着暴力和强制性结构等级的概念，它向我们呈现了通常人们每时每刻在不经意使用的言说、写作和思考的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抑制和排斥性的压迫，这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看不见的话语发生、运行的法则和有序性。在这种话语构序中，一些人被剥夺了话语权，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则必须以一定的支配方式言说、写作和思考。福柯这一思想构境的良苦用心在于，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摆脱这种话语中存在的强制性构序呢？道路只有一条，颠覆性地祛序。
作为排斥的求真意志：看不见的话语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作为要说话的演讲者，福柯一上来就说：我正在说自己并不是缔造者的话语。他很直接。然后，他引述了贝克特《无名的人》中的大段台词，以说明这种他自己并不是原创者的话语迫使他讲话、让他能够继续说下去。
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③
显然，福柯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是话在说我。这是后来被所谓后现代思潮廉价贩卖的东西。福柯想要告诉人们，他甚至能够听到自己背后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在演讲的最后，他也指认了发出这些先在之声的其中三位先言者：杜梅泽尔、康吉莱姆和伊波利特。我(福柯)接过了已经开始的话头，往下说，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绽开和微小的空隙(mince lacune)中滑入现成的话语中，一个“可能的没影点(point de sa disparition possible)”④。乍听起来，福柯似乎只是在十分随意地讲故事，细细一品，却是一处精心准备和建构的思想深境。与不久前《词与物》中对话语一词的非反思使用不同，经过《认知考古学》的精心构境，福柯这里的话语已经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让你能说(能思、能写)的功能系统。就在你说、你写、你思时，它突然在无形的支援背景中被建构起来，成为支配你思想构境的隐性系统，就在你的话音(思绪、书写)落下之时，它应声解构和消失在黑暗之中。它从来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话语有一个物质性的支撑(说、想、写)，可它并非实体性的物质实存，而是一个瞬间建构—解构的突现和消失的功能场境。这也是福柯说的那个“没影点”的构境意义。point de sa disparition是正在消失的构境点。真是精彩。
福柯称，今天的演讲是一个临时的舞台，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要面对的思考工作缘起于一个假设：
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产(production du discours)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procédures)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ée)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l'événement aléatoire)，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matérialité)。⑤
不难发现，这个新的假设已经是一个接近政治哲学语境的断言了，因为就在这个断言之中，福柯之前提到的那个支配自己言说的隐性话语被放置进社会存在之中。不过，他现在要开始讨论这个本身就看不见的话语的被生产了，特别是控制这种话语生产的背后的支配性程序，实际上，这就是不久之后他将集中思考的权力。不过，这里的程序和特技性的控制力量还不是福柯后来透视的那种资产阶级特有的生产性的权力。⑥请务必牢记，这一切被思考的对象，都不是在物质性的实存中能直观和捕捉到的。
福柯说，在这些对话语的控制程序中，最为人熟知的第一种方式是排斥的程序(procédures d'exclusion)。它表现为这几个方面：一是禁止(interdit)，比如对政治话题和性问题的禁言，在话语中，禁言是最表面化的排斥；二是分隔和抛弃(un partage et un rejet)，如他所讨论过的理性与疯狂，以所谓的理性的正常标准区分出不正常的疯子，再由社会将其驱逐或隔离，分隔与抛弃已经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三是真与不真(du vrai et du faux)之分，这其实是最不容易被辨识的隐性排斥。真理，显然是福柯此处批判性思想构境中的重点。
福柯指认，正是在上述第三点中，出现了时常会贯穿在我们话语之中的求真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请一定注意这个volonté，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它被软性地表述为意向性，而在尼采那里，它直接与权力意志相关联。福柯这里的构境意向，显然与后者叠境。表面看起来，追逐真理的愿望本身并不是强制性的暴力，相反，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求真”恰恰是整个资产阶级启蒙精神的核心，人们在黑暗的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下，正是通过理性话语之光走向真理和解放的道路。这也是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的中心立论。但是，福柯却言之凿凿地告诉人们，正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从神学祛魅中获得的科学理性话语中真与不真的区分(partage)，生成了今天控制着作为全部认知活动内驱力的“我们的认知意志(notre volonté de savoir)”⑦。这个关于“认知意志”的断言十分重要，不久之后，福柯即用它来命名自己《性史》的第一卷。甚至，福柯还指认这种真与不真的区分就贯穿于过去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建构(historiquement constitué)”进展本身。⑧依他之见，如果往前追溯，走到公元前6世纪，那时的真实的话语(discours vrai)是希腊诗人“激起崇敬和畏惧的话语”；而到了赫西俄德⑨和柏拉图之间，真实的话语与虚假的话语则开始被明确地区分，由此衍生成了我们后来“认知意志的普遍形式(forme générale)”。
真理意志，似乎自伟大的柏拉图式区分(grand partage platonicien)以来，便有着自己的历史，却不是种种强制性真理(vérités contraignantes)的历史，而是关于所要认识的对象(d'objets à )、关于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关于知识(connaissance)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投入(investissements)的历史。⑩
这是说，正是真理意志建构出认识的对象——本质和规律(大写的“一”)、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以及知识的内部话语构式。当然，只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生成之后，这种真理意志进一步演化成了作为我们今天建构世界的重要前提的认知意志。在此，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这个认知意志正是原来那个硬化的认识型解构后的活化踪迹，所不同的地方，是这种认知意志之中已经内嵌着一种政治倾向。它也已经预示着那个全新权力概念的出场。
在福柯看来，与其他排斥系统一样，真理意志在当下同样得到了制度(institutionnel)的支持，并且由各层次的实践不断加强和更新。这里的制度或者机构并非是指显在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是看起来非强制的立场中立和科学学术力量，如各种学术委员会、科学协会、媒体等话语共同体。在形式合理性的尺度上，它们的发生机制恰恰是民主合法的。历史地看，它们正是外部专制的对立物。他进一步列举的具体实践层次包括：教育、图书系统、出版、图书馆、过去的学术社团和现在的实验室(laboratoires)。科学实验室的出现，使福柯的实践概念得以更多地走向现实，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正在超出《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实践。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马特指认福柯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研究调节话语实践的规则转向考察社会实践与话语的关联性”(11)。这有一定的道理。霍奈特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认在福柯的这一讲座中，“知识产生的制度框架条件和社会的结构关联本身日益成为理论的中心”，由此，福柯的理论“逐渐转向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并且霍奈特断言，正是“法国的学生运动事件从政治和个人经历的层面导致了这种转向”。(12)这个判断基本准确。福柯认为，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中，真理意志被理性构序的认知的运用、评估和分配，以及认知的定性方式所不断更新着。比如，教育是一种求真的基础性训练，书籍在传播着既定的真理话语，科学的实验室则号称是制造和验证科学真理话语的场所，一切都是围绕真理建构起来的带有教化性质的“实践”。
福柯接着说，他还能联想到的与此相关的重要例证有：第一，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如何寻求将自己建立在“自然、逼真(vraisemblable)、真诚，以及科学之上”——一言以蔽之，在真实话语(discours vrai)之上。福柯此处指的显然是西方近代现实主义的启蒙文学，以及由此奠基的全部资产阶级文学中塑形存在的真实话语。第二，被编码(codifiées)成信条或方法(préceptes ou recettes)最终成为道德(morale)的西方经济学实践，是如何自16世纪起就在一种财富与生产的理论中寻找根据，使自己理性化和合法化的。这是一种很深刻的伦理指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道德基础正是古典经济学在商品市场交往运转中创立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刑罚系统是如何在所谓正义(justification)理论——自然法，后来在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知识体系的真理话语中寻求根据的。(13)由商品—市场法则建构起来的正义原则，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重新构境为天然秩序——自然法，它塑形和构序了全部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以及由此布展开来的名为科学真理的整个西方学术话语知识体系。这也是后来作为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构式内容——现代化文明进步中的欧洲中心论和他者文化建构中的后殖民主义的真正本质。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思考构境是极其深刻的。
福柯自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自己对上述第三种话语排斥系统的讨论和思考是最多的。这是指从不正常的疯狂到近代医学体制的诞生，还包括求真的认识型对整个文化生活的暴力性构序和统摄。之所以这么说，也因为前两种话语排斥最终都在向资产阶级的求真意志靠拢，从而使自己也变得更加隐身起来。依福柯之见，长期以来，内含着欲望和权力的求真意志和认知意志以“一种温和却隐性的狡诈的普遍力量(force douce et insidieusement universelle)”的话语方式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对其庞大的排斥机制和隐性暴力，却毫无意识。直到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的发声，我们才第一次听见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构境中的“温和却隐性的狡诈的”求真意志的真正质疑之声。福柯是在告诉我们，他所行进的道路正是由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开辟的。并且他认为，他们的道路“必须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路标，当然是崇高的路标”(14)。对此，怀特认为此时的福柯已经意识到，“西方人的‘认知意志’的现代史，并非一个不断迈向‘启蒙’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而是一个由种种排斥构成的系统中欲望和权力永无止境地相互作用的产物，正是这些排斥过程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成为可能”(15)。这段评论基本是正确的。
话语控制的内部程序
福柯告诉我们，除去上文讨论的排斥系统，在话语内部还存在着第二种控制话语的内部程序(procédures internes)，“话语的自行控制(propre )，即充当分类、排序、分配原则的那些程序，此时似是要控制话语的另一维度：事件和偶然性(de l'événement et du hasard)”(16)。如果说第一种话语排斥系统还具有一定的外部强制性的话，那么接下来讨论的话语内部程序则是某种隐性发生的自拘性话语构序。
其一，话语内部控制程序中的评论(commentaire)原则。这个评论，是通常发生在文学、哲学和科学话语发生运作之中的评论，福柯让我们注意，正是这些评论呈现出的某种肯定或者否定的阐释，生成着特定的话语等级区分。福柯说，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言说和写作一经说出便即消失，但也有“一些话语，除其表述之外，还被无限评说，现在仍被评说，将来还有待再被评说”(17)。他的言下之意，评论即是话语意识形态构境，它操持着话语的生杀大权。简言之，在话语评论网的内部塑形栅格中，一边是无数的次等话语大量被剔除和忘却，另一边则不停地建构出所谓原创性的经典文本，如传统中的宗教圣典和法律条文，文学与哲学经典，走向现代之后，还应加入由特定的科学话语和认知范式生成的科学文本。这里，我们可以想到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关于历史研究中“文献”被裁剪的判断，此处的评论栅格所生成的等级正是那种历史观的微观机制之一。当然，这种由评论生成的话语区分并不是稳定的，而是逐渐模糊和不断消失的。福柯提示人们，真正自觉地打破这种区分等级的努力只有游戏、乌托邦和痛苦，有如他在《词与物》中引述的博尔赫斯式评论。在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福柯之所以热捧阿尔托和萨德的一些原因，话语等级的构序，只有在超出现实生活和平庸存在的残酷戏剧的痛苦折磨和变态、荒诞的性游戏中才有可能被打破。
福柯告诉我们，话语自行控制的评论是在并不起眼的无穷尽的重复性构境中起作用的，悄悄消除着话语(文本)中的事件和偶然因素，往往，“新事物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其重复的事件(l'événement de son retour)中”(18)。重复，制造经典和成就话语构序。
其二，话语内部控制程序中所谓话语净化(raréfaction d'un discours)原则，也是作者(auteur)或同质性唯真原则。raréfaction一词在法语中同时具有稀疏和抽空的意思。福柯说，由反复的评论所建构的经典话语通常是与作者相关联的，而作者一般会被设置为“意义的统一和来源，是其连贯性的焦点”(19)。在法文中，auteur也意味着创始人和首创者。
作者被要求对置于其名下文本的统一性(l'unité du texte)负责。他要揭示，至少要保证文本中隐含意义的可信性。他要把作品与他的实际经验(expériences vécues)以及创作的实在的历史(l'histoire réelle)相联系。作者是赋予令人不快的虚构语言(langage de la fiction)以统一性、紧密相关(noeuds de cohérence)，以及使之与现实相连(insertion dans le réel)的人。(20)
福柯说，虽然我们常在某个作者死后，一定会发现他留下了大量与评论中体现的思想同一性完全异质的文献(如涂鸦)，但这些异质性又恰恰会被话语净化原则或作者原则作为偶然事件剔除掉，为此，人们必须引入一种有序性(peu d'ordre)和连贯性将作者重新发明(réinvente)出来。例如在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整理中，20世纪30～50年代期间，文献专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雪藏起“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文本，以维护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形象，或者为了维护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立场，故意掩盖或者歪曲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中的突破性进展。这是话语净化的典型案例。由此，一个作者同质性唯真的幻象被维系、维持。
其三，话语内部控制程序中的学科(disciplines)原则。在法文中，这个disciplines也有纪律和规训的意思，这个重要的概念不久之后即将成为福柯发明的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控制方式——规训。首先，与前两种原则不同，“学科是由一个对象领域(domaine d'objets)、一套方法、一组所谓的真实命题(considérées comme vraies)、一套规则、定义、技术和工具加以界定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无名的系统(système anonyme)”(21)。与福柯前述的认识型那种规制更大尺度文化存在的塑形系统不同，这里讨论的学科似乎在回归巴什拉-康吉莱姆的科学史结构。当然，福柯此处对科学话语构式的思想构境要比老师们深入得多。比如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只要是专业学科，越往现代就越在形成着一整套的特殊实验方法、一整套的研究规则、一整套的范畴和定律。这可以是类似科学研究中的微小认识型。但所深化的思考构境层中，更强化了无形的科学话语塑形的système anonyme(无名系统)。显然，无名系统这一表述，很好地揭示了学科的本质。作为一种看不见的约束和规范系统，它们无形地维系着一个学科的真假边界。
其次，福柯进一步说，在一种特定的构境层边界上，学科既不是重复中的同一性，也不是有待重新发明的意义，而是建构新的陈述的某种必要条件。一门学科并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真理性陈述的总和”，它恰恰是一些决定了新的科学命题为真的成套标准。这是极为精准的断言。
福柯以19世纪的生物学家看不到的孟德尔手中的没有出场的“真理”为例，说明了学科原则当下建构的新的无形系统的功能性条件。他指出：
孟德尔所说的真理，但他不是在当时生物学话语的“真理之中”(dans le vrai)：生物学的对象和概念当时不是依据这样一些规则塑形的(règles qu'on formait)。而要让孟德尔进入真理，让他的命题看起来(大体上)正确，生物学便需彻底改变标准，部署一系列全新的研究对象。(22)
这已经涉及学科无形系统本身的格式塔改变了。这的确有些像库恩(23)所说的科学革命。(24)此处所谓的“在真理之中”，是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的话，意思是当下被认可的科学真理话语。孟德尔的观点是否能成为生物学科承认的真理，关键并不在于它自身是否属真，而是由学科建构的规则和条件所标定的。就像确认一个人是否为疯子的那个精神病理学科中制造的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
其三，一种科学话语若要“在真理之中”，就必须“遵循话语的‘治安’(police)规则，得在每一次话语中使之再活化(réactiver)”(25)。这是福柯较早之前对police 一词的特设使用。这里的police不能被视作通常话语场中的“警察”，而是进入自律和规训阶段的学术治安和治理。这个意思是说，任何一种科学话语如果要使自己始终处于真理的位置上，它就必须建构一种话语治安构序，并且，在每一次的话语实践中让它反复地再活化。再活化即话语从“档案”石化状态中的重新构境和突现。
这就是学科在另一重意义上藉以实现话语区分和等级化的多层控制程序。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声称，“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控制话语，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26)。
话语权：谁能有资格言说？
福柯指出，控制话语的第三种方式是话语权产生的应用条件。福柯发现，并非人人持有言说的话语权，只有那些符合了特定条件和资格的人，才可能进入话语界并占有言说的权力。在福柯这里，对话语权力的学术思考不久便被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关注所取代。
首先是对言说主体(sujets parlants)的资质限定。这是指评判能否进入话语界的资格(qualification)和条件设置，据之判断谁能居有话语权。福柯将这种特殊的主体言说资格称之为仪规(rituel)。如果说前面曾经讨论过谁在说话，那“仪规”则是谁能说话。
仪规界定言说个体(individus qui parlent)所具备的资格(在对话、询问或记诵中谁必须占据什么位置且作出什么样的陈述)；界定必须伴随话语的姿势(gestes)、行为、环境，以及一整套符号；最后，它确定言词被假设具有或强加给的功效(effet)，其对受众的作用，以及其限制性能量的范围。(27)
所谓的仪规，是指言说个体在进入话语场时所必须具备的某种资格和条件，这些资格和条件使某些人获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或权力话语。仪规通常表现为：一是言说者处于特定的位置，比如学术话语圈中的大学知名教授或研究院首脑、文学圈层中的知名作家和评论家、演艺圈里的著名导演和明星等等，这些特殊的位置往往决定了不同话语圈层中的权力关系；二是这些居有话语权的言说者所持有的特定话语姿势、行为和特殊符码，比如大学和研究院中的教学与学术的研讨、文学界里的创作和评论、演艺场中的制作和走秀等等，无法挤入这些特殊话语构序场中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居有话语权；三是话语权的成立必须存在相应的受众，话语权只有在受众的臣服和痴迷之下才能被建构起来。譬如，今时今日网络传播中因粉丝的关注和供奉所建构出来的“大V”主人话语幻象。这就像拉康所指认的大他者与它反射建构起来的臣服主体存在。在福柯的法国同胞布尔迪厄那里，这一话语权被指认为基于名望和特殊地位的学术资本和文化资本。
其次，福柯还指认了话语社团(sociétés de discours)的控制法。所谓话语社团，指的是“保证或制造话语，但其目的是令话语在一封闭的空间(espace fermé)中流传。且根据严格的规则来分配它们，言说主体却不会因此种分配而被剥夺了权力”(28)。其实，每一种话语权的出现都得伴随相应内部受众群的存在，话语权力线正是通过在受众中的传递和播散制造出某个“封闭的空间”，从而能在其中行使特殊的话语主权。福柯说，这种话语社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行吟诗人”，那是一个秘传的话语行动社团，在其中，掌握了秘密话语权的师长对学徒的角色是不能调换的。福柯指认，在今天的各种话语事件场中，类似的话语权的秘密挪用(d'appropriation de secret)和不可互换的角色仍然存在。所谓秘密话语权应该是指在一种特定的话语圈层中，话语的原创者制定和建构某种话语塑形与构序的特殊方法和技能，它使得这一话语仪规和效用能够在圈内构境层中随时被激活并建构，而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这种封闭的话语剧团；并且，这种特定的话语权只有话语剧团中的话语原创者才可能居有。或许，在福柯眼中，学术场中的学派(如掌握现象学话语权的大师胡塞尔与追随他的众多学者)和演艺界中的艺术流派(如现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有特定风格的艺术大师与他身后无数的传承者)都属于这种建构起来的话语社团。
其三，是在宗教、政治和哲学的信条(doctrines)中生成的话语权。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也是过去人们谈论相对多的方面，只是福柯探究了信条话语权的传播途径。依他所见，信条与相对封闭的话语社团不同，它不是在物理空间中刚性封闭和固定起来的少数人的圈子，信条往往是扩散的，它通过对同一真理的承认(reconnaissance des mêmes vérités)，来集合一种无形的同一性信条忠诚。
信条原则使个人囿于某一类型的表达从而禁止其他类型的表达；但它反过来把个人之间连接起来，并藉此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信条原则带来的是双重服从：言说主体服从话语，话语又服从(至少事实上的)言说个体群。(29)
信条总是排他的，一个痴迷的宗教信徒通常不会再膜拜其他教派的神灵，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不会轻易使用他人的方法论，一个信仰坚定的政治家也不会简单相信其他的政治信念。信条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是一种无形的话语权力线，既区分更大范围内的话语受众，又链接同一信条的信众。
最后，是由话语的社会性占有(l' appropriation sociale des discours)而生成的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传递和不断产生新的话语权的教育(éducation)。福柯说：“任何教育系统(système d'éducation)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及其传递的认知和权力(les savoirs et les pouvoirs)的政治方式。”(30)请注意，这是福柯将认知与权力链接起来的尝试，这一关联将成为福柯中晚期思想构境中的一条主轴。福柯这个观点是否受到老师阿尔都塞196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那里，阿尔都塞已经明确指认了家庭、教育和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隐性教化功能。福柯说：
教学系统(système d' enseignement)究竟是什么呢？它无非是对言说的仪规程式化(ritualisation)，无非是赋予言说主体以资格并固定其角色，无非是在形成具有某种信条的群体(无论是如何扩散)，无非是在分配和占有蕴含权力和认知(ses pouvoirs et ses savoirs)的话语。(31)
言下之意，前述的话语资格、特定话语社团和信众群都是在一定教育系统构境中培养和塑形的。教育本身就是等级化区隔活动，而高等教育就是话语权力的授权过程。福柯甚至认为，与此相接近，“写作”、法律系统、医疗系统其实都是一种话语的社会性占有方式。
也是在这里，福柯专门讨论了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话语的授权机制，通俗地说，就是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哲学家。在福柯看来，哲学将“理想真理(vérité idéale)作为话语的法则”，将合理性(rationalité)视为进展原则(principe de leur déroulement)，以知识伦理(éthique de la connaissance)承诺了对真理的欲求和能思的权力(pouvoir de la penser)。(32)本真性话语、理性进步和知识至善是藉以成为哲学家的三个内在原则。而哲学学科的特点就是通过对话语实在性(réalité du discours)的否定来实现某种贵族性的自立和排斥性限定。
首先是缔造者式主体(sujet fondateur)的设定。在福柯看来，在哲学话语中，
缔造者式主体奠定了超越时间的意义视域(horizons de significations)，历史自此之后便只需对其进行阐释，而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ensembles déductifs)亦将在那里发现其最终的依据。在与意义的关系中，缔造者式的主体可支配符号(signes)、标志(marques)、痕迹(traces)、字母。但它无需通过话语实例来彰显它们。(33)
任何原创性的哲学家总在设定一种本真性的原始本体，有如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弗洛伊德的生命原欲和海德格尔的本有，然后整个世界及其存在都成为围绕这一本真基始的一整套复杂阐释和构序、构式结果。由此，在这幅创造世界的话语构境中，哲学家就成为缔造者式的话语主体。
其次，是哲学中对原初经验(l'expérience originaire)的设定，这是哲学家将自己超拔出常人的构式秘技之一。福柯说，相对于现实的经验，原初经验是先在的意义(significations préalables)，在以自己的形式掌握它之前，原初经验就在世上游荡，“这种我们与世界的原初同谋(complicité première avec le monde)便构成了我们有可能评论它、置身其中、标识和命名它、判断和最后以真理的形式(la forme de la vérité)去了解它的基础”(34)。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说法。譬如，在常识中被视为外部对象的客观、自在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就被视作由人的交道(马克思的实践)操持介入其中的关系性功用存在，“自然”即是向主体欲求的存在性涌现，由此，本有的大地就被对象化的存在世界所遮蔽了。然而，这一原初存在性占有的经验却被遗忘了。(35)新的构境可能是，一旦我们重新居有这一经验，常识经验中的世界即刻土崩瓦解。
其三，是哲学话语中的普遍中介(l'universelle médiation)观念，其实它也就是作为形而上学本质的逻各斯(logos)。福柯指出，柏拉图以来的理念逻各斯是被持有的专业话语，它在展示自己秘密本质的时候竟然把自身“悄然变成话语的事物本身和事件(les choses et les événements)”。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逻辑颠倒和本体论占位。于是，在哲学思辨中，
话语不过是真理在自身凝视下诞生的过程中发出的光芒(miroitement)而已；当每一事物都能采用话语的形式时，当任一事物都能被言说时，当话语能论及任一事物时，那是由于在显现和交换(manifesté et échangé)意义之后，所有事物都可以返回它们自我意识沉默的内部(l'intériorité silencieuse)。(36)
这是对词与物暴力构序关系的重写，现在是真理性话语照亮一切事物并让其存在的时候了。如果转换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中，逻各斯正是那个遗忘了存在的存在者的抽象逻辑构架，形而上学正是在对假定为形下自然器物的具象存在者的形上抽象后生成理性逻各斯的。逻各斯即是哲学理性话语中的真理之光源，它是将进入逻各斯之栅格的对象物普遍联系起来的中介，世界上的一切都因被它照耀(“显现和交换”)而被人们所看见。由此，事物的本有则隐入逻各斯内部。在逻各斯话语之中，事物不语。
祛序：存在一种话语之中的造反吗？
絮絮叨叨地揭穿了话语世界中这么多令人沮丧的秘密坏事之后，福柯也回答了一个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面对这些隐性的强制，我们能够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无形的话语构序吗？或者说，我们有希望反抗话语中存在的暴力和压迫吗？以我的体察，福柯给出的回答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这也是福柯的批判话语中鲜见的积极的内容，尤为可贵，因为毕竟还是给出了解放的可能性和道路。
这里，福柯提出了四个造反或祛序(deordre)的原则：一是颠覆原则(principe de renversement)。所谓颠覆原则就是要对话语中假设的所有理想状态进行反向思考，将传统的一切逻辑和原则通通颠倒过来。显然，这也是截至此时福柯所使用的主要的批判性反思手法。当然，它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颠倒，而是彻底地解构基础之上的颠覆。比如关于疯狂的正常与不正常标准的根本性颠覆，自然、历史和人的概念的颠覆。二是不连续性的原则(principe de discontinuité)。这已经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主张了。它主张冲破连续性的逻辑假象，回到真实话语的不连续实践(pratiques discontinues)中去。有如沉默考古学中对黑暗中“声名狼藉者”的关注。三是特殊性原则(principe de spécificité)。这是指相对于普遍性的逻各斯的一种反向破解消境。
也是在这里，福柯说：
我们不能把话语融入一套先在的意义(significations préalables)之中，不可幻想世界给我们一张清晰的面孔，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破解辨认而已；世界不是我们知识的同谋(complice de notre connaissance)；根本没有前话语的神意(providence prédiscursive)按我们的意愿安排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定制物的一种暴力(une violence que nous faisons aux choses)，或无论如何是强加(imposons)于其上的一种实践；而正是在此种实践中，话语事件才发现了它们规律的起因(le principe de leur régularité)。(37)
之所以如此大段地引述，是因为福柯的这个论断实在太重要了。它直接挑破了主体性的话语权力的真正秘密：强加于物之上的一种暴力，这种暴力性的实践正是话语事件规律的真正缘起。我觉得，福柯在这个意义上对先在的原初话语和第一性的神意的反对是准确的，可是，他没有看到在“知识是世界的同谋”背后真实存在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本身的暴力，或者在马克思的话语构境层中，现代性存在强暴背后的资本逻辑。
四是外在性(extériorité)原则。这里的外在性，意在反对话语隐秘的核心内部和中心本质的设定。走向外部，即指承认多重可能性和事件的偶然性，意识到只有“外部”，而并没有深度的内在本质。布朗肖也敏锐地指认了这一点，他说，福柯十分反感于“深度概念”(38)。从这一点，也可以走到所谓后现代的零度平面。
也由此，福柯进一步提出了话语造反需要立足的四个主要祛序性概念：事件(événement)、系列(série)、规律性(régularité)和可能性状况(condition de possibilité)。他指认这四个概念正好对应于传统观念史中居主导性的四个暴力性的构序概念：“事件对创造(création)，系列对统一性(unité)，规律性对独创性(originalité)，可能性状况对意义(signification)。”(39)偶然的事件消解了主体意图的创造，松散开的系列抵抗着强制的统一性，活动的规律否定了专一的独创，多重流动的可能空间解构了凝固的意义之境。布朗肖判断，福柯在此提出这四个反抗性的概念，是为了“对抗那些在他看来一直主宰着传统思想史的原则”，并且这也是他此后将要致力从事的主体任务。但布朗肖认为，在此后的生涯中，福柯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40)
福柯特别指认，话语祛序的真实存在其实是话语事件的集合(ensembles d'événements discursifs)之境，
事件不是实体亦不是偶然，不是质量亦不是过程，事件不属有形的构序(l'ordre des corps)。但它也不是非物质的(immatériel)东西，它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功效(effet)，成为效果；它有自己的处所，位于物质因素的联系、共存、弥散、交叉、积累和选择之中。它不是物体(corps)的行动或属性；它是作为物质弥散(dispersion matérielle)的功效而产生，且在物质弥散之中。(41)
这似乎是福柯自己关于话语祛序的正面指认了。在他看来，逃离了话语构序的事件并不是一个物体式的实在——它确实具有物质性的场境存在，但那却恰恰是在实际功效的建构中才生成的一种物质性的、弥散式的客观构境存在。为此，福柯毫不隐讳地明确指认，自己的“事件哲学(philosophie de l'événement)应该沿着初看是悖论性的非实体性的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e l'incorporel)方向前进”(42)。这个非实体的唯物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识。巴迪欧后来的事件哲学显然受到福柯这一观点的影响。
福柯告诉我们，要实现话语祛序，必须坚持两种分析方法，即批判(critique)分析和谱系(généalogique)分析。批判是否定，谱系是否定的实现机制。我们不妨对照来看：首先，所谓批判的分析就要“运用颠覆(renversement)的原则”，剥离从而得以透视上述排斥、限制和挪用的话语机制，批判是要看清问题所在；谱系的分析则要深入剖析上述话语机制“出现、发展、变化的状况”，这是一种对问题的发生机制的深究。(43)其次，批判分析的过程将是一个分析弱化的过程(processus de raréfaction)，也包括重组和统一话语的过程；谱系分析则是要研究话语的“分散的、断裂的和有规律的塑形(formation)”，这是非总体性的历史深究。再次，批判分析针对的是包围(enveloppement)话语的制度，以求确定和掌握这些规范、排斥的原则，以及话语的弱化，试图在消解的力量中去反抗它；而谱系分析则针对着话语的有效塑形(formation effective)，希图在其肯定的力量中去把握它。(44)请注意，这是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谱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后，他在次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再一次深化了这一方法论创新。我还觉得，当霍奈特指认福柯的《认知考古学》和这里的《话语的构序》仅仅是为前期疯狂史、临床医学和“词与物”的具象研究提供了姗姗来迟的“原理论研究”的基础时，他恰恰没有看到福柯思想的深刻改变。(45)
①法兰西学院是当时法国学术思想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法国皇家讲座学院，法兰西学院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530年建立。学院下设50个讲座教授，均由当时各领域最杰出的学者组成。每位教授在一年中必须向公众开设十二个分开讲座，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伊波利特、杜梅齐尔等人的推荐下，福柯于1970年当选“思想体系史”教授，而他恰恰顶替了1968年刚刚去世的伊波利特的席位。法兰西学院的公开课程时间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5月，福柯的讨论通常安排在这个时间段的周五晚上，因为他的名气，前来听讲的听众很多，高峰时竟然有两千多人，所以，在300人的教室之外，还会有闭路电视传送到其他教室。这种讲座通常无法深入地交流，人们多为看热闹者，讲座实际上沦为表演性的作秀，为此，福柯也十分无奈。好在，每周还会有一次研讨班的集中讨论。作为这个研讨班的结晶，福柯主编了《我，皮埃尔•利维埃尔，杀害了我的妈妈、妹妹和弟弟》(《文献》，1973-1974)和《治疗机器》(1976)。
②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代表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认知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等。
③[法]贝克特：《无名的人》，转引自福柯《话语的秩序》，《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④⑦⑧(13)(14)(16)(17)(18)(19)(21)(26)(28)(29)(30)(33)(36)(39)(42)(43)(44)[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5、8、8、9、10、10、10、14、15、17、17、18、19、21、22、26、27页。
⑤⑩(20)(22)(25)(27)(31)(32)(34)(37)(41)[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0、13、13、15、17、17～18、18、21、22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1971.p.10～11,p.19,pp.29～30,p.37,p.37,p.41,pp.46～47,p.48,p.50,p.55,p.59.
⑥在这一点上，谢里登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他指认在《话语的秩序》里，“权力理论首次引进福柯的话语理论，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此意义上，它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权力仍然以消极的方式视作话语的限制”。[英]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⑨赫西俄德(Hésiode，约公元前750-650)，古希腊诗人、学者。
(11)[美]斯马特：《福柯》，《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王晓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页。
(12)(45)[德]霍奈特：《权力的批判》，童建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47～148、103页。
(15)[美]怀特：《福柯》，载[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渠东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23)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1949年，库恩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1956年，库恩留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8-1964年，库恩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任教，并于1961年成为该校科学史专业的正教授，讲授科学史。1964-1979年，库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1968-1970年间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代表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必要的张力》(1977)。
(24)这里有一场笔墨官司，即福柯与库恩的关系。依阿甘本的说明，“福柯宣称自己在完成《词与物》后才读到库恩那本‘令人赞赏的权威性’著作”，并刻意保持了与库恩的距离。参见[法]福柯，Dits et écrits,ed.Daniel Defer and Ewald,aris:Gallimard,1994,vol.2,p.240.然而以阿甘本的推测，福柯是为了报复库恩没有提及他的老师康吉莱姆的影响而故意回避库恩的。关于这一点，我原则上同意哈金的一个判断，他认为，相比库恩在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科学范式理论，法国的科学认识论思想的缘起似乎更久远一些，因为巴什拉的“认识障碍”和“认识论断裂”的思想生成于20世纪20年代，再加上后来康吉莱姆的理论深化，库恩的东西“在法国却是一顶旧幌子”。参见[美]哈金《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孙长智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其实，问题的要害并非在于库恩是不是“旧帽子”，而在于对福柯影响更为深刻的肯定是康吉莱姆，而非库恩。
(35)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四章第二节。
(38)(40)[法]布朗肖：《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肖莎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