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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与努斯的演进
郝苑
作者简介：郝苑(1980-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孟建伟(1955- )，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9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6 年 02 期原发期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0156 期 第 92-97 页关键词：逻各斯/ 努斯/ 前科学时代/ 小科学时代/ 大科学时代/ Logos/ Nous/ the age of pre-science/the age of small science/ the age of big science/摘要：逻各斯与努斯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这两个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变化：逻各斯导源于注重理论沉思的古希腊文化，努斯导源于注重实践应用的古罗马文化。在前科学时代，逻各斯与努斯相互分离。至文艺复兴时期，逻各斯与努斯的融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启蒙运动确立了逻各斯与努斯在小科学时代的经典形象。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与技术性科学的兴起，逻各斯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于努斯。逻各斯与努斯的历史演进，充分反映了科学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以科学文化为视角来透视逻各斯与努斯，将丰富人们对逻各斯与努斯的理解。以逻各斯与努斯为原点来透视科学，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深人们对科学及其文化语境的理解。
一、前科学时代的逻各斯与努斯
逻各斯与努斯的概念源自古希腊哲学。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先提出逻各斯概念的是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发生”都与逻各斯相“吻合”，逻各斯是“恒久有效的”[1]。尽管逻各斯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但是，逻各斯“特别与科学兴趣积极相关”，它包含着理性规范的观念，意味着一种朝向真理的“理性能力”[2]。逻各斯可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理性。作为支配古希腊文化的知识理性，逻各斯在古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尽管古希腊文化经历过被神话思维所支配的时代，但是，这种神话思维很快就让位于哲学中的理性思维。自泰勒士开始，古希腊文化就开始以理性的与自然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如果说古希腊神话逐步在本体论上确立了有关自然秩序、自然结构与自然关系的信念，那么，自泰勒士以降的古希腊哲学则有力地表明，反映自然秩序、自然结构与自然关系的规律并不是神秘的与超自然的。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来认识自然，并借助理性的方法来把握与交流这种与自然有关的知识。
古希腊人深信数学与逻辑等理性方法在认识自然上的效力，这当然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巴门尼德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3]，他从本体论的层面上肯定了理性思维认识自然的能力。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数作为自然世界的本原，它们从根本上支配着世界的运作。因此，要理解自然，就需要充分运用数学的方法。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则通过严密的哲学论证，强调了逻辑与数学的方法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重要性。可见，古希腊哲学在为逻各斯确立理性方法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哲学之外的其他文化也对理性方法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古希腊的建筑、雕塑与音乐都极其强调数字比例，以数学的方式来展现美是古希腊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古希腊的伦理与政治都极其强调辩论的技巧，衡量辩论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逻辑。古希腊的智识文化普遍推崇数学与逻辑，这有力地促进了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等理性方法的发展与繁荣。
进而，古希腊文化还颇为推崇知识与真理的价值。早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等古希腊哲人即充分强调了真理高于意见的价值。面对倡导相对主义的诡辩派的挑战，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知识与真理高于意见与谬误的地位，而且还从存在论的高度论证了知识与真理的积极价值：人类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以实现自己的理性本质为最大的幸福与自由。通过追求知识与真理，人类将充分实现自身的理性，进而获得接近于神明的自由与幸福。
古希腊文化不仅产生了逻各斯的概念，也孕育了努斯的概念，努斯的概念最初由阿那克萨戈拉提出。阿那克萨戈拉不满足仅仅对自然的本原进行研究，提出整个宇宙的发展变化服务于某种心智的目的，而这种心智就是努斯。努斯作为宇宙的原动力，“是一种自我运动并且使他物运动的基质”[4]。努斯在宇宙中“赋予了最初的旋转运动”[5]，它让这种运动的发展符合理智的要求，因而可将之理解为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阿那克萨戈拉围绕努斯展开的研究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也有所回应，但就整体而言，古希腊文化更多倾向于理论沉思而非实践应用。努斯的概念在古希腊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古罗马文化则为努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相较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更为推崇实用精神。在古罗马哲学家看来，努斯所蕴含的理智与精神修习的生活技艺紧密相关。所谓的精神修习，指的是修习者全面提升自己的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实践，“它们全部着眼于做出这些实践的主体方面所实现的某种改变和转变”[6]。以斯多葛主义为代表的古罗马哲学普遍相信，努斯蕴含的理智普遍支配着世界万物的运作，它可以改造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努斯对世界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各种技术与工程的方式来实现的。技术与工程需要大量的可观察经验，要求参与者根据理性的目的，积极干预和改造自然现象，并且强调人类在共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的配合与协作。以上这些恰恰是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古罗马文化充分肯定了运用知识与技能改造世界的积极价值：知识与技能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福祉。通过以上方式，古罗马文化在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等多个层面充分发展了努斯的概念。
尽管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前科学时代，“逻各斯”与“努斯”这两个科学文化的原点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古希腊文化注重理论而忽视实践，古罗马文化则强调实践而低估理论。这就导致逻各斯与努斯两者长期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这种片面发展的文化基质无法产生真正的近现代科学。
二、小科学时代的逻各斯与努斯
在漫长的中世纪，逻各斯与努斯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分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逻各斯与努斯开始融合，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文艺复兴不再以神为中心，转而以人为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逻各斯与努斯的神学内涵，极大地增加了逻各斯与努斯对现实的关切。在此基础上，经济与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正如齐尔塞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工匠与技师的社会地位，理论研究者也出于现实的关切而开始注重经验研究[7]。由此，逻各斯与努斯首次融合：根据生活实践的需要，学院中的理论研究者与工场中的技术工匠将理性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结合起来，为近代科学提供了比较完备与有效的探究方法。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结合，既是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变革，也涉及本体论与价值论上观念的转变：逻各斯与努斯在本体论上开始紧密地结合起来，人类通过科学知识把握的自然规律不仅增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而且也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知识就是力量，它不仅能够满足人类追求真理的愿望，而且还能有效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由此，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努斯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有了不小的提升。
通过逻各斯与努斯的融合，文艺复兴不仅迎来了近代艺术的复兴，而且也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仍然蕴含了大量神秘主义的理论假说，相应地，逻各斯与努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也预设了不少缺乏经验基础的实体，这些实体以及相应的理论并不隶属于严格的科学实践。随着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全面确立，这些理论假说逐渐退出了科学的领域。牛顿经典物理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让西方文化普遍处于对牛顿的崇拜之中，各种文化都试图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典范。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智识氛围下产生的。
由于启蒙运动的牛顿崇拜，逻各斯与努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学与神秘主义的影响，转而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典范。逻各斯在本体论上极大地清除了各种神学或神秘主义的理论假说，逐渐成为一种真正符合科学精神，有着充分经验基础的自然规律。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对自然界的“祛魅”，还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确立了机械论的自然观。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类的心智可借助种种机械规律与机械模型，更为有效地干预与改造自然。借助于这种机械世界图景，启蒙思想更为有力地肯定了努斯改造自然的能力。
西方科学在18世纪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逻各斯与努斯也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统一性与系统性。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致力于推动科学知识的统一发展。在他们看来，虽然不同学科的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科学世界图景的一部分，科学家需要打破各门学科设置的壁垒，在“统一科学”的理念下更好地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合作，更好地激发科学的整体进步。相应地，逻各斯就强调科学在语言与方法上的统一性，从而保证它们能有效地服务于科学研究的交流合作与统一发展。努斯也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方法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技术要得到充分发展，就要充分吸收理论的要素，并要与各种社会力量协调发展。
必须指出，在启蒙运动中，逻各斯与努斯被赋予了社会的价值。启蒙思想家承担着一种明确的社会使命，即“要向大众传授新的知识”[8]。现代科学能够开启民众的智慧，让民众不再屈从于非理性的社会权威，进而能为构筑真正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创造条件。现代技术则能有效改善生活，克服因为物质匮乏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以此方式，启蒙运动从社会的视角，肯定了逻各斯与努斯的解放心智、提升福祉、推进进步的伟大价值。
不难看出，启蒙运动确立了小科学时代的逻各斯与努斯的经典形象。然而，启蒙运动对牛顿经典力学及其机械世界观的推崇，也招致了不少诟病。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尤其不适用于那些与有机生命有关的自然现象。生物学、生理学与心灵科学不应屈从于机械论的自然观，而应当以生机论的自然观为典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揭示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建构性。恰如康德指出，理性并非以小学生的身份复述老师的一切教诲，而是以法官的身份迫使自然回答它提出的问题[9]。此外，不应当狭隘地根据进步主义的模式来衡量逻各斯与努斯的价值。通过肯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与实践的内在价值，浪漫主义将历史的意识渗透到逻各斯与努斯之中。
浪漫主义肯定了逻各斯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建构性，这种观点在爱因斯坦等掀起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哲人科学家那里得到了响应。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切思维都是“概念的自由游戏”[10]。哲人科学家认为，逻各斯虽然展现的是具有经验内容的自然定律，但是，科学家并非仅仅对既定的经验材料做出归纳与概括，而是先行积极地借助各种哲学观念来构造大胆的理论假说，以突破已有的思想教条与理论教条。通过肯定逻各斯的能动性与建构性，哲人科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类对努斯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信念。20世纪物理学革命之后，现代科学不仅与现代技术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且具备了更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西方科学由小科学的时代走向了大科学的时代。此时，逻各斯与努斯也发生了进一步的重要变化。
三、大科学时代的逻各斯与努斯
20世纪初的现代物理学革命让人类有能力控制原子层面乃至亚原子层面的能量，当代科技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增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与生产力的效率大为提升。现代科学不再是少数科学精英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沉思，而是在跨学科的众多科学家之间合作完成的。科学通常研究的是跨学科的对象，参与课题研究的科学家通常是集体性的，课题研究通常需要巨额成本的仪器设备与实验室。西方科学由此进入大科学的时代。
逻各斯与努斯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科学的兴起，尽管如此，在西方的科学文化乃至一般文化中，逻各斯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虽然努斯也触发了两次工业革命，但是，按照流行的看法，改造世界的技术是科学理论适用于现实的结果，努斯并没有摆脱一种派生性的地位。然而，在大科学时代，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理论反倒成了技术的“开路先锋”[11]。技术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科学实践呈现出科学技术化与科技社会化的新趋势，技性科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形态。技性科学的出现，意味着科学实践的中心逐步由逻各斯转向了努斯。
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技性科学不再被动表征自然，而是积极地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干预自然。受知识理性支配的传统科学虽然也强调认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但是，这主要指的是科学家构造理论假说的主动性，而技性科学则深刻地依赖于各种技术手段来积极干预自然现象。科学不仅需要借助实验仪器的干预来加深对自然的理解，而且还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来改造自然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在存在论上优先于科学”[12]，逻各斯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于努斯。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技性科学更为重视具备实用性与社会性的科学方法，与努斯密切相关的科学方法的地位显著提升。传统科学主要将实验方法视为对科学理论的验证，实验方法深受科学理论的负载，其地位要在理论方法之后。技性科学则充分肯定了实验方法的相对独立性，科学实验“有自己的生命”[13]，它能够揭示理论没有意识到的内容与图像，从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推动科学发展。随着实验方法的地位的提升，科学方法的社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技性科学是大量科学家共同协作的产物，为了让技性科学顺利进行，科学家之间的有效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修辞法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科学家需要运用修辞的方法来让其他合作的科学家乃至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政治家与民众理解自己的思想观念，从而确保自己的主张在科学共同体之内与之外都赢得广泛的支持。借助修辞的方法为自身的科研寻求尽可能多的声望，这是成本耗费巨大的技性科学在社会上获得必要帮助的重要条件。由此，技性科学的方法论的重心也从逻各斯转向了努斯。
在价值论的层面上，技性科学明确打破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的两分法，让整个科学实践都深深卷入由社会行动者构成的巨大社会网络之中。科学研究所负载的价值，是由科学共同体之内与之外的所有行动者积极协商的结果，体现的应该是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多元价值。技性科学不会假借知识客观性的名义回避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问题，它不会仅仅服务于有限的社会阶层，而是尽可能服务于更多的社会群体所追求的多元价值。
可见，在大科学时代兴起的技性科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等多个层面都体现了由逻各斯转向努斯的发展趋势。逻各斯在科学文化中的地位有所削弱，努斯则逐渐占据了科学文化的中心地位。技性科学固然没有放弃对理论知识的探究，但是，科学不再以求真为主导目的，而是更多关注科技对社会与生活产生的各种效用。由此，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的生存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既给人类文明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产生了一些极端的科学观：逻各斯的弱化，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狭隘地将科学实践理解为逻辑；努斯的过分强化，导致了功利主义狭隘地将科学实践理解为诸多技术效用。
存在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让科学知识获得了不合理的话语霸权，它压制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狭隘的功利主义科学观神化了科技改造自然与生活的能力，却遮蔽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潜在危险与负面效用。要抵御这些成问题的科学观，捍卫丰富多样的文化风格与生活方式，就需要重新理解逻各斯与努斯。存在主义者多为有文艺背景的人文学者，他们以艺术为模型，对逻各斯与努斯重新做出了解读。尽管存在主义者在科学的时代里丰富了人们对逻各斯与努斯的理解，但是，他们对科学文化蕴含的逻各斯与努斯所做的理解过于负面，因而仍然是片面的与狭隘的。
面对大科学时代逻各斯转向努斯的发展趋势，既要承认其中的积极一面，又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构筑的生存论揭露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但要对逻各斯与努斯形成全面深入的理解，就要真正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确立一种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生存论，从而在本体论上重新确立对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信念，在方法论上实现理论方法与实践方法的融合，在价值论上实现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在逻各斯与努斯之间实现有机统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逻各斯导源于注重理论沉思的古希腊文化，努斯导源于注重实践应用的古罗马文化。在古希腊文化中，逻各斯确立了对自然规律的理性信念，形成了数学与逻辑等理性方法，并肯定了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价值。在古罗马文化中，努斯肯定了理智改造世界的可能性，推动了实验等经验方法的发展，并凸显了运用知识改善人类生活的实用价值。尽管前科学时代形成了逻各斯与努斯的概念，但是，逻各斯与努斯在前科学时代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因而无法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
文艺复兴通过“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为逻各斯与努斯的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代文艺的复兴，有力地激发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在牛顿崇拜的影响下，启蒙运动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模型，确立了小科学时代的逻各斯与努斯的经典形象。逻各斯以牛顿经典物理学及其蕴含的机械自然观为典范，清除了逻各斯中蕴含的各种神秘要素，孕育了理性的本体论信念。努斯则以机械自然观为根据，增强了科学家运用技术改造自然的信念。随着科学技术的累积，在方法论上寻求统一性，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科学实践与智识生活的一个重要追求。进而，启蒙运动还积极运用逻各斯与努斯来开启民智，反思与批判社会文化传统，为建构一个更为合理而正当的社会政治秩序创造条件。尽管启蒙运动确立了小科学时代的逻各斯形象与努斯形象，但是，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仍然需要借助生机论的自然观来肯定逻各斯的建构性与能动性。在浪漫主义之后，那些掀起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哲人科学家以其科学实践，进一步肯定与强化了逻各斯的建构性与能动性。
无论是前科学时代还是小科学时代，逻各斯都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与技性科学的兴起，科学文化的中心在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等多个层面上逐渐由逻各斯转向努斯。这既让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的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类改善生活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又孕育了狭隘的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正如一些存在主义者指出，这些科学观压制了人类生存的自由与多元发展，哲学家与思想家需要重新理解逻各斯与努斯来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对科学或科学文化的恰当理解，既不能忽略作为知识理性的逻各斯，也不能忽略作为实践理性的努斯，而应当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可见，逻各斯与努斯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一对概念。以科学文化的视角来透视逻各斯与努斯，能揭示这两个概念容易被一般的哲学史与文化史所忽略的内涵与面貌，从而丰富人们对逻各斯与努斯的理解。反过来，以逻各斯与努斯为“原点”[14]来理解科学，将大大拓展与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借助逻各斯与努斯的视角透视科学，可以发现，科学既有理论的一面，也有实践的一面，既有认识世界的追求，也有改造世界的抱负，既有追求真理与知识的价值诉求，也有改造社会与改善生活的价值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知识理论，在科学的实践中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实践与人文精神[15]。在逻各斯与努斯构成的智识语境与文化语境下，人们将对科学形成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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