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 苦难和死亡之中寻找爱与信仰
加缪：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鼠疫》：加缪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鼠疫》是加缪最重要的作品。《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1947年《鼠疫》获得了法国批评奖。50年来，《鼠疫》畅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
加缪酝酿创作《鼠疫》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读者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鼠疫》内容简介
《鼠疫》讲述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的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
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魔。
《鼠疫》节选 | 阿尔贝·加缪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呓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
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
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今以色列港口）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卢克莱修：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