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丨儒学应该向实用化方向发展

蔡德贵哲学基础

蔡德贵，山东招远人。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山东社会科学人才库成员（2001-2005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山东大学一等关键岗待遇。

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经历了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四个形态的发展后，遭到“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反孔、军阀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的“尊孔”、全盘西化论的“非孔”三种势力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出现了当代新儒家。但是当代新儒家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却没有使儒学复兴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当代新儒家没有注意到，儒学自它创说之日起，其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这也应该是儒学在现代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目的。学者普遍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从孔子起，儒家学者就重视学以致用的问题，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反对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孔子要求士做能“躬行”的“君子儒”，政治目的的实现不能靠光说不做，而是需要去实干。

在学与用、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战国时期的稷下学者也大都注重现实，强调经世致用。《史记·鲁仲连列传》正义引用了《鲁仲连子》中的一个故事，说稷下先生田巴能言善辩，但不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只知道“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所以鲁仲连批评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实际问题，眼下齐国的处境很困难，敌军压境，大敌当前，“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拿出良策妙计。如果设有良策妙计，只知高谈阔论，那只不过是夜猫子叫，人人讨厌，你再也别说了。田巴羞愧得“终身不谈”。后来，鲁仲连看到齐将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就写了封信，用箭射到城中，送给燕将。这封信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方面，从燕将围聊城非智勇忠的行为方面，从历史上类似事件的教训方面，劝燕将撤离聊城。燕将看到这封信，“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己降而后见辱。……乃自杀”。(《史记·鲁仲连列传》）聊城从而得以收复。其他如“为人排患释解纷乱”的事，鲁仲连也做了不少。类似上述的故事还有一些，但鲁仲连是其佼佼者。荀子对这种学风曾加以总结，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这种强调学用一致的风气是学宫中的一种正气。孟子强调“当务之为急”（《孟子·尽心上》），稷下齐国法家也强调“事莫急于当务”（《管子·正世》），“言必中务，不苟为辩”（《管子·法法》）。这都是说要注重解决当务之急的现实问题，不要脱离实际，空发议论。稷下先生们一般都是带有修务图治精神的，甚至像邹衍这样“作怪迂之辩”的，其五德终始的理论也是为新制度的出现服务的。其他先生们也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至于稷下先生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建树，多数更是为解决当时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服务的。如《考工记》，其中不仅记录了采矿、冶金、兵器制造、制革、制陶、造车、建筑、日用品制造等技艺，而且还把与这些技艺相联系的金属学知识、凹面聚光的光学知识、勾股弦定理等数学知识、振动的声学知识，滚动摩擦的力学知识、惯性以及空气动力学知识等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加以总结。这些无一不是稷下先生注重现实、经世致用学风的例证。

当代新儒家忽视了这种传统，所以复兴儒学没有成功。鉴于此，现在的儒学研究，除了在学理的层面出新之外，应该着重下力的，是把儒学往实用化的方向上发展。我的《实用儒学刍议》（《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谈到这个问题，与刘宗贤合作主编的《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重新强调了这个问题。

实用儒学和其他实用科学一样，应该特别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应该说明的是，实用儒学与明清时兴起的实学并非一个概念。实学这一概念在唐代就出现过，它本来与经世致用是一致的。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探讨的实学思潮，则是指17世纪以来，受西方科技知识冲击后出现的实用之学，它是为了摆脱宋明理学的樊篱而走向经验科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实用儒学和经世致用应该永远是一个现实概念。实用儒学与当代新儒家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为了儒学理论上的重建，而是为了使儒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能为现代社会利用。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儒学的实用化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当1853年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岛国时，日本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是从日本儒学中寻找的。日本儒学之所以能成功地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内部具有转换新机制的活力。当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候，它只不过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理论工具，但日本学者保存了其原始的实用意识形态特色。藤原惺窝把程朱和陆王折衷地调和到一起，建立了德川的新伦理体系；林罗山则把儒学和神道教调和起来。“日本儒学家为了实际利益对儒学做的手脚成日本儒学的共同模式”。（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这种模式被沿袭下来，当日本面临现代化冲击的时候，一系列的移植转化，使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科学运动、功利主义及民主平等观念，被较好地吸收到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日本文化意识中，并在教育制度、管理模式等具体层面上，得到较好的融会贯通，形成日本特殊的现代化文明。

在日本模式中，古典儒学的实用倾向得以保存。它未堕入儒家永恒主义和泛世主义，而是摆脱了宋明理学中高度抽象化和玄理化的学风，为日本人探求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内在动力。日本模式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的另一启示是：必须吸收儒学中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并将之推进到具体而又可操作的层面，这才是对它的真正发展。

可惜的是中国儒学自宋明理学以后，儒家思想中的情感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破坏，至清代更向极端发展。在当代新儒家那里，关于“大伦理学”、“小伦理学”，关于“改变社会规范的内在价值之源”，关于“良知自我坎陷”等理论对传统的说明和阐释很多。但平民百姓和西方社会对最一般、最浅层的儒学思想仍是所闻不多。“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使人们重新看到了儒学的希望。

儒学实用化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往往忽视思想领域对中国特色的教育和灌输的倾向而提出的对策。“儒学之实用化”提出，应建构系统性的儒学实用体系，为实际应用而改造儒学，对其至今有指导意义的积极面注意挖掘，而对其消极面则存而不论。当代儒学与现代化结合成功的经验，很多表现于实用层面，但目前对儒学的应用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体系化。儒学要与现代社会接轨，欲从现代生活范式中汲取足够的动力，应确立实践的机制，进一步向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地球村的形成，价值观的趋同倾向，都使得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明朗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儒学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也必然会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使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在增加，也使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实用化有了可能。自2004年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推行儒学实用化的载体。传统儒学崇尚统一、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倾向，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为未来全球一体、多元文化并存、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儒家“天人合一”的综合性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都带有普世伦理的意义，带有实用化的色彩。故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下，儒家伦理有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可能。

从国内方面来说，儒学在目前情况下的实用，就是要配合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三方面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和谐。而在这三方面，儒学都可以发挥实用功能，能够解决好长期困扰人类的、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三种关系，即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人自身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

儒学实用化正确解决三种关系的表现是：

在人和自然方面，应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儒学讲究“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易·乾卦》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只有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恩惠，否则只会深受其害。儒家还认为，在大自然的整体中，人不仅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被赋予灵魂和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可“与天地参”（《礼记·中庸》）。因此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不应该是伤害和肆意利用，而是要爱护和谨慎从事。对此，日本的现代大儒冈田武彦认为儒学的万物一体论、天人合一论，基于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立场，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足以帮助免去现代社会的弊病。（蔡德贵：《儒学与21世纪》，《国际展望》，1993年第2期）对自然界中，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要爱护，它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作为人类，就应该和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解决环境生态危机肯定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被有的诗句通俗化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到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如何和谐？陈寅恪先生提出“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页）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就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三纲六纪》）。诸父，是父亲叔伯这一辈。诸舅是第二纪，就是母亲这一系。第三纪是族人，就是自己家族里面的一批人。兄弟，是第四纪。最后是五纪师长和六纪朋友。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纲”加六个方面的“纪”，这九个方面就包含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如果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那社会就稳定了。但是这九个方面，尤其是三纲，必须加以改造。君为臣纲，应该改造，君改造为国家，臣改造为人民，就是把君和臣的关系，改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那么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就稳定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不要把它作为单方面的关系来强调，绝对的服从，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平等和相互的关系。那么这三方面的根本关系处理好了，再加上另外六个方面的关系也处理好了，那社会肯定稳定。事实上，三纲六纪在儒家思想中属于“礼”的范畴，而礼作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撕裂，而应该被统筹实行，“礼者，履也”（扬雄：《法言·修身卷第三》）。如曾子所说：“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在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方面，要不断修身养性，做到不愧屋漏。就人自身来讲，活在世上，肯定要不断发生灵与肉的冲突，就是心灵的精神世界和身体的物质世界不断地矛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利欲熏心的大有人在，而且挣钱越来越多，还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也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人自身肉体和精神的矛盾？应该特别提倡修身养性，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节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限制到最低的程度。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但是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是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绝欲望？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生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够做到：富足时能够慷慨，贫穷时不要失望。一个人如果在路经遍布黄金的河谷时，也能够视如浮云，毫不迟疑地直行而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控制了欲望的人。一个人如果在遇到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阴影所吸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人。

目前，儒学向实用化方向发展的任务，就是为解决这三个关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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