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辩也。此说始见《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其说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之语。故但言九流。）
此所说诸家所自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聪明也。夫言诸家之学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阴阳家之近于古占候之官，此犹可说也。即谓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亦犹可说也。至谓王官为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以法家为出于理官，则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今试论此说之谬。分四端言之。
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
（甲）《庄子·天下篇》。
（乙）《荀子·非十二子篇》。
（丙）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丁）《淮南子·要略》。
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淮南子·要略》（自“文王之时，纣为天下”以下）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弊、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故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夫以“墨”名家，其为创说，更何待言。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无一语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又何不谓墨家为出于洪荒之世乎？养三老五更，犹不足以尽兼爱。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其说已为离本。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如云纵横之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二者岂相为渊源耶？《周礼》尝有掌皮之官矣，岂可谓今日制革之术为出于此耶。
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 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又安可属法家？至于《伊尹》、《太公》、《孔甲》、《盘盂》种种伪书，皆一律收录。其为昏谬，更不待言。其最谬者，莫如论名家，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此方术即是其“逻辑”。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论，墨子有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辩之书（即今《墨子》书中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此说吾于所著《先秦名学史》中详论之，非数言所能尽也。）惠施、公孙龙，皆墨者也。观《列子·仲尼》篇所称公孙龙之说七事，《庄子·天下》篇所称二十一事，及今所传《公孙龙子》书中《坚白》、《通变》、《名实》诸篇，无一不尝见于墨经（晋人如张湛、鲁胜之徒颇知此理。至于惠施主兼爱万物，公孙龙主偃兵，尤易见），皆其证也。其后学术散失，汉儒固陋，但知掇拾诸家之伦理政治学说，而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于是凡“苛察缴绕”（司马谈语）之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后世所称法家如韩非、“管子”（管仲本无书。今所传《管子》，乃伪书耳），皆自属道家。任法、任术、任势，以为治，皆“道”也。其他如《吕览》之类，皆杂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汉人所立“九流”之名之无征，则其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 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唯太炎先生为最详（其说见《诸子学略说》。此篇今不列于《章氏丛书》）。然其言亦颇破碎不完。如引《艺文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见《说苑》），不成论证也。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然则太炎先生亦知其为无征验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官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适按：此说似未必然。郑注云：宦，仕也。《正义》引《左传》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学也。谓学仕官之事。其说似近是。）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适按：原作学，本可通。《正义》谓学习六艺是也。即作御，亦是六艺之一。古者车战之世，射御并重。孔子亦有执御矣之言。未必是仆役之贱职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官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耳。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诸子学略说》）。又曰：“不仕则无所受书。”（《订孔》上）适按，此言古代书册司于官府，故教育之权柄于王官。非仕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问题。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周礼》伪书本不足据（无论如何，周礼绝非周公时之制度）。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徒以古代为学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于官府。此如欧洲中世教会柄世政，才秀之士多为祭司神甫，而书籍亦多聚于寺院。以故，其时求学者，皆以祭司为师。故谓教会为握欧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然岂可遂谓近世之学术皆出于教会耶？吾意我国古代，或亦如此。当周室盛时，教育之权或尽操于王官。然其所谓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礼乐射御之末。其所谓“师儒”，亦如近世“训导”、“教授”之类耳。其视诸子之学术，正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绝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此如欧洲教会尝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布鲁诺（Bruno），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禁毁。笛卡儿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竟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而世之学者乃更拘守刘歆之谬说，谓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已。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其说又散见他书，如《孝经用夏法说》，《订孔上》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熏化。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也”之说矣。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别墨之名，始见于《庄子·天下》篇），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
民国六年四月草于赫贞江上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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