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 ——李学勤先生与简帛学
简帛学是在20世纪兴起的一门新学问，它以地下发现的简牍、帛书为研究对象。近代以来的简帛发现，以20世纪初在西北地区获得的汉晋简牍为始。这些简牍的数量虽然不多，内容也以边境屯戍机构的行政文书为主，但已经被王国维先生视为可以与甲骨文、敦煌卷子和明清档案并列的四大新发现之一。在此之后，不仅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更多的汉晋简牍，而且在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等地也发现了多批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简牍和帛书。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材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的重要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王国维当年见到的汉晋简牍。
诚如王国维所说，新发现往往会带来新学问。20世纪简帛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吸引了许多学者投身简帛研究，使简帛研究发展壮大为“当代学术之显学”（饶宗颐先生语）。许多前辈学者为简帛学这一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学勤先生就是其中甚为突出的一位。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先生就已经对楚地发现的简牍、帛书作过精到研究，特别是1960年对楚帛书十二月名的释读，迄今仍然是楚帛书研究史上令人赞叹不已的一次突破性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生对秦汉简帛和战国竹简作过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先生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上。从2010年开始，他领导的团队以每年推出一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速度，及时向学术界通报最新整理和研究成果。可以说，简帛学与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相始终，在他的学术体系中占有甚为重要的地位。先生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等重要学术主张的形成和提出，与他的简帛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有必要对他的简帛研究略作回顾。
一
李先生向以博学多识、精力过人著称，在简帛整理、简帛研究、简帛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做了许多重要甚至是无人能及的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李先生一生细心整理过的简帛材料很多，包括楚简、秦简、汉简，以及汉代帛书，内容涉及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类书籍，以及多种秦汉法律文献。他参加并定稿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早已被学界公认为整理秦汉简牍的典范之作。他晚年主持出版的八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因速度快和质量高而享誉学林，堪称战国竹简整理方面的经典之作;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八角廊汉简的整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李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为简帛学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很早就提议将简牍和帛书一并进行研究，力主将简帛学建设为一个专门学科，并提出简帛学可以分为简帛书籍研究和简牍文书研究两个分支;他与谢桂华、林剑鸣先生创办并主编《简帛研究》杂志，专门为简帛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园地;他提议并支持谢桂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简帛研究中心，倡导并组织跨单位、跨学科的简帛研读班，为简帛研究培养后续人才，扩大影响。像《简帛研究》这样的刊物、简帛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当时在全国都没有先例，其示范和推动作用甚为明显。简帛学在今天能够成为一门很有影响的学科，与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周密筹划和有效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先生在简帛学上的主要贡献，当然还是体现在对简帛文献的研究上面。他素来主张将简帛书籍和简牍文书分开研究，比较而言，他更偏爱和重视简帛书籍研究。这是因为目前所见简帛书籍的抄写年代大都在战国至汉初，正好属于他一生重点关注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并且其内容大都关涉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或核心部分，因而成为他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佳材料。而以居延汉简以降的汉晋简牍为主的简牍文书，从书写年代到主要内容都与先生特别关注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已有一定距离。他虽然对其也作过研究，且颇有贡献，但毕竟不是他的研究重心了。
李先生分析和讨论简帛书籍的成果甚为丰富，在广度和深度上多有超越前人和时贤之处。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对西汉皇家图书的分类原则，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致可以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先生以其精湛的学养和不懈的努力，对这六类简帛书籍都作过程度不等的研究。
李先生对简帛六艺文献的关注，大致是从参加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开始的。先生本来主要负责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数术、方技类文献，但是因为其中的帛书《周易》经传与古代文明研究关系重大，所以他一直甚为关注。为了充分认识和挖掘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价值，他除了重点研究帛书《周易》经传本身以外，还从更多方面对《周易》经传中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完成并出版了《周易经传溯源一一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一书。后来又增补了包括上博楚简、双古堆汉简《周易》在内的新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将其扩充为《周易溯源》一书，为《周易》经传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上博楚简中的《诗论》一篇，对研究古代的《诗》学流传具有重要价值。先生连续撰写了多篇专门讨论《诗论》的文章，内容涉及《诗论》的文本复原、《诗论》的性质及《诗》学的流传等重要问题。这些讨论《诗论》的文章，多数已经收入其论文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之中。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部整理公布完毕，但从已经发表的前八册整理报告看，其内容以经史类文献为主，大都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六艺类文献，其重大学术价值现在还难以准确估计。可想而知，以经史类亦即六艺类文献为主的清华简，在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他晚年几乎将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清华简。在整理清华简的繁忙工作之余，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对清华简的内容进行研究，几乎对已经发表的每一篇重要简文都作过专门分析。这些具有开创和引领意义的成果，大都已经收入《初识清华简》《夏商周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论文集中。
李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讨论过信阳长台关楚简的学派性质，开始关注并研究简帛诸子文献。后来，他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秦汉简帛中的诸子文献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讨论，尤以对马王堆帛书《五行》《老子》《黄帝书》，八角廊汉简《论语》《文子》，张家山汉简《庄子》等儒道文献的研究最为用心。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大都已经收入其论文集《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古文献丛论》之中。郭店楚简发表以后，先生对其中的儒道文献甚为关注，撰写并发表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论文。上博楚简公布以后，他又以同样的热情对其中的诸子类文献进行研究。先生讨论这两批楚简中诸子类文献的论文，大都已经收入其《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等论文集中。
李先生在概述简帛古书时，经常会论及简帛诗赋文献及其学术价值。此类文献目前发现较少，他的专门之作也只有《<唐勒>、<小言赋>和<易传>》一篇。
李先生对兵书类简帛也很重视，撰写过《<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这样专门讨论兵学文献的文章。此外，他对银雀山汉简中以论兵为主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作过专门研究，对张家山汉简中的兵阴阳文献《盖庐》也作过讨论。
李先生对简帛数术文献一直很有兴趣，撰写过不少讨论子弹库楚帛书、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王堆帛书数术文献、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尹湾汉简《博局占》的专文，为简帛数术文献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生在整理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中的方技类文献时，对其中的《五二十病方》《引书》等医籍也作过研究。
李先生认为，秦汉律令虽然不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范围，但也可以按照研究简帛书籍的方法进行研究。他在整理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文献时，对秦律、汉律与《周礼》的关系，《二年律令》《奏谳书》等法律文献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现象，也作过专门研究。
简牍文书虽不是先生的研究重点，但他对包山楚简、郝家坪秦牍、龙岗秦牍、里耶秦简等年代较早的简牍文书也作过专门讨论，这些讨论对后来的研究颇具指导和示范作用。即使是对年代略晚一些的居延汉简，他也撰写过《谈“张掖都尉棨信”》这样的专门论文。
因为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先生对战国秦汉简帛的各个方面都作过研究，但他关注的重点明显是在简帛书籍特别是其中的六艺、诸子两类书籍上面。此外，他对秦汉法律文献也多有讨论。这样的偏重或选择，固然与材料的多寡及其抄写年代的早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他的治学旨趣有关。先生一生治学，是以探究和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为己任。而出土简帛中的六艺、诸子类文献，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或精华，对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和深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至于秦汉法律文献，对了解、认识战国秦汉社会的结构和面貌大有裨益，在古代文明研究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简而言之，先生不只是单纯为了读懂简帛文献而研究简帛，而是为了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而研究简帛。为此，他在研究简帛时不仅重点突出，而且也特别注重研究方法。
二
李先生研究简帛的方法，与他研究整个古代文明时的方法基本一致，即力求对简帛材料作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具体地说，他大致是从古文字学的方法入手，先对战国秦汉简帛文献进行准确释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简帛文献作多方面的考察，特别注意使用考古学所注重的比较方法，即将简帛文献与其他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同时注意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反思;进而与其他相邻学科得到的认识融会贯通，形成和提出了一些正确认识或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主张。
虽然先生研究简帛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读懂简帛材料，但他对读懂简帛材料的工作却十分重视，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素养，他首先在简帛材料的释读即简帛文本复原方面作了许多重要工作。先生在简帛文本复原方面的成就，既体现在他主持或参与撰写的多种战国秦汉简帛整理报告之中，也体现在他撰写的许多研究文章里面。先生是一位洞察力超强的古文字学家，虽然平时不可能只专注于简帛字词考释，但他在简帛字词考释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字词的考释方面也时有独到甚至惊人的发现。例如，清华简《算表》中有一个写作“釮”的字，从《算表》的运算规律可以看出，它应当表示“半”和“半”的乘积，也就是四分之一。可是“釮”为什么是一个表示四分之一的字，却很不容易回答。先生在《释“釮”为四分之一》一文中，先根据楚简中“缁”字的特殊写法，推断“釮”是“锱”的异写;又指出秦国的“半两”钱也有将“半两”写作“两甾(锱)”的情况，既然“两锱”相当于“半两”，则“一锱”自然就是“四分之一两”了。他还根据荆州黄山墓地出土的三件环权上分别刻有“一两”“半两”“才两”铭文，而经过实际测量后又知道它们的重量正好是以一半的比例递减，推断“才两”中的“才”也就是《算表》中的“釮”;“才(釮)两”一词的出现，说明“才(釮)”和“半”一样可以作为数字使用。又如，包山楚简中有一个表示国名的“郙”字，以往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他在《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中将“郙”读作“巴”，并从多方面作了论证，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先生不仅善于运用古文字学的知识或方法解决简帛释读中的难题，也善于利用简帛材料中的线索去解决古文字研究中的难题，如《“桓”字与真山楚官玺》《释东周器名卮及有关文字》等文，就是利用楚系简帛材料中的线索成功释读古玺和金文疑难字词的范例。
与字词考释相比，先生显然更重视分析或论述某一篇或某一类简帛文献的内容及价值。他经常率先对新发表的简帛材料进行解读，像《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奏谳书>解说》《初读里耶秦简》《初识清华简》这一类文章，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是在为新发表的简帛材料进行导读，也是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指南。还有一些文章，则是对某一种简帛文献的内容或性质进行深入讨论。如马王堆帛书《黄帝书》中的第三篇《称》，内容多为格言汇编，与常见的子书议论文体颇不一样，学者所论皆不透彻。他在《<称篇>与<周祝>》一文中指出，这种汇集格言的文体在古代并不罕见，在《老子》一书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又举出收录在《逸周书》中的《周祝》一篇，发现其内容也多由互不连贯的格言组成，与《称》篇相类。他还指出，古代的“祝”与“史”相通，《称》成为《黄帝书》中的一篇并非偶然。有时候，简帛文献内容的讨论往往与字词考释紧密相连。例如，马王堆帛书《黄帝书》中的第二篇文献，其标题是“十大经”还是“十六经”，以往学者聚讼不已。先生在《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中指出，“大”“六”两字在帛书《黄帝书》中时相混淆，需要进行仔细分辨和研究。他在论证《黄帝书》中第一篇文献《经法》的第四个章题为《大分》而不是《六分》的基础上，赞成此处释“大”之说。更为重要的是他接着指出，此处涉及标题的“十大经凡四千……六”一段，应当参照《黄帝书》中第一篇文献《经法》的末尾“《名理》。《经法》，凡五千”，标点作“《十大》。《经》，凡四千[五十]六”。也就是说，《十大》与《名理》一样是章题，《经》与《经法》一样是篇题。先生进而仔细分析帛书的内容，并援引古书中的篇题实例，对此处以《十大》为章题、以《经》为篇题作了合理的解释。这样，他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十大”与“十六”的释读分歧，而且还为《黄帝书》中的第二篇文献找到了篇题，可谓意义重大。
李先生在研究简帛文献时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即有意将简帛文献中的记载与其他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进行比较。前者如《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沫司待疑簋》《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等文，后者如《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鹖冠子>与两种帛书》《竹简秦汉律与<周礼>》《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郭店简与<礼记>》《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等文，单从标题就可看出其鲜明特色。
正是在这种以比较方法为主的简帛研究中，先生发现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估计不足。在从事甲骨学、青铜器及考古学研究时，他也已经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长度和广度有了与以往颇为不同的评价。将这些从不同学科或领域得到的新知汇通以后，他觉得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评价明显偏低，于1981年就提出了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主张。也是在研究简帛书籍并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他与一些同行都注意到了疑古学派在古书辨伪方面存在的失误。在为一些以往被判定为伪书的书籍进行“平反”的同时，他已经意识到需要对古书进行一次新的反思，后来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他在研究简帛书籍的过程中还逐渐认识到，根据新发现的简帛书籍，加上得到重新肯定的那些传世文献，对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可以得出与以往颇为不同的结论，因而又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主张。先生提出的这些主张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印象和认识。
李学勤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他研究简牍、帛书的成果也甚为丰富，并且涉及面非常广泛。限于篇幅及笔者的学力，以上的介绍颇为粗略，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令人欣慰的是，一套全面汇集先生学术论文的《李学勤文集》即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讨论简牍、帛书的论作也已全部收入，届时读者一定能够因此而对先生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在简帛学上的贡献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作者：刘乐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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