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新国际《马克思的幽灵》主旨及历史效应再思考

对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而言，《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算不上其经典哲学著作，然而，就德里达解构主义策略在政治上的应用而言，《马克思的幽灵》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德里达利用其解构主义策略重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尝试，也是解构主义思想在政治学上的典范应用。1999年《马克思的幽灵》的中译本在我国首次出版，引起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研究者的兴趣，我国学者对此书进行了细致解读，深化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马克思的幽灵》似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笔者以为，在当代世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世界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深入探讨《马克思的幽灵》的思想价值仍颇具重要性。一方面，就《马克思的幽灵》的思想而言，仍然具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应将《马克思的幽灵》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考察《马克思的幽灵》的历史效应，在德里达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以及德里达本人的反思中深入探讨《马克思的幽灵》的主旨。

一、德里达的幽灵意象：不在场的在场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徘徊”。德里达借用了“幽灵”这个词语，指出在1990年代的东欧剧变之后，虽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表面上看来，共产主义似乎在全球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一个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徘徊。德里达对幽灵的学术化使幽灵不再是一个日常用语，而具有了专门含义。与幽灵相关，德里达甚至创造出了相关的幽灵逻辑乃至幽灵学、游荡学等术语。幽灵一词具有隐喻意味，它所指的是某种难以描述之物，因此只能用幽灵作为其意象。对德里达幽灵意象的理解关涉着德里达的哲学思想的理解，也关涉着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对幽灵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的幽灵》的主线,不理解德里达的幽灵及其幽灵逻辑，是无法理解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读的。首先，幽灵意象充满了悖谬性，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幽灵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在场又不在场，既有形又无形，既可见又不可见，既是精神又是肉体，同时又既非精神也非肉体。我们认为，德里达的幽灵意象受到了拉康式精神分析的强烈影响，这种幽灵实际上是拉康所谓的处于“两种死亡之间”的东西。一个生命在符号上已经死亡了，但是在肉体上却并未死亡；或者一个生命在肉体上死亡了，但却在符号上并未死亡，都会成为处于两种死亡之间的怪物，成为德里达所说的幽灵。从这一意义上看，德里达之所以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用幽灵意象来指称，其意思是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看上去已经死亡了，但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主义，却并未死亡，它作为一个幽灵不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

其次，德里达还强调了《马克思的幽灵》中幽灵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幽灵并不相同，它与遗产、继承、哀悼相联系，指出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负有的使命和责任。虽然前者中的幽灵来自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与后者相似，但是后者所指的幽灵是指向未来，是作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即将作为精神而化身为肉体的可能性。而前者所指的却是过去，是一个已经死去而又未死的幽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名义上死亡了，但是却留下了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其遗产，成为其继承人，我们都要对其进行哀悼。德里达说道：“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接受它的最有活力的部分……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正如我们无可置疑地是马克思的继承人那样，甚至在我们拒绝做他的继承人之前，这项使命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而且与所有的继承人一样，我们都在为之哀悼。尤其是我们哀悼的对象就是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再次，德里达重点强调了幽灵的在场性和可见性。初看起来，幽灵似乎是不可见的，不在场的东西。但是，德里达强调的并不是其不可见，不在场，而是其可见性和在场性，幽灵正是以其不在场而在场，以其不可见而可见，这使得幽灵的在场性和可见性更为真实。德里达说道：“这个父亲般的角色，其力量之大就好像它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实际上，它比人们称作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德里达特别强调幽灵的在场模式问题，“一个幽灵在那里是什么意思？一个幽灵的在场模式是什么，只是我们在此想要提出的唯一问题。”为此，德里达自己生造了一个词语即游荡学（或徘徊学,以对应于幽灵学），作为幽灵的在场模式的说明。为了说明幽灵的在场，德里达对精神与幽灵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区分。德里达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批判中引出了两个结论：“１．世界本身的对象形式是幽灵的；２．现象学的自我（我、你等等）是一个幽灵”。这就是说，世界和人都是以一种幽灵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幽灵就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一种东西，是精神的物质化、肉身化。德里达写道：“显形的形式，精神的现象躯体，这就是幽灵的定义。幽灵是精神的现象。”

德里达进而把幽灵与精神之间的差异看作一种异延。他指出：“幽灵与精神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异延。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幽邃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正如德里达所强调的，幽灵意象在德里达那里并非偶然的思想火花，而是其长期深思熟虑的意象，它与德里达整个思想中重要的概念如解构、异延、正义等联系，而正是解构与正义构成《马克思的幽灵》潜在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主旨。

二、《马克思的幽灵》主旨之再思考：解构、正义、新国际与弥赛亚性

这里我们对《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几个关键词做一些简要分析。首先，《马克思的幽灵》的主旨是解构和正义问题。很多人将解构理解为一种破坏，而没有建构的成分，这恰恰是德里达极力反对的。解构难以定义，无法被概念化，但又无处不在。德里达认为，解构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相关。德里达在大声疾呼要回到马克思，要继承马克思的遗产时，其主要所指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认为：“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想要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解构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它更为激进，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进化。“解构活动在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看来，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如果解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激进化，那么解构就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异延。德里达赞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其激进化，成为一种永无终止的批判。德里达一系列解构活动，如在对柏拉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解读中，所贯彻的正是如此解构、批判精神。但是，不能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就是完全的破坏，他的解构活动实际上是在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中发现其内在的异质性，发挥这些异质性的东西，即在经典著作中思想家所想说而未说出的、又恰恰是与其思想构成内在冲突的、异质性的东西。如果把解构应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之中，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社会建构原则、本体论和认识论等，都需要在其中发现异质性。因此，幽灵意象也就与解构相联系，因为幽灵正恰恰与德里达异质性的思想相契合。

那么解构是如何与正义相联系的呢？任何思想家其思想最终有一个价值指向，而德里达的价值指向就是正义。我们知道，构成《马克思的幽灵》全书的背景和基调的一个说法来自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名言：时代脱节了。这是一个混乱的、糟糕的时代，我们需要匡扶正义。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非正义的时代，正义才是必需的。德里达指出：“这种断裂，这种‘日趋恶化’的失调不正是为宣告良善，或者至少是宣告公正所必需的吗？断裂不正好就是（其他事物）他者的可能性吗？”德里达认同列维纳斯所说的“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说就是正义”，这种正义是一种类似于赠礼的正义。“这并不是为了可以计算的和个别的正义，不是为了法律，也不是为了恢复原样的计算，为了复仇或惩罚的经济学。不是为了可计算的平等，因此不是为了主体或客体的对称和共时的可计算性或可归罪性，不是为了恢复一种限于惩罚、复原和公平处事的正义，而是为了恢复诸如赠礼的不可计算性和他人的非经济的超立场的独特性那样的正义”。因此德里达的正义不是某种实体性的、可计算的正义，不是哈姆雷特式复仇那种正义，而是一种超越了实体性的某种终极指向的东西。在有关《马克思的幽灵》的访谈中，德里达强调，正义与合法或正确不同。我们可以宣称自己是正确的、合法的，但无法宣称自己是正义的。“但正义不是法律。正义给予我们冲击、驱动力，或者说它本身即是改善法律的运动。所以我才说对正义的召唤是解构成为可能的条件。”“正义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是理解判断的问题。所以，它与计算无关。你可以计算何为正确的……但真正的事实是可被正确地计算并不意味着它是正义的”。因此，解构与正义的关系就是对正义的无休止追求构成了解构活动的条件，而解构的目的则是为了追求正义。任何一种法律，任何一项现存制度等，都可能是合理的、合法的、正确的，但却不一定是正义的。这正是法律、制度等需要不断被超越、被改善，要对其进行解构的原因。

其次，就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召唤来看，他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该书副标题“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的新国际。新国际是德里达解构和正义思想的具体落脚点。德里达在去世前一次访谈中开篇就指出：“关键是新国际，这是书的副标题和中心论题。这本书超出了‘世界主义’，超出了作为新世界联合国的‘世界公民’，这部书预估了我所相信的所有急迫性的变异的世界主义者，对于我们现在依然显得如此”。时代脱节了,这是一个糟糕的、混乱的时代，要应对这个时代，就要呼吁建立一种新国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列举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十大问题，包括失业问题、无家可归者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自由市场的无能、外债恶化带来的大多数人的饥饿和绝望、军火贸易问题、核武器的扩散、种族战争的加剧、全球的黑暗势力、国际组织的无能等等。除了针对以上世界所面临的十大问题之外，新国际主要还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以福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认为的，历史将在自由民主的福音中终结。德里达认为，历史远远没有终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相反地却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必须大声疾呼一种新国际，尤其是在有人居然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这种理想已经自诩最终将是人类历史的理想——无耻地宣传新福音之际”。面对人类的深重苦难，德里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提出的理论策略即建立新国际。这种新国际并非某种制度化的东西，而是一种匿名的、神秘的东西，这也切合于德里达对幽灵的描述，可以说新国际是幽灵般的存在。德里达认为：“新国际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罪恶才寻求一种新国际法的组织。它是亲和性、苦难和希望的一种结合，甚至还是一种谨慎的、几乎秘密的结合……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结合，没有身份，没有头衔，也没有姓名；即使不是偷偷摸摸的，也几乎是不公开的；没有盟约，完全‘脱节’，没有协作，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没有国际共同体，没有共享的公民资格，没有共同归属的阶级。新国际的名称在这里将被授予那些人所呼吁的一种没有机构组织的联盟友谊的东西。”德里达新国际所针对的批判对象，一个是以福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民主秩序，另一个就是传统的世界主义。新国际是对自由民主秩序的挑战，是针对传统的世界主义所提出的一种变异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强调多样性、异质性，强调保持多样性、异质性基础上的联盟友谊，而不是像传统的世界主义那样寻找确定的人类共同体。新国际并不是不承认国家、民族、阶级、共同体，而是说，它是在超越这些具体的实体性组织上的一种幽灵性的追求。

最后，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构成了理解《马克思的幽灵》的关键，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弥赛亚主义和弥赛亚性并不是很引人注目。在后来回应批评者的时候，德里达在《马克思和儿子们》辨析了弥赛亚性概念。关键在于弥赛亚性不是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弥赛亚性决不是乌托邦性的：在每一个此地此时，它都指向一种显著地真实和具体的事件的到来，也就是说，指向那最不可化约掉的异质的他性。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弥赛亚性的、紧张期待着到来的人／事之事件的焦虑（apprehension）更为‘现实’或‘即刻’的了。”在德里达看来，宗教不等于信仰。宗教必须有一系列的信念、教条、机构、仪式等等，而信仰则不必依赖宗教的这些前提。因此，信仰是一种绝对的普遍性。“严格地说，这种信仰不是宗教的，至少它不能被定义为某种现有的宗教。所以，这就是这种信仰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原因”。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概念与信仰的这种普遍性相同。从德里达的论述看，弥赛亚性也是强调一种普遍性，“弥赛亚性作为一种经验结构普遍存在”。弥赛亚性虽然与弥赛亚主义有关联，但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主义，类似于没有宗教的信仰。弥赛亚性强调一种此时此地的到来，它不是某种将要来而未来的东西，而是就在此时此地到来的东西，当我们认为它是未到来而将到来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到来了。这种到来是一种异质性，是一种革命性因素，是一种事件。

三、《马克思的幽灵》的历史效应：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主旨的捍卫

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极为重视。在去世前的《最后的谈话：〈我向我自己开战〉》中，德里达把《马克思的幽灵》看作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维拉诺瓦圆桌讨论——与德里达的对话》中，德里达回答了有关《马克思的幽灵》的许多问题。论文集《幽灵般的界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论文集》,其中包括了伊格尔顿、詹姆逊、内格里等人的论文，以及德里达的回应论文《马克思和儿子们》。在这些谈话和著作中，德里达对批评者进行了回应，捍卫了自己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最后的谈话》是德里达的遗言。在《最后的谈话》中，德里达强调了幸存这个主题，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幸存者，幸存构成了生命的基本结构，生命就是幸存。德里达说道：“我永远对幸存这个主题感兴趣，幸存并不为生活和死亡增加什么意义。它是本源的：生命‘就是’幸存。”德里达的幸存和幽灵概念是相联系的，幽灵也是一种幸存，即它死亡了，但却有某些东西幸存下来，于是变成了幽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即我们都是一种幽灵存在。作为生存结构的幸存为幽灵学奠定了基础。德里达在这个访谈中回答了有关“人，最终要学会生活”这个在《马克思的幽灵》的序言中就提及的问题，正是因为人们都是幸存者，人们才应该学会生活。德里达还强调了《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提出的新国际问题，而对欧洲问题的阐述就是建立在德里达新国际思想的基础上的。德里达强调，他认同“我们欧洲人”的提法，是因为欧洲将在新国际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着新的使命和责任。“欧洲受到承担新的责任指令的召唤。我说的不是现在就像‘成人’那样生存和显示、并且受到那么多内部战争潜在威胁的欧洲共同体，而是说将要来临的欧洲，被追求中的欧洲。......这不是希望建立一个成为另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欧洲，以保护市场，与其他集团抗衡，而是一个来撒播新的变异世界主义者政治种子的欧洲”。德里达把欧洲视为推动其新国际思想的希望，认为欧洲的将来会形成一种变异的世界主义的力量,为形成新国际做出贡献。“当我说‘欧洲’，我说的是：一个变异的世界主义者的欧洲，改革独立和国际法的观念和实践的欧洲。是具有真正的军事实力，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非进攻又非防御的军事力量，它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最终得到新联合国遵守的各种决定”。在访谈中，德里达对欧洲的描述补充了《马克思的幽灵》中的新国际，使其更为具体和可操作。但是，德里达将新国际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寄托在欧洲能够形成一种变异的世界主义者的力量，并不能使人信服。

在《维拉诺瓦圆桌讨论》中，德里达对有关《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首先，德里达区分了正义和法律。德里达认为，解构与正义密切相关，可以说解构就是正义。德里达实际上是把正义看作追求正义的过程，是解构运动，因此，正义不是静止的法律，而是动态地发展着。德里达还就人们对解构的普遍误解做了澄清。他强调，解构不是破坏，解构并不排除建构，也并不反对体制。从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解构看，德里达认为，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家的阅读就是解构性的，这种解构致力于找出经典著作中的异质性。德里达说：“我是要通过分析，找出他们的思想中有效和无效的部分，找出他们著作内部的张力、矛盾和异质性。这种自身解构，‘自身－解构’的法则是什么？解构不是一种你从文本外部加以运用的方法或工具，解构是一种发生在文本内部的事件：比如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有解构在运作着。”因此解构作为一种阅读策略不是对经典著作的盲从，不是一种注经式的解读，而是发现文本内部的异质性，激发其活力。德里达把解构运用到对政治概念的解读上，对马克思主义也做了一种解构式的阅读。解构策略所说的异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其新国际的概念相关联。新国际是建立在尊重异质性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的前提是多元性、多样性、异质性。“纯粹的同一性和纯粹的多样性——当只有整体性、同一性存在，或者只有多样性或离散存在——皆意味着死亡”。异质性、差异性、多样性是聚合、统一的前提,只有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才有统一。这也正是解构与正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所在。“正义也蕴含着聚合、离散、异质性，与自身的非同一性、无尽的不完备性、无限地超越性。所以，对正义的召唤才永远都不能完全得到回答”。由此可见，解构与正义的关联性，也决定了德里达的新国际不是某种确定的聚合，而是一种以异质性为前提的松散联合。在这个讨论中，德里达还重点阐述了弥赛亚性的观点。弥赛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与德里达所说的正义、和平、解构等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弥赛亚性是基于宗教和信仰的区分基础上的，所谓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是说在理解这种弥赛亚性时，不可仅仅限于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主义，而应该将其看做一种经验的普遍结构，将其世俗化。弥赛亚性就是一种许诺。德里达说：“某人将到来，现在就要到来。正义与和平都必须与这种他者的到来、这种许诺相关联。我每次张嘴说话，我都是在许诺某件事，当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在告诉你，我保证要告诉你某件事，要跟你说真话。即使我实际上在撒谎，撒谎的前提也在于我向你保证我要讲真话。所以，许诺不是众多言说行为中的一种，每一种言说行为本质上都是许诺。这种许诺的普遍性，这种对未来的期待的普遍性，还有这种期待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所说的弥赛亚性。”所以，弥赛亚性不是一种将到来而未到来的东西，而是一种已到来的将到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只是我们还不了解而已。弥赛亚性这种特点与幽灵的不在场的在场性，不可能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因此，弥赛亚性强调了幽灵的在场，如马克思主义虽然并不具有实体性的在场，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

在《幽灵般的界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论文集》中，德里达以《马克思和儿子们》为题做出了对其批评的回应。首先，德里达重申了《马克思的幽灵》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写道：“我从未打算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开战。既如此，我为何又要寄希望于一种和解呢？”德里达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又认为，不存在着一种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即使这些批评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将他们看作是同质性的。“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所有那些自称或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是没有任何达成一致或同质性的了。即便可以将他们全称作‘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没有将他们所有人彼此看作一样的可能。”其次，德里达反驳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质料化的，并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在于其批判精神。德里达认为，古拉格这样的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质料化。他写道：“我倾向于相信，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被人宣称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不能避开古拉格的。但这却不是因为它寻求‘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中将其批判精神质料化。’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没有那样做，因为它们‘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中将其批判精神质料化’上十分失败。”再次，德里达强调了社会阶层和弥赛亚性的问题。针对有学者认为德里达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看法，德里达强调它并不反对社会阶层。在论及新国际时，德里达确实断言它是一种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无协作的联盟，但这并非如某些学者所宣称的，德里达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德里达认为自己在阶级概念的理解上与詹姆逊是相似的。在《马克思和儿子们》中，德里达强调他所谓的弥赛亚性与乌托邦毫无关系，弥赛亚性也与弥赛亚主义毫无关系。德里达把弥赛亚性的实现看作新国际，这种新国际是此时此地已经到来的，已经在实现着的某种东西。德里达认为，新国际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显形。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和号召力。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场，而且即使在欧美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在场。许多西方思想家在近几十年的历史反思中达成了共识，即要解决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寻求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而这个替代方案只能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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