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丨教育与对话
我没研究过教育，但这一辈子，不是当学生就是当教师，对教育并不陌生，尤其深知教育之难。这些难处，很多来自现行教育体制，如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政治化。
撇开这些，教育的内在难处也不少。单从教育的效果来说吧。一个明显的难处，教育是远效的。造出两辆自行车，哪辆好骑好看，几乎立见分晓，即使有些一时不易判明的优劣，半年一年后就会得出究竟。教育的效果却至少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
孩子学钢琴利大于弊吗？蔡元培小时候背古书，大些了觉得全无用处，成年后反过头来看，幼时背诵的诗书存在脑子里，随时可用，觉得小时候背书也蛮好。古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语道尽这难处。
在我们这个本质上急功近利的时代，这难处自然愈发难了。今天很多遭人诟病的措施，例如分数至上，多与这个难处相连——教育的效果，只有考得的分数立见分晓。人人都知道，考试成绩最多只是教育效果的一个参考。
的确，不管长效短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教育的效果，横竖都是难事，尤其事涉人格和品德。造自行车的工人，大致知道什么样的自行车是好的，可教师不一定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好”的。该把学生教育成谦谦君子呢，还是该把他教育成职场上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难处，在传统社会不那么显著，那时那地的标准比较稳定，而在现在我们所身处的“转型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很快，没有一套明确稳定的价值标准，“教出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一道难题。
说到教育，难免有教师和学生，教师并不总在与学生平等对话，教育总带点儿权威性甚至强制性，带点儿独白式的“灌输”。即使把教育刻画成一场对话，师生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一点，小学和中学很明显，但大学和研究院里其实也一样。
我想差不多每个家长、每个老师平常都会碰上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更多自由成长，一方面，我们不可避免要传授给学生不少现成的知识，要用既有的价值观影响学生。教育总有强制的一面，没有完全的“自由教育”。斯普林格说：“给孩子不学习的自由会限制孩子未来的自由和幸福。”
带过孩子的都深知这一点。平等、自由、让孩子开心就行，这些话说说也罢，为人师为人父母的难处却无法就此打发掉。平等自由开心若不只是说说而已，是需要用真货色来支持的。
要传授，我们自己就先得有。只有善者才能把孩子教善，就像只有钢琴师才能教会孩子弹琴。但我们自己善吗？我们也许能把孩子教成自己这样，却不敢说把孩子教善。一般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堆毛病和弱点，很少有父母愿用这些来教自己的孩子。
好在，尽管我们自己远非尽善，但我们大致能够识别善恶，就像我们自己不会弹琴，但大致听得出别人弹得好坏一样。我们因此可以择其善者而教之，弃其不善者而不教之。如果要教的善好是我们自己身上没有的，可以让具有这种善好的人来教，例如让钢琴老师来教孩子弹琴。
这仍然是把自己的、自己这一代的好坏强加给了孩子吗？在相当程度上，这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在一个颇深的意义上，这是必需的，因为天下大多数的事情，脱离了传统和继承，就没有好坏之分。教育并不只是面向未来的，脱离了传统，我们并没有未来。
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自己教给孩子的是些既有的知识和价值。还不仅仅因为这原本无可避免， 更在于，他不只在你我这里受教育，他会自然生长，在生长过程中还从社会现实受到教育。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一点愈发突出。
我们都读过薄伽丘那个故事，老僧告诉小僧那些女人只是些鹅， 又怎么样呢？小僧就喜欢上鹅了。这类故事实际上已经提示我们，应该从哪里去寻找强制教育的方向与限度。
我们在孩子尚不懂事时“硬行”教给他的那些内容，日后受教育者回顾，大体上应能认可它们是其自我的发展的一部分。钢琴训练须从小开始，可几乎没有哪个孩子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些枯燥训练，但我们仍可希望，他长大后会发现自幼学钢琴是有益的，就像蔡元培回顾他幼时背诵经典。当然，这些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孩子抵触甚剧，在我看来，家长就不必强求。
至于向孩子，尤其向已经接近成年的大学生反复宣讲那些明显悖于社会现实和人情常理的观念，我不知该说它可恶还是可笑。强加的种类、方式、程度，存乎一心，总体说来，则须着眼于受教育者在未来生长过程中统合他学到的东西，从而能够保持心智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而不是变成一些断片，或变成任人捏成各种形状的泥团。正因此，传授之侧，须逐步增强反思力与批判力的培养，传授逐步让位于引导，教育与受教育逐步化入平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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