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著名现象学家克里斯蒂安·乔坎(Cristian Ciocan)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德格尔哲学中身体现象的缺失。如果我们在当代现象学研究中进行横向比较,那么这种身体现象缺失的问题就会更加明显。那么这种缺失是因为身体(body)一词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根本不重要,还是这个问题尽管重要但隐藏着论述的巨大困难?换言之,基础存在论作为一种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可以在不触及身体维度的情况下保持其诠释的有效性吗?瑞士心理治疗家梅达德·博斯(Medard Boss)曾提醒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萨特批判只有七处提到了身体。海德格尔接受了萨特批判的有效性,并认为身体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并且不知道对这个现象如何去说。身体问题是“最为困难的”并不代表身体问题不重要,在《存在与时间》中没有对身体问题进行主题化研究不代表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价值,而是存在着巨大障碍与困难。
当今国际学术界以身体概念之界定为标准,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认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缺乏身体,但对身体一词的理解却根本不同。第一个阵营认为所谓海德格尔哲学缺失了身体就是缺乏了肉体或躯体,即客观实体,而这种缺失导致了《存在与时间》的根本失败。这就是说,他们是在身体与躯体不加区分的条件下进行讨论的。著名的美国海德格尔研究专家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就秉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有一个身体这回事并不属于此在的本质结构”,“此在不是必然具身性的”,“身体是不必要的”。这就是说德莱弗斯认为身体是被“拥有”的,而不是被“作为的”,那么作为一个被“拥有”意义上的身体必然将身体当作了躯体,即笛卡尔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体。这样,他在批判海德格尔的思想缺失身体的同时,自己却回到了近代主客两分的圈套之中。而在这第一阵营里还有很多学者来自法国。之所以绝大多数法国学者认为对躯体和身体进行区分是错误的,是因为在法语中没有“body”,而只有拉丁化的“corpus”。这说明法语的“corpus”受拉丁语“le corpus”的影响。法国学者瓦朗斯认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找不到30行探讨知觉问题的文字,找不到10行探讨身体问题的文字”,“海德格尔的读者很久以后才察觉到作者在对我们所筹划的世界的描述中展示出来的细致敏锐,是以完全忽视对我们而言‘向来已经在此’的世界为代价”。法国学者迪迪埃·弗朗克(Didier Franck)认为,身体的消失是存在之现身的现象学代价……在这里身体被私人化,并从没有与此在的存在方式交织。这类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阵营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从根本上理解海德格尔的身体问题并错失了身体现象的真正含义。他们一方面作为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者,一方面由于对身体现象的误解又导致他们回到了笛卡尔主义的圈套之中。
而另一阵营则真正切中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要害,而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切中这一要害的原因在于问题域之转换。虽然此阵营与第一阵营都认为身体现象在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被忽视,却在扩大对海德格尔文本搜寻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域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使两者之间产生了根本区别。正如学者大卫·切尔博内(David R. Cerbone)所说,将身体作为纯物容易带来对以往二元论的怀疑,对待身体作为一种纯物就带出了身体的“是什么”。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下将海德格尔的“身体”看作一个客观实体,而是要将身体一词“动词化”,即我们应该理解不是作为客体的存在者,而是一种此在在世存在的存在方式。作为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乔坎指出,海德格尔将问题从“具有一个身体”转化为“作为一个身体”并授予身体问题以动词含义。这是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以相同的方式将时间时间化(time temporalizing)、世界世界化(world worlds)、虚无虚无化(nothingness nihilates),所以海德格尔开创了生命和身体的词源学区别。凯文·阿霍(Kevin A. Aho)也通过对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思想的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海德格尔要澄清现象学的身体问题不是一个被限制在现成的肉体之中。相反,它已经伸展超越了皮肤的界限,主动地指向并交织于世界。“身体的界限与躯体的界限在海德格尔看来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区别。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身体,则肉体之物作为肉体不能有一个与身体性相似的界限。”而切尔博内则是从《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探析海德格尔的身体现象。“设备总已经被某物所准备,而器官有为了某物的能力,但设备已经使用……这就是说被整合入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范围之内。”
如果说第一个阵营囿于笛卡尔主义二元论的圈套而从根本上误解了海德格尔,那么第二个阵营则真正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理解了身体现象。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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