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丨麦奎利与《探索人性》
世界之本源，人生之本质，这两大难题，也许堪称宗教永远的两大主题，哲学永远的两大主题，当然也是宗教哲学永远的两大主题。
一个宗教哲学家，如果只探究世界之本源，不探究人生之本质，就好比一个旅行者在尼罗河畔仰望着大金字塔，却忘记了旁边的斯芬克斯！
探究人生之本质，就是要探索什么是人，探索什么是“人性”——
人是具有人性的动物，那么，人人生来都具有人性，一劳永逸地具有人性吗？假如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看见一些人“超凡脱俗”，另一些人却“禽兽不如”呢？
人人都知道“做人”很难，都知道人生艰辛，那么，亿万苍生千百年来，为何还要行此险路，受此磨难，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努力“做人”？这样的艰苦卓绝，意义何在？这样的不畏险阻，目标何在？
所有这一类难题，已经有无数的人做了无数的回答，也有无数的人并不在意，或并不满意那些回答。
但是，这一位宗教哲学家的这一本《探索人性》给出的回答，却肯定值得千千万万的人注意，值得千千万万的人思考。即使你不全满意其中的回答，你也会再次对这些“人生大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位作者探索人生处境时不惧繁难、直面一切的坚毅沉着，分析人性难题时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透彻精辟，还有他对已有种种理论学说的了然于胸，对各家各派哲学神学的取精用宏，眼光之高远，境界之开阔，论述之平易，语言之朴实……所有这些，使得他的这本书，成了我见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启发性、最值得反复阅读、再三思考的探索人性的杰作。
一
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1919-2007）是当代最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哲学神学家之一。不过我还想说，他更是现在和将来在这世上行走的所有人很难遇到的一位和蔼可亲又能答疑解惑的好老师、一位善解人意又能鼓舞人心的好旅伴！
约翰·麦奎利（他的朋友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早年的凯尔特语名字“伊安”——Ian）于1919年6月生于苏格兰封闭的海岸小镇伦弗卢（Renfrew）。在那个几乎“天然地”具有宗教虔诚的边远地区，他在长老教会的主日学校接受最早的教育。他在自传性的《论做神学家》中回忆说：在家乡的凯尔特（Celtic）基督徒看来，“上帝并不是远在高天之上的一种力量，而是近在自己周围的一种存在……凯尔特基督徒每天都生活在同圣徒们的交流共融之中。即便是划着小船去钓鱼的时候，圣徒们也伴随在身边”（注：On Being a Theologian，pp.8-9（SCM，1999）.）。这种从埃留金纳（Eriugena）直到约翰·拜里（John Baillie）的众多苏格兰神哲学家所表现的凯尔特传统，对麦奎利后来用上帝之“内在性”（Immanence）来平衡上帝之“超在性”（Transcendence）的宗教哲学思想，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以优异的成绩从伦弗卢高中和派斯雷文法学校（Paisley Grammar School）毕业之后，麦奎利17岁时进入格兰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他21岁毕业时，获得了心灵哲学领域一级优等学位，以后又学了三年神学，并取得了长老会牧师资格。但他当时对哲学兴趣更大，而且因为不愿利用牧师身份合法逃避兵役（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居然谢绝了到剑桥大学研究神学的奖学金，并在24岁时（1943年）自愿加入皇家陆军。1945年他曾在被俘的德国牧师帮助下，协调为德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的工作（他少年时代曾依靠BBC广播自学了德语）。1948年他担任教区牧师，1949年同家乡的姑娘詹妮结婚。
此时，他已按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里德尔（John Riddle）的建议，在该校师从著名神学家亨德森（Ian Henderson）攻读博士学位。他1954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在1955年出版，题为《实存主义神学》，这是对大神学家布尔特曼和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布氏亲自为之写了“鉴定书”，称年轻的麦奎利为“一流的思想家”，具有“杰出的阐释能力”，又说很少看到对自己的意图与工作如此不带偏见而又深入透彻的理解。他不同意麦奎利对他的批评，但却说：“必须承认其批评不仅公平、敏锐，而且触及了的确成问题的、必须在今后的讨论中加以澄清的那些方面。”（注：On Being a Theologian，p.18.（SCM，1999）.）这位大师还称赞麦奎利对海德格尔“常常很难理解的思想”，具有“简明清晰地展开呈现的罕见才能”（注：On Being a Theologian，p.18.（SCM，1999）.）。确实，在笔者多年前读到麦奎利写的小册子Martin Heidegger 时，那感觉就好像一颗费了很多力气却敲不开的核桃，被他轻松地剥开，并把分成两半的核仁，送到了我的嘴边！
当然，他之所以有如此的功夫，除了他那“探讨一个难题，就要把它解决”的天性和天资，还由于他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付出的“汗水、眼泪”和所获得的成功。海氏此书号称“不可翻译”，德国人也很难读懂，但是乔治·帕提森（George Pattison）评论说，正如第奥根尼用自己走上走下的动作，反驳了爱利亚学派对运动的否定，麦奎利和罗宾逊（合译者E.Robinson）的翻译本身，也驳倒了这种“不可翻译性”（注：George Pattison，“Translating Heidegger，”in Robert Morgan，ed，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p.57（London：SCM Press，2006）.）。麦奎利对海德格尔的钻研，当然对他早年的“实存主义”倾向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他后来对另外两位大师蒂里希（P.Tillich）和拉纳尔（K.Rahner）的研究（当时拉纳尔的著作还没有英译本，英国人一般不知道他），对于他形成自己的宗教哲学、神学和人学也有影响。当然，麦奎利作为眼光开阔、胸怀开放的“世界主义者”，从来不局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学者。
整体而言，在麦奎利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1948～1962），即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教学、翻译、写作的早年时期，他的兴趣先是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或绝对观念主义，后又转向欧陆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他对欧陆的实存主义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及实存主义神学尤其是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神学的深入研究，不但在英语世界领先，而且有引进之功。
但他并不局限于所谓实存关切（existential concern），不局限于对实存（existence）或人生的分析，而是同晚期海德格尔类似，要从人生分析走向本体论（ontology）或存在论。另外，他通过比较研究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肯定了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用实存主义哲学方法来表达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在这一时期，他除写作了许多哲学和神学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实存主义神学》（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London：SCM Press，1955）和《非神话化的限度》（The Scope of Demythologizing，London：SCM Press，1960），基本上完成了《二十世纪宗教思想》（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London：SCM Press，1963，2001）的写作，并与罗宾逊合作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London：SCM Press，1962）。对于一些以为麦奎利只是在重复海德格尔的人来说，帕提森的这一评论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本真性——信仰——的一种基督教体验，看来也会质疑《存在与时间》本身的许多观点。因为，正如麦奎利对于布尔特曼把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翻译’成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性评价所表明的，要公正地判断基督教本身要说的一切，不仅仅是关于上帝，而且还有关于人生要说的一切，海德格尔所提供的关于人生的观点是太贫弱、太简单化了（《实存主义神学》，尤其见第233～246页）。”（注：George Pattison，“Translating Heidegger，”in Robert Morgan，ed，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p.57（London：SCM Press，2006）.，p.65.（本文所谓“人生”，实际上就是有关哲学术语“human existence”之所指。））他还继续评论道：“基督教神学对海德格尔的翻译（‘翻译’一词既要理解为通常意义的翻译，还要理解为‘翻译-解释’）将永远是同海德格尔自身文本的批判性和论证性的相遇……这是能够为翻译事业提供适当基础的唯一可能的对文本的理解……《实存主义神学》恰恰是对于海德格尔的人论和存在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到基督教神学的世界之中所做的一种批判性说明。”（注：George Pattison，“Translating Heidegger，”in Robert Morgan，ed，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p.57（London：SCM Press，2006）.，p.65.（本文所谓“人生”，实际上就是有关哲学术语“human existence”之所指。））
1962年，麦奎利应邀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担任系统神学教授，这可视为他的学术生涯第二阶段（1962～1970）的开始。
纽约协和神学院以自由开放著称。世界顶级神学家蒂里希（Paul Tillich）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都曾在此任教，他们的学说都同实存主义思想有某种关联。该院教授西恩（Roger Shinn）和诺克斯（John Knox）也接近实存主义或布尔特曼的新约解释学。所以，麦奎利到此工作，真可谓得其所哉。
麦奎利在该校教神学导论，另外还讲授末世论、救赎论、19和20世纪的宗教思想、《存在与时间》和海德格尔晚期著作等课程。这些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包括前面提到过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1963，1971，1981，1988，2001），《基督教实存主义研究》（Studies in Christian Existentialism，1965，1966），《基督教神学原理》（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1966，1977，1979，2003），《谈论上帝》（God-Talk，1967，1994），《新神学新观》（A New Look at the New Theology，1967），《上帝与世俗性》（God and Secularity，1968），《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68），《祈祷乃是思索》（Prayer is Thinking，1969）和《伦理学的三个问题》（Three Issues in Ethics，1970）等书。此外，他还主编了《关于教会联合的现实思考》（Realistic Reflections on Church Union，1967），《基督教伦理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1967，1984），《当代宗教思想家》（Contemporary Religious Thinkers，1968）等书，撰写了许多词典或百科全书的词条，以及大量的论文。
在此期间，麦奎利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圆融，并加入了在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坚持中庸之道的圣公会。他在《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中对200多位有代表性的神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与宗教相关的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做出了深刻中肯的评价。在《基督教神学原理》中，他在思索基督教神学基本原理与现代诸多哲学、文化和宗教思潮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督教神学在新形势、新环境之下的新任务，即“不仅要表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一致性，表明各项教义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同现代世界中我们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态度之间的一致性。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这种信仰才能被理智地维持，才能与全部人类生活结为一体”。这部“一卷本的神学大全”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地位相当于传统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象征神学”（symbolic theology），地位相当于传统的“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应用神学”（applied theology），地位相当于“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他在此书中把所谓“实存论-存在论”方法全面系统地运用到神学的所有主要部分和主要论题之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方法或思维原则确实有助于完成前述神学的两大“任务”。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绝不是毫无批判地对待“现代世界中我们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态度”，更没有去表明基督教与之有什么“一致性”。例如，他在书中批判了弗洛伊德和萨特之类的无神论，批判了所谓“上帝之死”神学。他在纽约期间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中的极端观点毫不附和，而且以加入圣公会表明了自己的“中庸之道”并向“大公教会”靠拢。他的《谈论上帝》一书则深入讨论了当代神学最大的难题即语言问题。面对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神学的挑战，麦奎利努力解决了谈论上帝的可能性问题，详尽地考察了神学的语言和逻辑，表明了各种类型的神学语言的意义。
姑不论他在此一时期的其他大量著述，仅仅上述三部著作已经表明，他的理论是在认真思考、批判和融会各家各派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说他做学术是站在“巨人肩上”，他的思想贡献是“更上层楼”，绝非老生常谈，而是恰如其分。
1970年，麦奎利应牛津大学之邀返回英国，担任了钦定玛格丽特夫人神学讲座教授。以往，这一教席是由教父学方面的学者担任。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牛津学界认为现代神学在课程中的地位应该上升，而且学校又设置了哲学与神学联合学位，所以该讲席选举团选出了在现代哲学和神学两方面造诣突出的麦奎利。1969年选举结束后发出的邀请函，还附上了新任基督学院院长（Dean-elect of Christ Church）、钦定神学教授查维克（Henry Chadwick）力劝他就任的私信。所以，按照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 一书的编者摩尔根（Robert Morgan）的说法，虽然麦奎利的家庭在纽约生活很好，他自己也不会因纽约学生1968年“造反”和协和神学院相关的纷争而退却，但他还是到了牛津，这个最适合他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硕果累累的下半生，直至2007年去世。
在1986年“荣休”之前，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神学、哲学、教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和其他文章，也为一些百科全书和辞典写了许多重要条目。他还出版了《灵性途径》（Paths in Spirituality，1972），《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1972），《上帝之民的信仰》（The Faith of the People of God，1972），《今日之上帝难题》（The Problem of God Today，1972），《神秘与真理》（Mystery and Truth，1973），《和平概念》（The Concept of Peace，1973），《思考上帝》（Thinking about God，1975），《基督教的统一性与基督教的多样性》（Christian Unity and Christian Diversity，1975），《上帝之谦卑》（Humility of God，1978），《耶稣基督在今天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Jesus Christ Today，1978），《基督教的希望》（Christian Hope，1978），《纯洁受胎》（Immaculate Conception，1978），《感恩仪式》（Benediction，1979），《圣母荣耀升天》（Glorious Assumption，1980），《探索人性——从神学与哲学的途径》（In Search of Humanity：A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1982），《探索神性——论辩证有神论》（In Search of Deity：An Essay in Dialectical Theism，1984），《教会与传教》（The Church and the Ministry，1985），《神学、教会与使命》（Theology，Church and Ministry，1986）等大量著作。此外，还同恰尔德列斯（James F.Childress）合编了《基督教伦理学新词典》（A Ne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1986）。
1986年荣休之后，麦奎利在学术上仍然毫不懈怠，“退而不休”。除了依然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不息地撰写关于哲学、神学、伦理学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大量论文之外，他又出版了《一个忏悔者的复和》（The Reconciliation of a Penitent，1987），《现代思想中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in Modern Thought，1990），《阿瑟·兰西：生平与时代》（Arthur Michael Ramsey：Life and Times，1990），《所有基督徒的马利亚》（Mary for All Christians，1991），《海德格尔与基督教》（Heidegger and Christianity，1994），《从头开始》（Starting from Scratch，1994，后改名为《信仰的邀请》（Invitation to Faith，1995），《神人之间的中介者》（The Mediators between Human and Divine，1995），《物性与神圣性》（Thinghood and Sacramentality，1995），《审判、天堂与地狱》（Judgment，Heaven and Hell，1996），《圣事入门》（A Guide to the Sacraments，1997），《基督论再思》（Christology Revisited，1998），《论做神学家》（On Being a Theologian，1999），《神学老大难》（Stubborn Theological Questions，2003），《我们的两个世界——基督教神秘主义导论》（Two Worlds Are Ours：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Mysticism，2004）等十几部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当代神学哲学的诸多问题，包括许多处于风口浪尖的争论话题，也包括许多古老的和新兴的难题。
在此期间，麦奎利达到了其思想和成就的顶峰。他的成就的一项重要标志，是在1983～1984年度登上举世闻名的吉福德讲座（The Gifford Lectures）——在这个讲座上演讲的所有人，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神学家或哲学家，或者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家。麦奎利的演讲题为《探索神性——论辩证有神论》，他在其中反思并批判了传统的有神论，提出了在有神论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创新观点，即他所说的“辩证有神论”。在这一系列演讲中，他仔细探索了2000多年中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在有神论方面的理论学说，梳理出一条重要的上自普罗提诺（Plotinus）和狄奥尼修（Dionysius），下至怀特海（Whitehead）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的思想路线，论证了这条路线与传统有神论的不同及其理据，并指出自己的理论（一般被认为比同类理论都更接近正统）是以这些前辈巨匠的思想作为源泉的。这也表明了他一贯的谦虚和笃实品格。
另外，麦奎利关于基督论、圣事论和马利亚论等问题的著述，由于具有独特的价值，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著作都反映了新时代所必需的新思考，反映了他融合各种现代思想的能力，以及他与不同对立思潮和解的态度。还值得一提的是，麦奎利一直以开放豁达的态度，十分关注并探讨世界各大宗教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在1995年由笔者安排访问北京，在北京大学以世纪末的神学为题演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宗教之间的对话为题演讲，之后还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中国教会中看到了增长的迹象”（注：“I Saw Signs of Growth in the Chinese Church”，Church of England Newspaper，4 April，1996.可惜我为《探索人性与神性》（Robert Morgan ed.，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A Celebration of John Macquarrie’s Theology，SCM Press，2006）一书写作Professor Macquarrie in China一文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我只记得陪他去北京崇文门教堂做礼拜时，的确看见教堂内是座无虚席，教堂外院子里还坐满了自带小板凳的信徒，我没有想到他对中国教会还如此关心！）。
三
在因“探索神性”而登上吉福德讲座之前，麦奎利进行了另一项探索，即“探索人性”，从而有了本文所说的这本精彩的书。其实，这两项探索的顺序，是同麦奎利一贯的思考方法及其整体思想一致的，那就是先对人的实存进行现象学描述，对人的实存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在发现人生的局限性、依赖性以及超越性等之后，自然地引向或探索存在之启示或上帝之神启的意义，最后达致对人性的深度、高度或人生另一维度的认识，达致对宇宙本源或存在本身的领悟。
为了进行这项探索，麦奎利采用神学和哲学的方法，借鉴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成果，分别就一个个人性问题进行了思考。尽管原来是为吉福德讲座做准备而后来换了题目，他还是就此问题包括各个子问题在欧洲、北美、亚洲等地不少国家的大学进行演讲，对听众的反应和评论者的批评进行了反思，用了好多年才写成此书。
在此书中，麦奎利全面讨论了人性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成为、自由、超越、自我性、认知、有形性、拥有、社会性、语言、疏离、良知、委身、信念、爱、技艺、宗教、苦难、死亡、希望和存在。20个问题，写了20章！在此，当然不能也不必重复20章的精彩论述，但是仅举两例，也可管中略窥此“豹”胜于狮虎！
一是谈人与动物之别。有人大谈人同动物之相似。麦奎利承认，研究动物行为，可以对研究人类行为有所启发，但是人与动物有质的不同。他引用布罗诺夫斯基的机智评论说：“关于动物的行为，洛伦茨那精彩的作品，自然会让我们去寻找鸭子、老虎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斯金纳关于鸽子和老鼠的心理学著作，也是如此。……但是关于人，必定有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倘非如此，那么显然，鸭子们就会来作关于洛伦茨的演讲，老鼠们也会来写关于斯金纳的论文了。”（注：J.布罗诺夫斯基：《人的上升》（The Ascent of Man，BBC Publications，1973）。）
有人认为，“性”和“死亡”这两件事，人同动物最是相同，就像告子把人同牛马猪狗的性质一起归结为“食色”。麦奎利指出，即使是其他哺乳动物的性行为，事实上也同人有重大区别。动物的性行为有季节性，受发情周期控制，但是人不存在发情期，性活动常年持续，这就造成性关系的不同（C.S.路易斯提醒我们，若无社会道德限制而满足每一次性欲，一个男人会很快生出一个村的人口）。另外，动物交配时雄性是从背后进入雌性，而人的性交通常面对面。人的面部有不可思议的表意能力，人与人面对面，会建立一种超出生理的关系（列维纳斯说，他人的面容提醒我们上帝存在，因为那显示出他者绝对，自我有限）。人的性行为具有生物性和生理性，但不止于此，它还具有人格性。即使人的性行为没有达到其所特有的人格性（例如强奸），即变成了“非人”行为，那也不是简单回到动物性关系，而是“禽兽不如”，是一种腐化或堕落的人的性行为。“只有人，才能成为非人。”
死亡也与此类似。表面上看，动物的死亡与人的死亡没有不同——疾病、伤害或衰老消除了机体的能力，使生命走向终结。但是，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走向死亡，人都是面对死亡而生活，动物却只生活在当下。意识到死亡，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是从出生到死亡的时间延伸。这就使人摆脱了当下的控制，人由此才会计划未来，设计人生，因此而与动物不同。看来是负面的死亡，在人这里有着正面的、重要的意义。动物生命的结束与人的生命的结束，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海德格认为，应该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动物生命的结束是“毁灭”，只有人才有“死亡”。只有人是“向死而生”，只有人是“因死而生”。
二是谈人的自由。这个问题无比重要又牵动感情，属于马塞尔所谓神秘，实际上又包含许多层面。这里只说世俗的现代人容易忽略的一层，即自由是人自己造就自己的可能性。麦奎利指出，比萨特说得更好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他说，人就是雕塑家，站在未经雕琢的大理石面前，他可能把它雕刻成美丽的东西，也可能把它糟蹋掉；这块大理石，又是雕塑家自己——人必须从中塑造出一种人格来的那块原材料，正是人自己！上帝完成了所有其他作品，却留下人尚未完成。他对人说：“我把自由的判断交给了你……你可以为你自己确定特性……你可以把你自己雕塑成你喜欢的任何模样。”（注：G.皮科· 德拉·米兰多拉：《关于人之尊严的演讲》（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Regneay，Chicago，1956）。）
麦奎利又指出，自由对人生的精彩旅程必不可少。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人性，因为没有自由的人已被降格为机器或植物，或性质被规定了的某种事物。这样的人，已经不再是那必须自由地从未雕琢的材料塑造自身，从种种可能性中形成自己的“特殊存在”。但是，这样一种精彩旅程的邀请，是用危险和忧惧做成的，所以常常有许多人选择安全甚于自由，无意识地渴望回到母腹中那无忧无虑的不负责任之中。
关于自由，此书中还有诸多深刻而不寻常的论点，随便举几例如下：
自由本身并非一种价值，而是追求并实现种种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追求并实现种种无价值的东西的条件。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性，但同样也不可能有非人性的可怕现象。
人们喜欢自由带来的兴奋，但又避开自由带来的忧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接受自由的正负两个方面，并且负责地达到两方面的要求，否则，充分意义的自由会离我们而去，充分的人性也会离我们而去。自由是走向充分人性的第一步，尽管是最基本的一步。
洛克认为，法律的目标，不是取消自由，而是扩大自由。路德更指出，自由需要法律的保护，因为人的意志受制于罪，而在任何有罪的社会中，总有一些成员企图夺走别人的自由；法律的宗旨，就是减少这种恶事。然而，就社会是有罪的而言，它的法律也可能被颠倒歪曲，从而本身就是压迫的工具。所以，必须超越法律，仰望作为自由的终极保护者从而也是人性的终极保护者的上帝。如果上帝是实在的，那么，他就使一切人间的权力和制度甚至国家都成了相对的，因此也就否定了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声称有权成为压迫人的绝对者。
在详尽而又深入地剖析人生各个侧面的基础上，麦奎利最后表明，人生的种种现象都指向了上帝的存在。在本书的结束处，他将此表述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六项人类学论证。他总结说：对人生不同方面的研究“引导我们走向了同时成为人性之根源、支持和目标的一种精神实在”。这种精神实在就是上帝，而上帝的超越性，则成了人超越的目标与鼓舞。
麦奎利一直批判萨特关于人生无意义的观点，指出对人生境况的回应，可以是肯定存在本身的恩典。他还批评尼采等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并符合人生实际也符合逻辑地提出了一种合理乐观的观点。他不但拒斥早期巴特的极端说法，也拒斥了当代法国思想家利奥塔（J-F.Lyotard）和马里翁（J-L.Marion）之类过分强调差别歧义而丧失了自我同一，或过分强调有限与无限、神与人、神学与哲学之间断裂的说法。他的思想接近于海德格尔、布尔特曼、蒂里希、拉纳尔以至列维纳斯等人，同时又在基督教各派之间发挥了桥梁式的沟通作用。读者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结论，都是真实虔诚的信仰，加上独立清明的理性的产物。
我在1979年第一次接触麦奎利的《基督教神学原理》（1999年他回答我的当面提问时还说这是他最重视的著作），1982年完成翻译。那本书译完16年后，1998年第一次在香港出版，译完25年后，2007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此之前，我还翻译出版了他的《20世纪宗教思想》（1989年，上海；1992年，台湾；台湾版题为《20世纪宗教思潮》），又组织翻译并校对出版了他的《谈论上帝》（1992年，成都；第一版题为《神学的语言与逻辑》）。20世纪80年代，我曾发表长文介绍他的神学；90年代又翻译发表他的两篇访华演讲；现在我又同我妻子师宁一起译出了他的《探索人性》，并已经翻译了他的《探索神性》将近一半。所以，麦奎利的纪念文集《人性与神性之探索》（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的编者摩尔根（Robert Morgan）说我是麦奎利“在亚洲”主要的翻译者和解释者。（注：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p.7（“the leading translator and expositor of Macquarrian theology in Asia”）.）也许他说得并不恰当（我希望他说的不恰当），也许把“在亚洲”改成“在中国”更恰当些？我想说的是，即使是我这个“主要的翻译者和解释者”，现在也发现这个要翻译和解释的对象，还是“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及！
难怪前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前牛津大学教授、现剑桥大学教授）威廉斯（Rowan Williams）这样评价麦奎利：“他那耐心的心智工作，是同他人格的虔敬和谦卑不可分割的，他的榜样一直都是许多人的灯塔！”（注：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p.xiii.）
在此书中，麦奎利引用了英国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的诗：人处于“怀疑之中，惶惑于自己是一位神明，还是一头野兽？”
被创造出来，一半是要上升，一半是要堕落；
是一切事物伟大的主人，又是一切事物可怜的猎物；
是真理唯一的裁判，却又抛洒出无尽的错误——
人，乃是世界的光荣、世界的笑柄、世界的谜语！（注：In Search of Humanity，p.5.）
那么，人究竟是这个世界的光荣，还是笑柄，还是谜语呢？
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我们是否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生活，影响到我们成为什么”（注：In Search of Humanity，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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