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资本论》空间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资本论》空间理论
论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绕不开两位人物, 一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鼻祖———法国的列斐伏尔, 另一位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的大卫·哈维。
关于空间概念的提取, 最早是由法国亨利·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获得的灵感。他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生产空间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 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2](p.47)有学者认为, 列斐伏尔之所以开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空间转向, 源于列斐伏尔在法国巴黎开了两年出租车的职业经历, 这个经历让他有一种对城市空间的特别的关注[3](p.50)。列斐伏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更是一位实践家, 他于1928年创办了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1929年, 他加入法国共产党;1965年, 身为农泰尔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的列斐伏尔与反抗学生一道, 参加了法国著名的“五月风暴”运动, 对当时物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抗议, 表达不满[4](pp.147-155)。
然而,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原原本本地平移到空间理论中的, 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 包括生产资料、消费、政治、国家、警察管制, 以及阶级斗争等在内的所有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元素, 都平移至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然而, 这种新理论的架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理论的提炼, 让人们从空间内的生产认识到空间本身生产这种多视角的思维, 通过把人类社会所有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都归纳为空间这一个整体, 提醒人们生活的空间不仅只有城市, 还有自然环境、乡村, 即人类赖以生存的是一个大空间, 而非仅仅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 这对于人们全面认识这个世界是有帮助的, 这也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贡献所在。另一方面, 随着新理论给人带来新视角, 所有关于区域的、城市的、地理的, 或是能够容纳一切有形的 (商品、运输、物质等) 和无形的 (信息、通信、精神等) 地方, 都为人们以一种更时髦的词———“空间”所代替。列斐伏尔曾经幽默说:“什么是空间?这个问题出现在数学家那里, 也可能出现在玄学家那里。”[5](p.20)
戴维·哈维这位在全球范围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美国地理学家,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哈维虽然在美国被视为激进的异端人物之一, 但西方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地理学所做的贡献。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称:“大卫·哈维就是激进地理学中的老前辈, 当谈到物质的极限时他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对所有界限的蔑视。”[6](p.215)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 (又译成《社会公正与城市》)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下文简化为《叛逆的城市》) 《希望的空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资本的城市化》《资本的限度》等著作中, 对空间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在《叛逆的城市》一书中直言, 主张城市的权利是源于对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延伸。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7](p.875)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第一卷中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卷中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卷中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7](p.29), 即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为统一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 如产业资本、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和资本化的地租, 以故, 在人类一切生产和活动中至少有两个空间, 即生产空间和流通空间, 具体来说是指资本的生产空间和资本的流通空间, 而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 不同于资本化的商品, 它本身是一种自然资源,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 使地租资本化, 土地的购买价格实际上是地租的购买价格, 为了说明这一特殊情况, 故用土地空间来补充生产空间和流通空间。因此, 《资本论》中关于空间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土地空间。其中, 生产空间是最重要的, 对于空间本身的生产也源于生产空间, 流通空间和土地空间都是围绕生产空间而进行的, 而且流通空间受生产空间影响。那么, 生产空间是否无限制地、不受任何边界影响地进行空间的生产呢?答案是否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发展程度越高, 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 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8](p.397)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和流通空间是以较高发展程度的资本为界限。
二、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与马克思空间理论的比较
亨利·列斐伏尔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理论著作, 如《空间的生产》 (1974年重编) 、《进入都市的权利》 (1968年) 、《从乡村到城市》 (1970年)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 (1972年) 、《空间与政治》 (1972年) 等[5](p.2)。
《空间与政治》一书的写作时间较晚, 基本上能够完整地展现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城市、乡村的思考。列斐伏尔在书中强调对现实的空间进行“总体性”或“综合性”的把握, 而每一个“部件”所具有的独特性都是这个整体的一方面或某一个因素, 也即是在整体上的独特性, 比如说具体的、可以独立的“住宅”, 就是整个空间在实践的名义下的一个方面。关于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法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列斐伏尔的贡献是提出多种不同的、新的概念, 比如, 空间、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空间的矛盾等, 对我们重读马克思有很多启发作用。他认为, 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在政治控制下重新进行分配空间的全部资源, 这种通过包括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所有在内的总体性战略是空间设计的来源, 这就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具体来说, 比如说, 土地、空间的流通以前称之为“不动产”, 现在由于战略的调整, 住宅市场化变得普遍了, 因此, 土地和住宅都能够交易了, 这样使得“不动产”动产化了。再比如, 建筑业曾经是第二产业, 是一个从属的经济部门,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战略的调整, 建筑业变成主导部门, 成为生产的一个核心分支。也正是因为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概念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空间化、系统化了, 由原来的二维空间变成立体的三维空间, 因此, 矛盾的交织更多、更复杂了, 这些矛盾被他概括为“空间的矛盾”。在空间的定义、城市的定位、空间生产者的指向方面, 列斐伏尔与马克思有不同的观点。
(一) 关于空间的定义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 关于空间的问题, 有不同的进入方式, 第一种认为, 是由逻辑建立起来的各种属性的空间, 它所表现出来的, 是社会与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的、理想与现实的;第二种认为, 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第三种认为空间是一种手段或工具, 是一种中介, 这种空间总是服务某种战略;第四种认为, 空间是指广义的生产的空间, 包含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共同方向[5](pp.21-29)。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物资方面的, 可以规划的;第二个维度是财政方面的, 可以通过财政收支表看出;第三个维度是空间—时间的规划, 这个是独立存在的[5](pp.37-38)。
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7](p.875)在《资本论》中, 空间的概念是承载着资本和劳动的,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9](pp.410-412), 在空间上看到各种局部的劳动, 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资本的运用, 各个劳动被分布在不同的机器的生产链上, 即分布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 而每一个生产部门雇用了大量的工人, 这样一来, 工人与工人联合生产的这种关系变得分散了, 失去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整体感官, 即本来是由每个部门的工人生产的一种零件共同构成能够在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商品, 而这种事实变得模糊了, 与此同时, 工人的联合斗争性也就无形地被冲散了, 所有的起因源于生产空间和局部劳动。因此, 根据《资本论》通过商品生产和流通, 继而到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不同形式资本在社会的表现, 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分析, 最终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这条规律, 可以概括为三个空间, 即生产空间、流通空间 (交换空间) 和土地空间。
在列斐伏尔那里, 空间的概念不但有不同的进入方式, 而且有不同的解释, 按他的话说, 什么是空间这个问题, 既“出现在数学家那里, 也可能出现在玄学家那里”[5](p.20)。将空间的概念定义为超验性的抽象与一种直接性, 或者一种过去的“具体”之间的那种关系之间所表现出来的, 即具体与抽象这种矛盾对立之间所表现的空间的理论, 类似这种哲学概念上关于“空间”的表述让这个概念泛化了, 或者说是某种“含混”, 即让读者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在这种泛化空间的定义下, 列斐伏尔又突然笔锋一转, 将纷繁复杂的“空间”的规划者指向建筑师这个具体得不能更具体的职业。事实上, 列斐伏尔在很多行文中隐晦了空间就是城市这个概念, 比如, 他指出空间的直接生产, 而生产中心是城市 (1) 。而马克思的空间理论融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中,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列斐伏尔却不这么认为, 他在书中反驳保罗·马蒂克将马克思与凯恩斯并列研究的做法,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5](p.93), 这是出于列斐伏尔对于马克思片段化的理解, 把这些片段化的知识通过蒙太奇的手法拼凑到一起。而他在论述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时, 认为:“恩格斯的思想与他所否定的乌托邦主义, 不是就找回来内在的一致性?”[5](p.69)他认为, 恩格斯的思想是长远而宏大的乌托邦主义, 这一点值得商榷。
(二) 关于城市的定位
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所指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认为, 空间是一个由多个局部问题构成的总体, 空间是不仅包含物质生产, 还包含生产关系的生产的总体, 这一点与马克思相同, 认为之所以称之为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是因为一旦涉及具体的生产, 就无形地隐藏生产关系的生产了, 也就不能够称之为“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了, 正是因为这样, 空间的概念是非常抽象的, 具有整体性、结构性、连续性的, 是社会的与精神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想的与现实的。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 那些被归为生产中心的生产单位和企业中间质性的组织, 一般来说都是城市, 也参与了生产, 所谓“间质性”就是那些在流通环节用于商品运输和交换的服务, 如运输、代工等。他强调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 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 甚至从社会中排出, 即认为唯有城市是与文明、社会等同的, 除此之外的郊区和农村都使居民被拒绝“进入都市的权利”。换言之, 列斐伏尔在具体分析空间实践的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将城市与空间等同, 认为城市是一种空间性的东西, 而建筑师就是空间的生产者。
马克思对于城市的分析, 一直是与分工、交通运输、商业的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首先, 马克思认为商业的兴起, 产生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独立部门, 形成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其次, 大工业发展使农业产生过剩人口, 这些人口聚集到城市, 形成城市工人;最后,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而反过来, 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作为条件, 比如, 交通运输工具的更新缩短了地区的实际距离, 不但加快了资本周转, 而且加快新生产中心的形成、旧生产中心的衰落, 即城市的兴起[5](pp.33-36) (1) 。总而言之, 马克思认为城市只是这个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它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联系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城市的重要作用, 而是旨在揭示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空间理论架构下的商品和资本的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在农业上的运用, 即资本如何统治劳动, 统治包括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 统治整个空间的生产, 通过资本的统治, 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继而得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
(三) 关于空间生产者的指向
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是空间的生产者, 当然, 这里的建筑师是指生产的代理人, 还包括很多类型, 从规划者、银行家、开发者, 到政治和行政当局, 到建筑工人和建筑的使用者[5](p.110), 这类人群都应该作为空间的生产者。这种关于空间生产者的指向, 是将抽象的空间概念与现实中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某种职业划分联系到一起, 为了便于理解, 读者不得不将空间等同于城市。然而, 这不禁让我们提出疑问:建筑师真的就是空间的生产者吗?如果建筑师决定了空间的生产, 那么资本家是否考虑改行, 学习建筑和城市规划?
在《资本论》的空间理论中, 建筑师与其他劳动者一样, 共同帮助资本的空间流动, 即完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事实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真正的空间生产者只有一个, 那就是资本, 或者说是资本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只有资本才决定与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和地方, 决定商品生产的工厂的选址, 比如, 大宗货物的运输选择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 而靠煤炭进行生产的部门会选择离这种资源更近的地方, 木材商会选择将工厂建在森林旁边。总之, 只有资本才能决定生产中心、物流中心、销售中心, 同时也决定土地耕种的方式, 当资本进入农业, 农业部门成为工业部门的一部分, 农田的耕种和收割完全靠资本的运作, 那么土地空间的生产者也就同样取决于资本或租地农场主 (农业资本家) , 所有的社会生产、分工、劳动力的分布都应该由资本控制, 而非建筑师!
列斐伏尔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在叙述中却坚信建筑师才是空间的生产者, 而工人阶级在空间中遭受着各种支配, 比如, 被驱赶到周边的住宅区和社区中, 空间变成工具性的, 谁在使用空间这个工具对工人阶级进行调配?列斐伏尔把它称之为“一种空间的政治”[5](p.117), 正是由于这种空间的政治, 出于某种战略性的考虑, 根据原料、能源的运达、成品或非成品的销售, 将工人阶级分配到空间中。试问谁在政治性地主导空间?这又回到马克思讲的资本, 是资本或是资产阶级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性地主导空间。列斐伏尔显然已经认同这种说法, 只是在叙述中很难接受资本主导空间的事实, 而以“一种空间的政治”取而代之。而空间变成战略性的工具, 通过战略, 从而实现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保持”[5](p.78)。列斐伏尔最终得出一条结论, 即认为人们在生产的产品已经满足需要后, 应该减少生产, 把关注点转向社会质量的发展, 而不再是物质无休止地生产, 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是毫无区别的, 酒还是那个酒, 只是换了新瓶来装, 这个新瓶就是“空间”。
三、戴维·哈维之时空观和“城市权利”与马克思的联系和区别
哈维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平衡, 比如, 一边是巨大的购物中心、科技园、机场、娱乐城、高尔夫球场, 另一边是拥挤的贫民窟。有钱人意味着在城市里能够自由生活, 而没钱的人则天天饱受犯罪分子的侵扰, 可以说, 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成为有钱人的专属商品。故而, 哈维倡导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却享受不了高质量城市生活的人夺得应有的“城市权力”, 实现“空间正义”。空间不平衡不但影响生活在空间中的人, 而且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短期来看是局部危机, 进一步恶化成为转换危机和全球性危机。
(一) 哈维的时空观
哈维的时空观是将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进行研究, 他认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及其相关的主体间时空, 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斗争, 以使不同的人民适应社会, 从而进入暗含在工业组织中时空秩序网络……资本主义发展把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定义强加给人们。”[10](p.254)在这种“工业组织的时空秩序网络”中, “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之间的冲突, 时空观上的阶级、性别、文化、宗教和政治差别都会产生社会冲突, 而正是因为存在社会冲突, 为“社会革命”滋生了土壤。关于“时空观”有三个维度:第一, 阶级斗争的维度, 比如, 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 工人因为8小时工作日所做的斗争就是围绕时空进行的权衡;第二, “女权主义”的维度, 这里哈维虽然是以“性别斗争”为题, 但具体是指两性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试图挑战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的时空和价值观念;第三, 环境主义的维度, 通过时空定义的生态学, 即通过较长时间范围内对于生态的利用与土地利用的短期地租最大化目标之间的冲突。
对于空间不平衡导致的空间冲突, 进而促使产生资本主义危机, 哈维提出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寻求“空间修复”, 即通过生产资本输出型的地理扩张。他在《资本的城市化》一书中, 对利用“空间修复”来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因素的这种方法, 并使用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佐证, 在一个开放的边界重新利用资本和劳动力, 这种方法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个那个诙谐的例子:一位英国商人带着资本和劳动工人去未开垦的美国土地上准备大干一场。换言之, 哈维认为, 只要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回到原始状态, 就不会出现资本家对劳动供给的控制了。因此, 哈维认为, 通过生产资本输出型的地理扩张的这种形式, “这更像是资本主义在试图用时间消灭空间之后在它征服的空间之外为自己买回时间”[11](p.55)。“时间消灭空间”是指资本主义先是通过技术革命, 比如, 先进交通、信息技术, 消灭了空间距离, 加快了资本周转, 从而获得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后再通过资本投入海外市场 (征服的空间) , 为自己赢得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时间, 换取资本主义经济依旧“新鲜”的“保质期” (买回时间) 。但哈维也为此提出新的担忧, 通过生产资本的输出, 即让资本在新地区持续地创造生产力, 这里的“新地区”是指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 或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还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抑或是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地区, 比如英国对印度出口资本, 但是这种空间修复带来的问题是培植竞争者而造成贸易上的威胁。
“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是哈维的原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 从流通角度出发, 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 对流通空间产生两种影响:一是绝对的影响, 即通过交通工具的改良, 比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 会绝对地缩短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 即缩短从生产中心到销售中心的时间;二是相对的影响, 交通工具的变化, 比如, 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沿线可以使内地一条不同铁路的较近地点, 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 相对地变远了。换言之, 虽然在地理距离上, 与生产中心越靠近越有利, 但由于交通优势, 比如, 较远地方有铁路, 而较近地方没通铁路, 这种因为交通优势会使较远地区具有相对优势, 使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 即“用时间消灭空间”。1985年, 中国的黄荣滋先生就总结出马克思理论中“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理念[12]。而“空间修复”无疑就是马克思笔下资本的海外扩张, 是资本在海外剥削劳动力的方式。当然, 哈维也认识到地域性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只是使矛盾在更大空间上反映出来, 这一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二) 哈维倡导“城市权利”
哈维对现实生活分析得很透彻。他看到, 城市的不平等, 即巨大的购物中心、科技园、机场、娱乐城、高尔夫球场与拥挤的贫民窟的对立, 意味着有钱人在城市里能够自由生活, 而没钱的人则天天饱受犯罪分子的侵扰。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是有钱人的专属商品。以故, 哈维倡导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却享受不了高质量城市生活的人夺得应有的“城市权力”。然而, 城市权利的主要实施者, 或者说进行城市革命的主体是谁呢?哈维认为:“革命必然是城市的, 否则就完全没有革命。”[13](p.26)城市如何革命?哈维不敢直言不讳地说, 应该是城市中的劳动者起来革命!但他直言, 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支配城市发展, 他们不仅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 还凌驾于整个国民之上[13](p.67)。吊诡的是, 哈维一直深信不疑地认为:“城市是政治行动和反抗运动的重要场所。”[13](p.119)因此, 城市是唯一进行革命的地点, 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是主要源于城市, 而是农村, 强调城市的革命性的同时, 也就放弃了革命成功的另一条道路。
哈维还描绘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现象:第一, 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在;第二, 环境的恶化;第三, 资本主义增长达到极限。哈维用慷慨激昂的说辞号召人们城市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 在哈维具体行文中, 又多少有些犹豫或者妥协, 比如, 鼓励人们像白蚁一样啃食资本主义, 但又担心资本家雇佣“灭蚁族”。或者通过“取与舍”的关系劝说人们, 如果取缔了资本主义, 也同时取缔了财富的增长。再者, 既承认资本主义导致空间不平衡, 产生资本主义危机, 又提出“空间修复”理论, 即给资本主义缓解危机开出“药方”。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的立场表现得更为坚定和执着,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不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当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生产关系就会阻碍其发展, 资本主义并不是财富增长的等价物, 而且人类的发展不光是在于物质的积累, 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 虽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 但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差别, 不能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亦不能认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即不能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升级版”或“第二代”。要比较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以及探讨理论试用的范围, 合理利用。总之, 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既要借鉴也要鉴别。不能停留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理论而缺乏思考和鉴别, 中国的实践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行创新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要及时总结, 并借鉴吸收西方优秀成果,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 “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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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虽然《空间与政治》第105页中翻译成:“农村加上城市?这就是整个空间。”笔者觉得这句翻译存在理解上的歧义, 这句话属于一段文字的开头, 第一句“农村加上城市”后面为什么要用“?”, 如果这是一个疑问句, 翻译的文本应该修改成:“农村加上城市, 这就是整个空间?”作者在第120页中写道:“我认为, 在那些被归为生产中心的生产单位和企业中, 间质性的组织, 一般来说都是城市, 也参与了生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据了历史城市。资本主义根据其要求改造了它们, 并仍在改造它们。”这里改造毋庸置疑的是城市, 谁来改造?作者认为是建筑师, 即城市规划者, 他们才是空间的生产者。无论这里是城市加上农村构成整个空间, 还是空间特指城市, 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把“空间”这个概念具体化, 甚至庸俗化了, 总之, 空间的概念从高高在上的哲学神坛上被拽了下来。
(2)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08、578页;《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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